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往往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向导。随着斗蟋热的久盛不衰，更多的文化人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研究蟋蟀的行列。以诗文灼闪才华的明人袁宏道，于万历年间着有《促织志》。此文分“论畜、论似、论体性、论色、论形、论病、名色、养法、治法、总论”等章节，对蟋事抽丝剥茧，言必有中，读来文采郁郁，辞藻华赡。写有《帝京景物略》等着作的崇祯七年进士刘侗，也撰有《促织志》。文中分“产、捕、辨、材、斗、名、留、俗、别”等段落，也将蟋事写得如画如真，妙趣横生。自明至民国，有关蟋蟀的鉴谱、秘要之专着多达十余部。其中民国时期李石孙所纂集的十二卷《蟋蟀谱》，是自宋以降，文人学者与玩家歌咏、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爱因斯坦有言：“科学所追求的是概念的最大的敏锐性和清晰性。”
当我漫游于自宋以来国人对蟋事研究的书林里，不得不惊叹：即使最博学的昆虫学家和最精到的解剖学家，也难以对小小蟋蟀做出那般纤毫无误的钩稽与考究。
在一般人看来，蟋蟀这个小精灵，虽然五颜六色，但不外青、紫、黄、黑、红、白等，而经历代玩家及爱好者的辨析，仅青色蟋蟀，古谱上就离析为紫青、黑青、淡青、蟹青、油青、稻叶青、竹叶青、芦花青、生虾青、熟虾青、蚰蜒青、青麻真青、青麻铁青等凡30余种，而且每种青色均有歌诀描绘。即使对色彩尤为敏感的油画家，见青之色竟有这多种，也会击碎唾壶。
古谱中对紫、黄、黑、白、红诸色，也复如斯。
在寻常人看来，除雌蟋三尾外，雄蟋皆两须、两牙、两尾、六爪，在形体上差异并不大。而历代虫家凭着那机敏锐利的目光和对大自然多种昆虫的感知，却将斗蟋的形状进行了细化加形象化，古谱记有“蝴蜂形、蝼蝈形、蜘蛛形、螳螂形、蚱蜢形、玉蜂形、枣核形、龟鹤形、土狗形、虾脊形……”等近20形，且每种形态，亦有歌诀论之。如《论蚱蜢形》歌曰：“头大肩尖腿脚长，秀钉模样最难当（难以抵挡之意）。侧生身分高而厚，斗到秋深赢满场。”
选虫如选将。经历代玩家之实践，古谱上对蟋蟀的须、头、额、眼、牙、项、背、翼、爪、腹、尾等每一个部位，都有精到的辨析及破说，就连人们用肉眼极难观察到的比米粒还小的蟋蟀之铃门（即肛门）及其排便情况，古谱上亦有准确的考释：虫粪细小且坚实，说明虫之强壮；粪粗且酥软，证明虫之孱弱；如果铃门红若涂朱，是为难得的骁勇之将；倘若铃门色成姜黄，则虫已近垂暮之期；而铃门发黑，则是罹病之兆……
历代虫家薪尽火传，对小小蟋蟀的食、饮、住、行乃至生活隐私，也记述得细致入微。明本《重刊订秋虫谱》中，载有“促织三拗”，说的是蟋蟀有悖常规的三种行为：一是斗蟋在交斗时，胜者鸣叫而败者无声；二是雄、雌蟋交配时，雌蟋压在雄蟋背上；三是交配后的雄蟋，斗时情绪亢奋，变得更加勇猛……
辨别蟋之鸣声，是选将拔帅的要诀之一。令人嗟讶称叹的是，历代“九段捕手”及高超的玩家，其耳朵灵敏得如同当今的声谱仪，在一片蟋鸣中，他们竟能分得出：哪是独处的蟋蟀怡然自得的“鸣叫声”；哪是受扰蟋蟀向其同伴发出的急促的“警戒声”；哪是相斗的蟋蟀吟出的高亢的“竞斗声”；哪是寻欢的斗蟋向雌蟋唱出的缠绵的“求爱声”，乃至哪是雄蟋在交配时哼出的亢奋的“做爱声”……
国人对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谓卓矣，越矣，显矣，着矣，精矣，绝矣。倘若自明以来的袁宏道、刘侗、李石孙辈再世，他们足可挟其着述，款款走进当今的高等学府，去客串讲授--“动物界之节肢动物门之昆虫纲之直翅目之蟋蟀科”的知识，即使将他们聘为昆虫学博导，也能名至实归。
在蟋蟀文化中，还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历年斗蟋，每岁产生的虫王，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编写的《功虫录》。录中，对每秋“殿试”中跃过龙门的“虫状元”、“虫将军”皆“诰封”赐名，并对虫的形貌、体长、身重、颜色及所斗场次及战场表现，皆一一形象化地备述。述后，还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颂诗。
