《沂蒙匪事》和《祖槐》（见《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６期），都是篇幅较长的散文，这是我首先应该向读者说明的。
小说是人类创造的伟大的谎话，散文贵在真实。如果说好的小说是作家从千百万吨生活的矿藏里提炼出的几斤“谎话”（这“谎话”有时比真实更真实），那么，以真人真事为特质的散文，却排斥作家的虚拟性。特别是写历史题材的散文，一旦存有情节和细节的虚构，作者不仅会失却了历史的责任感，也会被熟知你所描写的那段历史的读者嗤之以鼻。
好的小说当然可以当散文来读，但散文是不可以当小说来写的。我以为，散文不论长短，最要紧的一个字眼是“真”，即从真人真事中自然流露出的作者的真情实感。我曾在一篇阐述艺术真善美关系的小文中写道：“真善而不美者有之，若慈祥之老妇；真美而不善者亦有之，若色彩斑斓之毒蛇，惟不真而善美者不见。”我这样说的目的无非强调，“真”是一切文学作品赖以生存的基础。即使神话故事、科幻小说、童话寓言，若不充溢着人类的真情实感，也不会打动读者的。
拙作《祖槐》通过明初农民大迁徙的那段历史，试图去思索整个人类的生存空间，抒情色彩略浓一些；而《沂蒙匪事》则是一篇记事散文，偏重于写事。文人非史家，对某一段历史作宏观纵横之说，必得征而有信，才能防止以讹传讹，才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匪事》中所记述的每个人物，每个情节、细节，乃至每个地名、村名都是真实的，我都努力作过考证。小说典型性的获得依靠想象和虚构，散文中的“真”，当然也需要作者去发现，去提炼和提升，才能获得文学所需要的东西。
喜欢读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恐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那就是不忍卒读。晚清以来至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外扰内患，天灾人祸，常会使读史人心灵的弦索禁不住悚悚颤栗。前些年我到沂蒙山中生活时，翻阅过大量的地方史志，在沂蒙“民国志”中，有名有号的土匪多达58杆，有关匪患的记载，更是连篇累牍。仅蒙阴一县，在民初的三十余年间，竟发生600余起匪祸。匪祸之烈之惨，亘古少有。每当我与20世纪同龄的沂蒙山中的长者们谈及匪事时，他们亲睹亲历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都曾使我陷入久久的沉思。
《匪事》写的是“匪事”，而不是“匪史”。即使写一本比砖头还厚的书，也难将那一桩桩令人闻而窒息的匪事全部记录下来。关于写《沂蒙匪事》的缘由，我在《匪事》的开头和结尾都已表述过。我的用意在于，通过几土匪，几桩匪祸，几个近代匪首，去剖析滋生土匪的社会因子。这其中有地理环境闭塞、文化素质低劣的原因，有贫富悬殊、官逼民反的原因，也有吏治腐败、兵匪一家的原因，更有人性中“恶”的一面在动荡年代里毫无顾忌地大释放的原因，这才使“土匪”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恣意横行，这才结出了“土匪”这个历史之树上的大毒瘤。在解剖这个“毒瘤”时，我尽量避免去写那血淋淋的场面，有些地方点到为止；我力求将粗俗野蛮的匪事，写得远离地摊文学，写得稍雅致一点儿。因为我知道，真实似火，它可以烛照黑暗，也可以灼人致死。
感谢《中篇小说选刊》在选载了《祖槐》后，又选载这篇东西，使更多的读者读到它。编辑部的同志决定选载时曾电话上问我：你的《匪事》是否旨在呼唤人性复归？我回答“是”。选家眼光锐利，一下便把作者的创作意图看清了。
沂蒙山是一架善良、憨厚、纯朴而富有奉献精神的大山，我在以前的作品中曾多次赞颂过这架大山的品格。《匪事》中写到的匪首赵嬷嬷不是沂蒙山人，据说刘黑七的爷爷辈上也是从外地迁来沂蒙的。我想匪首的祖籍何处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来自异国，而是我们这片土地上长出的怪胎与恶胎。况且，“文革”时期，悲剧曾又一度在沂蒙重演。当时，一大批被划为“保守派”的干部和群众，被逼上了沂蒙山中的马陵山，称之为“马陵山土匪”。于是，所谓的“土匪”与所谓的“棒子队”曾多次展开枪战、炮战，死者六百，伤者近万，被捕者达四万之多，使革命老区沂蒙山又一次元气大伤。这新的“匪事”是在当时山东当权者的导演下，沂蒙人打沂蒙人的一场混战。历史的河流有时被搅得十分浑浊，只有经过岁月的沉淀，才能看清底细。所谓“马陵山匪事”比民初的“匪事”更为复杂，更难诠释，现在去作纵横之论，显然为时尚早。
一个有竞争的社会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一个有序的社会才能实现公平竞争。竞争里当然含有竞争者的欲望。然而，一个有序的社会在尽可能满足单个人欲望的同时，也与某些人的欲望的无限扩张，构成了永恒的抵牾。不顾社会残破，不顾损害他人，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个人欲望的人，不论他是高官还是平民，我们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匪”的因子。
人类将一切飞禽走兽驯服之后，已到了正视自身“弱点”的时候了。
2000年４月２日夜急就于军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