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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和母亲一起相依为命，在泪水和苦水中煎熬度日的冬环终于遇上了一次命运的转机。
当时已在战时陪都重庆工作的二伯父刘子谷，得悉老家家破人亡的惨景，日思夜念，忧愤不已，不顾路途险阻，只身潜回汉川刘家大湾，为生前未能尽到人子孝道的父母和手足情深的三弟料理后事，并接走了留在老家的女儿刘安。
二伯父共有三个子女，儿子刘宁和刘滋一直跟在他身边，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和妻儿曾回到汉川老家，在县城住了一段时间，湖北沦陷前夕去了大后方重庆，只有女儿刘安还留在老家。他和三弟（冬环父亲）自幼一起长大，感情非同一般，见三弟唯一的亲生骨血冬环长得聪明伶俐，又初识文字，而且和女儿刘安也特别要好，就想把她一起接出去，只是念及弟媳身边就这么个相依为命的独生女儿，又不忍开口。想英虽是农村妇女，但却深明事理，也一直在考虑女儿的前途，得知二伯的心思后，思想斗争一时非常激烈，但在经过几个辗转不眠的夜晚之后，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在二伯离开老家前几天，极认真地向他提出，希望他带女儿逃出苦海！她对二伯父说：“姑娘一天天长大了，我这个当妈的心一天天都是悬着的呀！鬼子烧杀奸淫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得了呵！如果这姑娘真像二伯父说的那样，还可以培养造就，出去读读书，见见世面，说不定以后还真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呢！那样的话，你三弟九泉有知，也可以瞑目了！”
二伯父对弟媳的话很是感佩，但仍担忧地说：“我当然愿意接冬环出去，她伯妈肯定也会欢迎，但冬环一走，把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在这里，万一有个三疼两病的，身边连个端茶递水的人都没有，那又怎么办呢！”
冬环母亲说：“只要冬环跟着二伯父出去能有条生路，我这辈子就无所遗憾了……”说罢已是泣不成声。
冬环当时虽只有13岁，但由于父亲早逝，家境清贫，已经相当懂事，她也想跟伯父逃离日冠残暴统治下的沦陷区，但却又难以割舍母女之情。
当母亲郑重其事地告诉她，她已跟二伯父商定让她跟安妹一起走时，她不禁泪如泉涌地扑倒在母亲怀里。母亲连更连夜地亲手为女儿缝制了两套换洗衣裳，两双布鞋，千叮万嘱：出去之后要听伯父伯母的话，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能有出息。
离家的日子终于来到。为防不测，二伯父决定不走陆路走水路，避开鬼子的碉楼和巡逻队。他们趁清晨悄悄地上了一条雇来的小木船，送行的只有冬环母亲和大伯父等少数几个至亲亲友。当船工用竹篙将小船撑离湖岸时，想到从此就要远离骨肉亲人和家乡故土，坐在船上冬环不禁叫喊着“妈妈”放声大哭，岸上的母亲也“环儿，环儿”地喊着她的小名，哭得跟泪人儿一般。随着木船越行越远，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哭喊声也越来越弱，后来冬环看见母亲瘫坐在地上，两只手仍然拼命地朝前伸着……她痛苦得心都快碎了。
为了避开鬼子，离开刘家大湾后，他们的小木船一直在芦苇丛中躲藏穿行，登岸后二伯父带着安妹和冬环昼伏夜行，爬山涉水，于数日后终于进入了四川万县境内的中国军队防区，然后搭轮船逆流而上，总算平安抵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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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陪都重庆当时正经历着血与火的洗礼，市民们几乎天天都在跑警报，到处都是被日本飞机轰炸倒塌燃烧的房屋和横七竖八的尸体……触目惊心的惨酷景象令冬环终生难忘，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深入骨髓。
当时二伯父一家住在青木关教育部的简易宿舍里，地点虽然偏僻，但却相对安全一些。二伯父将女儿和侄女在青木关家里安顿下来。二伯母陶翠英时在青木关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司任职，对她们俩的到来非常欢迎。她是江苏人，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曾任中学美术教师，画得一手好油画，抗战爆发前夕，她和二伯父回到老家探望祖母（安妹就是那次留在老家的），曾摆开画架专门为二老各画了一幅肖像，当栩栩如生的肖像在二伯母的横涂竖抹中神奇地出现在众亲友眼前时，令大家惊喜不已。
家中两个男孩子，大弟弟刘宁上初中，小弟弟刘滋上小学，对家里添了两个小姐姐非常高兴。
二伯父在主城工作，每月回一次家。有一天伯父从主城回来告诉她们，前些时延安的卫生部门来重庆招幕一批女青年那边去学护士，不久前才离开。二伯父遗憾地说：“可惜消息知道得晚了，如果能去那边就好了！”