清《功虫录》载，宁阳有一小虫独占鳌头后，即被“诰封”为“骁勇大虫王青金翅”。对该虫，录中有无名氏颂诗四首，其三云：
项阔头圆体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仪。
诸雄胆破仓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现象，这是旧中国有闲阶级和帮闲文人对小虫“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间，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具的自然法则。小小蟋蟀从羽化成虫到死，仅有三几个月的时光，故被称为“百日虫”。它们钻土为穴，以五谷杂粮为主食，间啜其它昆虫。蟋蟀是宽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怀中的小乖乖，上苍给了它们最大的自由。然而，当它们被人们玩于股掌之上后，尤其从唐代开始被“召进”皇宫后，它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虫分五等，身有九级。这小乖乖们被人为地拉开了“阶级的差距”，生活的差别。
皇族鼎贵，为炫示富有和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心，对小虫儿的吃住，进行了极为奢华的安排。金编银铸的小笼，玛瑙雕成的虫楼，碧玉镂镌的虫室，无不小巧玲珑，精美绝伦。这足令身栖草棚茅舍的农夫发出“人不如虫，虫比人贵”的喟叹。
至宋代，玩家们渐次发现，小虫儿有喜阴避光的习性，这才将它们从金玉之舍中解脱出来，让其改为盆居。在英语中，陶瓷是中国的同义语。而小虫盆居，更能让皇室巨富去显示花样繁多的奢靡。从宋平章盆、元至德盆，到明宣德盆、清慈禧御用虫盆，其盆体、盆盖上，莫不描金绘彩，有的甚至镶有珍珠和宝石。盆体、盆盖上的塑雕及图案，或仿青铜，或摩汉魏，或肖脸谱，或雕云鹤，或镂狮球，或刻龙描凤……在不大的虫盆上，魏紫姚黄，争奇斗艳，竟把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极致。
皇室里的虫盆中，蟋蟀的小食板多为玉制，饮水用的水盂，居住婚配用的铃房，交斗提蟀时用的过笼，皆由官窑烧制，其图案之精美，颜色之绚丽，足也令人眼花缭乱。
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拨下才会交斗。农家小儿折根黄草当芡草，既能顺应虫性也能玩个尽兴；而皇家和权贵用的芡草，则常是鼠须或貂鬣所精制，而芡筒则是象牙镂空而成……
如果将这些宫廷及王公们使用的集“诗、书、画、镂、塑、雕、铸、锻、烧”于一体的虫盆、虫具汇聚一起，足可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廊。
难怪当今最负盛名的大鉴赏家、大收藏家、学者王世襄老先生，在饱览民国时富家养虫的精舍美器后，在《秋虫篇》一文中，不乏风趣地写道：“……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林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悠哉！悠哉！”
我常想，自宋至清，皇族显贵为蟋事，曾消耗了国人多少聪明才智，曾挥霍了国家多少金银资财！倘若明清时当权者把玩蟋的浓兴移出半分去倡导科学与民生，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也不至于在清末被列强那一条条、一款款辱国条约的利刃，戳成碎片……
