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顾逢在《负暄杂录》中写道：“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顾氏之说，仅为一家言，并无史料佐证。在顾氏之前的五代唐废帝时的《天宝开元遗事》中，只记载了唐玄宗时宫女“金笼畜蟀听其鸣”的情景，而只字未提斗蛩之事。况唐开元年间，诗人迭出，灿若星列，人间万象，市井百态，皆在诗家笔下得以淋漓尽致的表述。李隆基有斗鸡之好，不仅史书多有记载，诗仙李白在《古风》中，亦有绘影绘神的描写：“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而当时的民谣，则对宫廷大肆斗鸡引发的社会弊端，作了无情的抨击：“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显然，民谣中的贾家小儿，因驯鸡有方而得皇家垂青，白日升天，骤然暴富。倘若当时玄宗有斗蟋之瘾，史家、诗人、民谣，焉有不记、不吟、不讽之理。
穴居的蟋蟀，常是昼伏夜出，且只有雄蟋才具有善鸣好斗的习性。雄蟋为争夺住穴和情侣，交斗多发生在夜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很难窥见。自唐天宝年间之后，忧怨宫女“畜蟋闻声”之风不绝。后人猜度，发现雄蟋善斗的“专利”，大概应属于大内中的宫娥或太监。他们抑或在畜养蟋蟋时，不经意地将两只或多只雄蟋放于一笼，偶然间发现了小虫的斗性。
争斗是一切生命的本性。文明人类的躯体内，不乏“蛮性”的遗留，人的攻击性可谓根深蒂固。有正义、非正义之分的战争，固然是因政治、经济、信仰、文化等诸多因素所引发的，但人躯体内的雄性荷尔蒙通过战争得到释放，也是当代一些科学家、哲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小狗小猫刚离母怀，便会追逐扑咬；顽童刚会行走，便无师自通地模仿士兵交战。各种体育比赛，都是“文明战争”的上演。
观赏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的争斗，是人的天性使然。
雄蟋在玩家用芡草的撩拨和引逗下，往往斗性倍发，逞勇显威，极富观赏性和刺激性。
雄蟋的斗性，由宫人发现并变为一种游戏，很快传播到民间，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凭藉正史之所记，野史之所载，诗文之所叙，乃至今人从宋墓中发掘出的斗蟋用的过笼，我们便可清楚地知晓，斗蟋之风盛行于南宋。
其时，最大的蟋蟀玩家，当属奸相贾似道。
贾似道的姐姐乃宋理宗最宠爱的贵妃。身为国舅的贾似道飞扬跋扈，权倾朝野。当时，贾既是右丞相又兼枢密使（宋军最高统帅），但贾胆小如鼠，从不亲临战场。宋度宗时，贾既是宰相，又是太师。度宗昏庸无能，只知享乐，将朝中大小政务皆委于贾，赵家的天下实则成了贾家的江山。贾似道声色利货，无一不好。度宗赐于贾似道的府第，位于杭州葛岭（今西湖边新新饭店处），名曰半闲堂。半闲堂倚湖傍山，岚影沉浮，府中楼台亭榭，廊腰缦回，中有一“多宝阁”，内藏贾从全国各地搜刮的宝玩，其数量之多之珍贵，远远超过朝廷。贾从宫中、民间、青楼乃至尼庵，广采美女，充斥后庭，日夜淫乱。这奸相最大的嗜好是斗蟋作乐。每届秋时，贾与群妾踞地斗蟋，外人皆不敢抵近或窥视半闲堂。某日，贾一妾之兄来府探妹，被斗蟋正迷的贾似道瞥见，一怒之下着人将其妾兄投入火中烧死……这畏敌如虎的佞臣，却将小虫相斗戏称为“军国大事”，乃至元军兵围襄阳，朝廷岌岌可危，他都充耳不闻……
如果说见于《宋史·贾似道传》中的这些史实，足令读史人声罪致讨；那么野史中关于贾似道养蟋的一则遗事，听来更会叫人咒诅唾骂。每当这奸相获得蟋蟀中的超品之后，他便珍如拱璧。为增强虫王之斗性，他在喂养时有着独出心裁的奇技淫巧。他竟让十数粉面桃腮的宫女，先沐浴净身后，又于夜间将宫女们皆双臂捆绑，裸身投进门户洞开的库房，让飞进的蚊虫，去饱吮宫女之血。继而，他又命家丁捉来吸足宫女之血的蚊虫，去喂蜘蛛，再将因吃饱蚊虫而肠满肚肥的蜘蛛，去喂养他心爱的蟋蟀……
