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凌晨，一个女子用手机向县110报警，称自己被坏人劫持，请求警察救命，并报了地址。城关公安分局干警立刻赶往出事地点。女子报告的地址位于城西一处旧巷，有数间平房，警察冲进其中一间，控制了其中人员，一共两名，一个正是该报案女子，另一个不是别人，却是残疾人柳树。报案女二十四、五年纪，外来人员，也不是什么良家女子，是附近一家发廊里的洗头妹，兼营卖淫，为暗娼，有前科。案发平房为该女租住宿舍，也是容留嫖客嫖娼的营业场所。警察发现现场情况与女子所报有出入：该平房仅十余平米，空间不大，门边有一张木沙发，柳树坐在那张沙发上，控制房门，女子则躺在屋子另一侧木床上，身上盖有棉被。警察冲进去时，两人不干别的，一起在看电视。现场没有暴力搏斗迹象，除柳树持有拐杖外，没有发现其他暴力器械，与一般劫持现场有较大区别。女子对警察还是一口咬定自己被拐子劫持，两人便被一起带到公安分局。经分别盘问，案情基本弄清楚了，原来并非劫持人质，是一起嫖娼赖账案。当晚柳树与该暗娼嫖宿，讲定价钱三百，凌晨柳树起身要走，暗娼抓着要钱，瘸子赖账，说没钱，有拐杖。两人争吵，拉扯，柳树打了暗娼一杖，暗娼气愤不过，打手机就找警察，她说自己早让警察逮过，脸皮不要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拐子，四肢不全还要玩女人，睡过觉了还赖账，她非让拐子吃个大亏不可。按本地处罚规定，嫖客暗娼卖淫，逮住了各罚五千，经常全罚到嫖客身上。该暗娼平时不看电视新闻，不读报纸，不晓得柳树什么玩艺儿，一心只想让警察痛罚拐子，狠狠教训他一番，却不料柳树不怕。他说：“咱们就在这里等警察。”于是两人一起看电视，各守一头互不讲话像正在怄气的一对冤家男女，直到警察光临。
我知道他的意思。警察根据报案，在自己的管辖区域里抓住了一对违法人员，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按规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这一回他们感到有些棘手，因为扣住的是柳树。柳树有何麻烦？首先该残疾人没有几个钱，肯定无法足额交付罚金，自己的罚金都交不了，别说加上暗娼的。而且他显然不打算交这笔罚金，如同他非要赖暗娼嫖资一般。警察能怎么办呢？不处罚了，放了他？会不会太便宜他了？处其拘留，关进看守所或者弄去劳教？这就更复杂。该残疾人不好侍候，他在本县城还颇有知名度，谁都知道他和他的盲妻跟齐代县长的关系，俗称：“县长的人”。
所以分局长赶紧找我。他一定挺犯愁，怎么跟县长说呢？让县长管这种事，还要他这个分局长干什么？偏偏柳树身份又比较特别，“县长的瘸子”，不及时向县长报告，万一县长不高兴了，怎么办？所以还是得说，或放或罚或关，请县长做重要指示。县长不表态，起码表达一点意向吧，至少他们算是及时做了报告。
我没含糊，也不哈哈，给他一个明确态度：“这个不必问我，你们依法办事。”
“是，是。”他有些口吃了，“我们研究一个，一个办法。”
我说行了你去吧。
他却不走。说还有情况汇报。
他说，在处理柳树案时出了个小岔子。上午的值班民警是两个年轻人，他们经验不足。柳树被拘到分局之初，在做笔录时情绪尚可，没有激烈举止。询问处理中双方开始争吵，柳树感情冲动，动作猛烈，与办案民警发生肢体冲突，幸而事前收了他的拐杖，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两个警察把柳树就地铐起来，还扣上脚镣。柳树赖在笔录室地上不起来。说警察打人，有种就把他打死，不死的话，他出了分局就找报社，找电视台，找残联，找县长。
“他们向我汇报，我立刻换上两个人，把原先两个撤出来。”分局长说，“铐子脚镣都已经卸掉。但是柳树的情绪还是非常激动。”
他检讨，说治下民警急于结案，办案中可能确有些处置不当之处，不排除有轻微刑讯逼供行为。对此他一定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柳树一案从起初情况看，除嫖娼外，尚未涉嫌其他违法事项，后来虽发生与警察肢体冲突，妨碍警察履行公务，妨碍办案等情节，考虑到其残疾人的特殊情况和民警办案中的一些方法问题，可不予追究。在离开分局到县政府汇报前，他们已经准备放了柳树，罚金暂欠，今后补交。但是柳树拒绝离开，依旧大闹特闹。
“他说，他说。”
我的手机响了。分局长把话收了回去。来电话的是残联女理事长。她把她手下那些人都叫去找人，一直没找到蔡小霞。街上有人看到过盲女，说她乘一辆三轮车往城西方向去了。他们找遍城西大小角落，没有她的影子。
我把电话收起来，问了公安分局长一句话。
“你们跟柳树的家人说些什么了吗？”
果然。柳树被拘后，办案民警打过电话，给“县长的瞎子”。着名的“小霞热线”谁不知道呢？民警让蔡小霞马上到公安分局领人，并交罚金。蔡小霞很紧张，问柳树又犯了什么案？警察说是嫖娼。蔡小霞即在电话上哭，说他怎么会这样？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呢！显然是警察的这个电话让案子复杂化了。此前柳树虽然不合作，却也没有激烈举止，一听说已经通知蔡小霞来交钱领人，他突然跳起来，拿脑袋、身子猛撞警察，嘴里大喊大叫，整个人疯了一样，完全失去了理智。