《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云：“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早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蟋蟀文化”里。以松竹喻人格，以牛马比君子，常被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来阐释做人的道理。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织有“三德”，同是清人的冯霅云则云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遇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伤重致死，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但这种声音，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大潮中，毕竟显得力弱音微。
中国的蟋蟀文化，不谓不博大精深；但它又是一颗多味的果子，今人咀嚼起来，很难分辨它是涩，是甜，是酸，是辣……
近代人恩溥臣所撰的《斗蟋随笔》，实际上是一本近代“功虫录”。书中记有从清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九年的46年间，全国斗蟋决出的“功虫”，计有26只。因《斗蟋随笔》的手抄本发现时已残缺，人们能读到的功虫只有21只，其中山东虫占17只，宁阳独占8只。作为一县之地，宁阳在全国当是无出其右。
从明清以来，山东便被玩虫者誉为“蟋蟀王国”，而宁阳、宁津名虫产地所产之虫，又是这“蟋蟀王国”中的“御林军”。
古谱言：“蟋蟀所生必在地脉灵秀之地，燥湿得宜之壤。”
凡于秋日来宁阳的玩虫人，看罢这里的锦山绣水后，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虫王应该产生在这里。
宁阳北倚泰岱，南襟曲阜，孔子喟叹的“逝者如斯夫”的大汶河，横亘东西，穿越县境，境内有数十条汶河支流，经纬交织。西部有重峦叠嶂的神童山，东部是沃野平畴。
神童山中，虬干曲枝的古松、古柏，华盖如伞；扶疏叠翠的老橡树，巍峨峥嵘；古庙、古刹隐现其间，表明这里曾是道家、佛门的洞天福地。神童山下连绵的丘岭上，有20万亩百年大枣林。远远望去，郁郁苍苍，茂茂密密，如同凝固在山脚下的漫汗的青黛色云烟。枣林里棵棵老枣树枝干交叠，遮天蔽日，串串玛瑙般圆润的大枣，压弯了干，压颤了枝，嫩红、浅红、绯红、绛红、浓红、紫红、玫瑰红、杜鹃红的枣儿，斑驳陆离，溢光泛彩。枣林四周，间有座座梨园，嘟嘟噜噜黄橙橙的鸭梨缀满枝头，人们在饱享丰收喜悦的同时，也会为梨枝的负重而担心……
走进盛产名虫的泗店、乡饮、磁窑、伏山等几个乡镇的沃野里，映进人们眼帘的是一片五谷丰登景象：那大片的玉米比壮汉还要高过一头，每棵秸秆上甩有一对尺把长的棒棰；齐腰深的豆田里，串串饱鼓鼓的豆荚，似要在金风里随时炸裂；块块棉田里，株株都是金铃吊挂，绽出雪一样洁白的花絮……
斯山斯水，斯情斯景，岂能不令人发出这样的咏叹：宁阳虫的鸣唱所以格外清脆嘹亮，宁阳斗蟋所以数度打遍天下无敌手，是神童山的钟秀赋予它们超迈的神韵，是大汶河的清波洗濯了它们油亮的翅羽，是枣林梨园的花香熏柔了它们婉转的歌喉，是沃野中的夏霖秋露补足了它们滂沛的元气，是田畴里的豆谷糜粟强健了它们刚劲的筋骨……
历史是一出永远没有结局的连台本戏，常是“龙笙”乍歇，“凤弦”又起，而每一次的闭幕，又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
开国后，赌博、狎妓与嗜食烟土等旧中国遗留下的沉痼恶习，被理所当然地明令禁除，斗蟋之戏也被视为玩物丧志而销声匿迹。
“文革”时，国人的精神原野被全线冰结。旷世的劫难，扭曲了国人的生命神经；貌似激情的颂歌里，颤动着理智的失控。人的本性里含纳着动物性的本能，人的情泄性、娱乐性即是动物本能的一种折射。当“红海洋”的潮水退去之后，留给国人的是一片无边的精神迷惘……
改革开放后，国人的物质生活开始由温饱向小康过度。衣食有着的人们，自会通过各种传统的和引进的娱乐方式，去宣泄过剩的精力。斗蟋之戏，作为一项有着千载历史且极富诱惑力的民俗活动，当然不会被国人遗忘，蟋事潜滋暗长，当在情理之中。
“奇”是诱发“好”的先决条件。1981年，上海电视台率先播放了蟋蟀格斗的录像。小精灵那交口如闪电乃至得胜之虫发出的鸣唱，既极大地满足了城市中孩童的好奇心，也令昔年的老虫迷心中麻痒，旧梦重温。
1985年，天津由民间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蟋蟀协会，继而上海、杭州、苏州、济南、广州、西安、沈阳、哈尔滨等二十几个城市，也先后成立了“蟋协”。至此，在建国后中断了近四十载的蟋事之链环，终被虫迷们焊铆起来。