贾似道只顾奢靡腐化，从不抵抗元军，加上卜昼卜夜地淫乐和斗蟋，致使大宋江山很快断送在他的手中，被后人斥骂为“蟋蟀宰相”。
蟋蟀本是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天使，却被“蟋蟀宰相”酿造出如此登峰造极的人间惨剧。倘若上苍有眼，也不得不怀疑她创造蟋蟀这小精灵的初衷。
蟋蟀岁岁秋鸣，国人年年玩虫，乐此不疲。至明代，斗蟋中心已由杭州转至北京。
明宣宗朱瞻基，乃明成祖朱棣之长孙。朱瞻基初登龙墩时，推贤进士，广开言路，崇尚节俭，还算得上朱明王朝的一位好皇帝。但朱瞻基在外安内定后，却由少时“夙夜不倦，日诵万言”的书痴，变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蟋蟀皇帝”。
在皇权社会中，皇家的权力如同司天的魔杖，天子在享乐方面的每个念头，每个奇想，乃至每个示意的眼神，总会很快得到实现。《弇州史料》中，收录了宣宗的这样一道诏书：“敕苏州府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样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为堂堂天下之主，一国之君，为小虫事又是下诏，又是差人，又是催办，这在历代皇帝的诏书中，恐是绝无仅有的。况钟以为官清风两袖、彰善瘅恶，而甘棠遗爱，口碑载道，但面对敕令，这苏州府尹也不得不将进贡蟋蟀去当做最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野史记载，宣德八年，朱瞻基得一异虫，形似蟑螂，又如蜘蛛，其貌不扬，初时并不得宣宗恩宠。有大臣见此虫翅上似有两点梅花，便取一美名“梅花翅”。此虫交斗时，骁勇无比，竟使得宫中所畜养的虫王皆俯首称臣。宣宗这才移情别恋，独钟梅花翅。恰在这时，苏州有位姓朱的镇抚，献上一只名曰“金丝黄麻头”的凶虫。此虫头呈蜜蜡色，两须橙黄，六足粗壮，两翅灿若金箔。宣宗御览后，乐不可支，因梅花翅多日无厮杀对手，便传旨着梅花翅与黄麻头于金銮殿上捉对格斗，并着臣子宫人聚殿观阵。
黄麻头与梅花翅几经交口，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黄麻头来了个“霸王举鼎”，将翅折肚破的梅花翅拼力甩出斗栅……
宣宗看得目瞪口呆，直至殿下百官伏地山呼“吾皇洪福，金虫奏凯”时，才恍然醒悟。当他得知此虫乃朱镇抚所献时，便传旨：“金丝黄麻头赐宫花披红巡各殿，朱镇抚加官两级，赏赤金万两。”
《吴县志》载，朱镇抚横征暴敛，残民以逞，被百姓詈骂为“吴中四凶”，并把朱这种“巧将秋色媚天子，水晶盆虚笼小虫”的行径，视作吴人的“百年大辱”。
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攀龙附凤，望风希指，是“皇权政治”的一种通病。帝王希冀长生不老，有人会传炼丹之技；万岁耽于温柔之乡，有人会献秘房之术；圣上喜听颂歌盈耳，有人便能杜撰出天降祥瑞、紫气东来的种种吉祥征兆。天子朱瞻基缠绵斗栅，自然会有人阿其所好。
朱镇抚以一只小虫，官进两级的“示范性”，自然会使得一些官迷们，巴不得搜尽天下名虫集于一宫，以达他们升官进爵之目的。
其时，全国盛传这样的民谣：“促织叫，宣德皇帝要。”曾多次标榜“朕以安民为福”的朱瞻基是否知道，为了他一人一己斗蟋时生发的情感上的欢快，竟使多少百姓为进贡小虫家破人亡。
《明朝小史》中，曾记下这样一则故事：苏州枫桥一小小粮长，接郡督一再催交名虫的指令，只得用一匹骏马易得一上品小虫。粮长之妻听说小虫乃大马所换，纳罕惊怪，便趁其夫不在舍时，悄悄打开虫罐看个究竟，谁知小虫从罐中一跃而出，被正在院中公鸡一口啄食。妇人深感惹下祸端，便自缢而死。粮长归家，见罐空虫失，妻子悬梁，既为亡妻悲伤又觉虫差难交，他也寻一根粗绳自尽，与亡妻一道匆匆奔向奈何桥……