我很生气。我说：“你们怎么就不会多用点脑子！”
“我批评他们了。”分局长嘴里丝丝抽气，“批评了。”
我说，柳树的事情不急，别管他。现在蔡小霞不知去向，大家正在找她，分局也安排民警帮助找找吧。这位盲女没有违法，为什么要伤害她？即使是办案需要，也应当注意方式方法。社会各界对她很关注，县里，市里，省里，很多人知道她，还特别同情这个残疾姑娘，要是出个什么意外，怎么面对大家？
分局长说齐县长放心，他立刻安排，一定在最快的时间里找到她。
他嘴里吭吭吭吭，还想跟我讲柳树的事。我一摆手制止他。
“不用讲了。”我说，“他的事我说过，依法办理。”
“县长，县长，”他急了，“这人还有问题。”
县长的瘸子还什么问题？他骂娘。以他那种脾性，警察铐了他，他不骂娘倒奇怪了。问题是他没骂警察的娘，骂的居然是县长。他说他一个拐子还怕什么，警察不怕，所长不怕，局长不怕，县长也不怕。谁都知道代县长齐国栋待他不薄，他竟然大喊大叫，声称恨不得打断县长的一条腿，让县长也尝一尝坐轮椅拄拐杖的滋味。
“我不怕你们跟他说！你们去，”瘸子对警察撒野，“就是他，都是他！”
不由我笑。
我说：“你们把他放了。把拐杖还给他，让他来试试。”
当天下午，我把县民政局长叫到我的办公室，交代他马上到市里去办一件事。隔天上午他从市里给我回了一个电话。
“找到了。”他说。
我让他查柳树的情况。我对该残疾青年产生了极大兴趣。从棒击座车，到“害人贪官去死”，再到准备打断县长之腿，这人真是神经有病吗？柳树是外来人，本县没有他的历史记载。蔡小霞跟我说过，他是在市民政部门办的儿童福利院长大的。我让县民政局长从那里找起。一查，原来他也不是从小就在福利院，是七岁那年才被送去的。那时他是个小流浪汉，他的父亲是个老流浪汉，带着他四处游荡、乞讨。因为一起意外事故，父亲死了，他受伤致残，被福利院收留。这人不合群，性子暴，挺让老师们头痛，但是很聪明，学了一手好字，在市里特教学校上学时迷上乐器，学什么会什么。在福利院他从不讲自己的经历，后来他上中学，没读到毕业就辍学，离开福利院跟一个草台乐班走了。
紧接着我接到报告：蔡小霞有消息了，她在昨日中午从本县火车站搭乘过路班车离开，所乘列车目的地为成都。公安分局长亲自布置得力警员，用拉网方式走访查询核实，信息比较准确。警察是专业人士，这一方面他们无以伦比，比其他人有办法。
分局长说，他们已经跟铁道公安取得联系，请求协助。一定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她，把她带回来。
我给予充分肯定。我说有情况再给我挂电话。
但是不必劳驾了。几小时后蔡小霞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悄无声息地找上门来。
她已经调整过来了，睁着她那双所谓“看上去一点不瞎”，非常有神的大眼睛，平静地坐在代县长办公室的沙发上，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头，没有眼泪，不显悲伤。
她说，她确是上了火车，她打算一走了之，回四川老家去。半道上她下了车，她觉得自己这样走开不对，对不起齐县长，对不起柳树，也对不起大家。
我说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她告诉我，柳树犯了错误，不能全怪他，跟她也有关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总是拌嘴。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相依为命好几年，从没有这么吵过。柳树野惯了，让他老老实实呆在一个地方，他非常难受，哪怕这环境好到天上去了，也那样。他还特别偏狭，本能地有一种逆反情绪，他说他讨厌新房子，讨厌小区值班室，讨厌那些记者和官员，讨厌自己的乐器，甚至讨厌自己。因此他特别不着家，总往外跑，随心所欲，惹是生非，自暴自弃，劝都劝不动。
“我在电话里跟多少人谈过心，好多人说我的话像清风一样，给了他们帮助。”蔡小霞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帮不了他，我没办法说服他，他的耳朵进不去。”
出事前一天他们吵了一场，吵得特别厉害。蔡小霞哭了，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她不想再这么下去，她回四川老家吧，大家各走各的。柳树把手一甩，摔门离开，彻夜不归。第二天接到警察电话，知道柳树出了丑事，她不假思索，只拿几件衣服就走，行前才想起要给我打个电话，她没想报告准备离去，只想请县长不要太难为柳树。恰我忙，说不上话。她抹着眼泪就上车站，搭火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