有着文化积淀的人类，不仅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娱乐方式，而且也能对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着花样翻新。
1989年深秋，全国“维力多·济公杯”蟋蟀大赛在上海举办。翌年秋，亚运会在北京隆重启幕，为使亚洲及世界来京的友人一睹中国古老文化的丰厚多彩，亚运会组委会特成立了龙潭庙会指挥部，展示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庙会指挥部还委托北京长寿协会蟋蟀研究中心，举办长城杯蟋蟀大赛，特邀京、津、沪、鲁四地的玩虫、斗虫高手参加角逐。这就使得斗蟋之戏，由纯民间活动堂堂正正地走向了社会前台。
在济公杯和长城杯举办之前，香港在斗蟋大赛中，山东宁津所产之虫，高歌奏凯，两度夺魁，宁津遂引起全国虫迷的高度关注。在济公杯和长城杯的大赛中，宁阳虫又折冲樽俎，独占鳌头。此后的1992年秋，上海队与天津队两军对垒，上海尽遣宁阳虫搦战，结果宁阳虫以泰山压顶之势，使天津队大败亏输，比分是10∶0。此一战使宁阳愈发名声大噪，使全国虫迷对宁阳虫口中啧啧，厚爱有加。
跋涉于大沙漠中极度干渴的旅人，会把昂贵的金银珠宝视为砂砾，而把一壶清水当作救命的甘露。这是人们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出现的商品价值的移位。在悠长的岁月里，宁阳父老从来没把遍野欢蹦乱跳的蛐蛐儿视为“金玉有价虫无价”的商品。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人们甚至把蟋蟀视作吞食五谷的害虫，必欲除之而后快。
昔年，宁阳百姓常听瞽人演唱《济公传》。当说书人演唱到济公这位急公好义的传奇和尚，曾用三只蟋蟀戏耍临安罗相府的罗公子、一只蟋蟀能值千两银子时，宁阳乡亲们无不哑然失笑：这是唱书人逗咱乐的，若蛐蛐那么珍贵，咱宁阳岂不满坡遍地都是金银了……
地处孔孟之乡的宁阳，民风淳朴，向把土地、稼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建国之前，宁阳以捕蟋谋生者仅有一王姓之家，住县城北关王家店。王家地无一垄，仅开有一小茶铺，王家祖孙三代以捕虫、卖虫补少米之炊。王家三代捕虫人，自珍自爱，他们于谷地豆垄中捕虫时，从不损伤一棵庄稼。于瓜田李下捉蟋归去时，还每每插一“茶铺王氏来此”的标识，为的是让园主查看果瓜是否有失。见王家捕虫如此仁义，街坊邻里也“网开三面”。每当听到家院内有好虫鸣叫时，便夜不闭户，好让王家人来院中捕捉。看护场院的人，每当秋虫于夜间盛鸣时，也悄悄离去，是为了让王家祖孙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静辨虫鸣而获好虫……但宁阳百姓对当地少见的有地不种而玩蟋斗蟀的农人，一概视为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除了白眼还是白眼。
在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上苍为人类创造了数不尽的奇物异宝，但它们只有纳入人的享用范围之内，才能显示出价值。
蟋蟀这小精灵被当成商品，自南宋以来，便有记载。南宋词人姜白石在《咏蟋蟀》一词的序中云：“……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据明清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一只蟋中上品，能值几十两银子。清代的膏粱子弟，在冬日为听虫鸣，买一只人工孵化的蛐蛐或蝈蝈，也得花费几两银子……
当小蛐蛐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再度成为商品时，宁阳百姓方知昔年瞽人说书时，那“只蟋千银”的说唱并非虚妄之词。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宁阳人首先懂得蛐蛐竟还能成为商品者，当属泗店镇南王村的王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