由是观之，一代文章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并非向壁虚构，徒托空言，而是以小虫刺斫大明王朝之腐败，可谓力透纸背，刻肌刻骨。
宣宗的嗜好熏染着宫廷，浸染着大臣，感染着京城，也习染着百姓。于是，从帝王后妃到三公六卿，从富商大贾到贩夫走卒，举国上下掀起了养蟋、斗蟋的沸沸扬扬的狂潮。
一代文魁“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曾在《促织志》开篇中，情景交融地勾勒出了当时京师“蟋蟀热”之炽之盛：“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以引斗为乐。”
人们所以捕捉蟋蟀“如馋猫见鼠”，当然不全是为了娱乐，攫取金钱的欲念，使更多的捕虫人、玩虫者忽略了快乐天使那精妙动人的音乐，使更多的斗虫人加入到了赌徒的行伍。《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吴越浪子尤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
宣宗仅在位十载便驾崩，但由这“蟋蟀皇帝”点燃起的全国性的“斗蟋热”，却丝毫没有降温。斯时，除农家的翁媪男女及部分文人雅士将斗蟋作为娱乐外，大部分玩家、斗家则将小虫当做一种赌具，使斗蟋成了赌博的代名词。
明代文人陆粲在《庚巳编》中记述了吴人张廷芳因斗蟋乐极生悲、悲极生乐的轶事：张廷芳乃一赌狂，初时每斗必败，银钱输光后，只得变卖家产物业抵虫债，其岁岁逢秋必斗，直赌得倾家荡产，身无寸缕。后经高士指点，获一虫王，每战必胜，不消十数日，便又成豪富。冬至虫王死，张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为报小虫知遇之恩，张铸一银棺，盛葬小虫……
在斗蟋史上，向有南虫、北虫之分。至明代，南北玩家们斗遍全国诸多名蟋产地的名虫后，通过类比，辨析，渐次发现北虫之斗性优于南虫。在北虫中，又以鲁虫为翘楚。齐鲁之宁阳、宁津、乐陵、德州等地的蟋蟀，相威猛，色苍秀，骨丰实，牙坚硬，皮枭老，性刚烈，斗期长，色品俱全，大受斗蟋场上斫轮老手的垂青。
明自宣宗后，从京都大邑到穷乡僻壤，以小虫为赌具的博局，随处可见，只是赌资多寡而已。就连军中将领也痴迷于斗虫赌场。
明末将领马士英，曾身居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太保之要职。当清兵大军压境，小朝廷如同鱼游釜中之时，马士英仍容头过身，大斗蟋蟀，被后人嗤之为“蟋蟀相公”。
从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到朱明王朝中叶的“蟋蟀皇帝”朱瞻基，再到这“蟋蟀相公”马士英，后人从中得出了蟋蟀既亡宋又亡明的结论。
作为“欢乐天使”降临人间的小小蟋蟀，蒙受这等奇耻大辱，实乃背情悖理。这些人世间闹剧、惨剧的上演，绝不是小虫儿的过错，而是人性残缺的悲哀。
满族人入关，天下一统。兴起于漠北马背上的民族，本不晓得蟋事，但因受到汉文化的浸润和融合，又加之蟋蟀这小精灵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清宫里的帝王贵胄，乃至八旗子弟，也很快染上斗蟋的嗜好。因康熙帝尤喜蟀鸣，宫中遂有了专司畜养蟋蟀的虫师及太监。因“促织”有催人“纺织”的寓意，京都的斗蟋活动，也每每由朝廷的织造府牵头组织，且于斗前在大街小巷里张贴海报，以招徕百姓前往观看。当然，小虫仍必须作为赌具的角色，方可诱发人们踊跃参与的激情。有史料证明，酷爱权力的慈禧太后亦酷爱斗蟋赌博。她每届岁秋都要住进颐和园，于重阳节这天开局斗蟋，历时一月方休。仅此一项，那拉氏每年都大获一批银两……
民国时期，军阀战得糜沸蚁动，昏天黑地；小虫儿也咬得肉薄骨并，双锋插云。津门的蟋事在清代就可与京都比肩，这时，旌分五色的天津租界里，又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批寓公，蟋事更呈烈火烹油之势；而斯时的十里洋场上海，自会不甘人后，斗蟋也斗得蜩螗沸羹，不亦乐乎。还有资料表明，抗战时期，全国局部性的斗蟋比赛仍是“雷打不动”，日寇投降的第二年秋，沪上的蟋事更是日甚一日，达到历史高潮……
蟋蟀，这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小天使”，面对国人历千载而不衰的斗蟋潮，也不得不为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更不得不慑于金钱的淫威，而乖乖俯首听命了。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灵之树上的果实。
近些年来，国人喜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及一些有趣的群体行为，均提纯到文化的层面去追根溯源，去诠释阐解，并成为一种习尚和时髦。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陶瓷文化等古老传统文化，纷纷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这自在情理之中；园林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成为学人的研究课题，当也不穿凿附会；至于猴年有人话猴文化，鼠年有人说鼠文化，兔年有人论兔文化，便显得“文化”的价值大为贬值；再至于新近有人在小报上提出什么烟草文化、厕所文化、厨房文化等等，不免令人觉得是凿空之论，郢书燕说了。当今，“文化”一词使用频率之高，已使我们感到这个词汇的“通货膨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有专家学人亮出了“蟋蟀文化”的旗帜。不明就里的人们听到还有这种“虫文化”，难免忍俊不禁。历史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见证，只要我们对古往今来的中国有关蟋蟀那卷帙浩繁的典籍进行研读，只要我们从万签插架的书海里，去搜寻那些关于蟋蟀的忽明忽暗的历史鳞片进行组合，便会惊愕地发现：那藏在书页里“小精灵”之迷人的歌唱和勇猛的交斗，所折射出的人性大宇宙，足令我们在传统文化的长河里沉浮；而与“小天使”相关连的诸多学科与艺术领域，会把我们引进虫学与美学的“高等学府”。
琴棋书画、花鸟鱼虫，古称“八艺”，向被视为高官贵爵、文人骚客、隐士逸民修身养性的雅文化。在“八艺”中，惟有蛐蛐可走出高堂华舍，普及民间。秋野劳作的农夫，捉得一对斗蟋，就地挖坑，便可席地而观；山间秋牧的顽童，捕到一只蛐蛐，放入苇编小笼，投进几颗青豆，便可夜听其唱……
人在亲近自然的静观中，在渗透自然的默察里，与“欢乐小天使”的心灵得以同化，这就孕育出蟋蟀文化的雏形。
《诗经》中的大部分篇章，是由草木鸣虫所引发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吟述蟋蟀的诗文不可胜记，自宋代以后，关于斗蟋的民谣、歌诀也不绝如缕……斗蟋之戏的普及性及博彩性决定了斗蟋文化的雅俗共赏，瑜瑕互存。
恶贯满盈的乱臣贼子，死后总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生前所做的某些善事，也往往随着其尸骨入土。“蟋蟀宰相”贾似道却似乎是个例外，他编纂的《促织经》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着。看来，这位奸相不仅只善于渔猎美色与宝玩，而且还工于搜罗天下关于咏记蟋蟀的妙文及民间畜养斗蟋的秘方及歌诀。《促织经》分上下两卷，集“论赋、论形、论色、论养、论病”于一册。今人读来，除觉个别处缺乏科学依据外，通篇都是人们长期捕蟋、畜蟋、斗蟋经验之结晶。致使后来的蟋事研究者想绕也绕不开这奸相的着作，成为蟋蟀行家和玩家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