当时冬环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话的含意，只以为是错过了一个学习就业的好机会，很久以后她才明白，如果她当时真赶上那个机会去了延安，一生的命运也许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二伯父和二伯母对侄女关爱如同亲生儿女，几个孩子在生活上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冬环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家。因她只读过两年私塾，就认得一些字，算术等其他学科完全没接触过，直接上学跟不上，伯母就抽时间专门给她补习，使她一点点地跟了上来。冬环从小劳动惯了，在新家里也闲不住，主动承担起生炉子烧饭，抹屋扫地等家务，减轻伯母的负担。在弟妹们面前也拿出当大姐姐的样子，每天早上叫唤弟妹们起床，替小弟弟穿衣，待弄他们吃早饭，送他们出门上学。伯父伯母怕她累着，常拦着不让她做，她总是笑着说，比起在老家干的活儿，这就跟休息差不多了。
当时，教育部在青木关八庙堂办了一所战区学生进修学校，专门收容从沦陷区逃难来的流亡学生，学校设有初、高中各年级，学生的吃住和一切费用都是免费的。经过一段补习之后，伯母为冬环申请进了这所学校的初中班。学校里的集体生活，给了她一种令她感奋的全新的生活体验，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百上千的流亡学生所汇成的国难悲情和抗战热忱，每时每刻都在激动着她那颗年轻的心。经过两年的努力，冬环终于赶上一般的同学，完成了初中学业，并顺利进入国立社会教育师范学院附属师范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师范学校，校址就在离青木关不远的璧山县温家湾一处被临时征用的地主庄园内，学生大多也是不同时期从沦陷区逃难来的流亡青年学生。冬环进校不久，就发生了“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为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数千名平民百姓在较场口大隧道里被窒息而死，从隧道里拖出的尸体堆成小山，一时呼妻唤子，哭爹叫娘的哀叫悲号淹没了整个山城！学校号召同学们踊跃捐钱捐物，还组织起自愿服务队，慰问、帮助受难民众和家属……在校园里同学们群情激昂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战歌曲，从沦陷区来的同学们触景生情，对仍在日寇铁蹄下的故土家园和父老乡亲的怀念愈加深切和强烈，当大家唱起《松花江上》时，来自东三省的同学们不由得痛哭失声，特别是唱到“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爹娘呵！爹娘呵，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身旁”时，歌声完全变成了泣血的呼喊。在场的女生们泪流满面地紧紧拥抱，男生们慷慨激昂地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拿起枪杆奔赴战场，洗雪国恨家仇。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紧急动员大后方的青年学子投笔从戎，到抗战最前线去杀敌报国。一时，“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大标语占据各个报纸的头条位置，学校里掀起参军热潮。附师的男同学纷纷报名参军，踏上征途。学校里隆重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夹道欢送应征同学走出校门，女同学们纷纷拥上前去，含泪带笑地与哥哥弟弟们握手告别，那动人情景，冬环至今仍历历在目。
这批同学后来被全部送到缅甸受训并补进中国远征军，他们在缅北战场与盟国军队并肩作战，痛歼日寇，立下不朽战功，许多同学也永远地埋骨在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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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喜讯传开，普天同庆，遍体鳞伤的重庆城瞬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冬环和同学们一起，在校园里忘情地唱呵，跳呵，欢呼呵，直至通宵达旦。
这一年，冬环正好17岁，民族的解放和人生的花季同时来到了她的面前。她第一次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灿烂！
好消息不断传来。为了避免内战，寻求和平，中共毛泽东主席在全国人民的期盼中飞抵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展开谈判，签定了着名的“双十协议”。
中国有希望了！在一片“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庆气氛中，二伯父复员回到上海，参与接管上海公路局，并安好了家。冬环和安妹同川康公路局的一批家属乘汽车绕道东下，一路走走停停，历时一月有余，经贵州、湖南到达武汉。趁在武汉等船去上海的空隙，冬环回到汉川老家探望了多年未见的母亲。
踏上满目疮痍的家乡故土，眼前的一草一木都在唤起她儿时的伤痛回忆。当她走进阔别五年的刘家大湾，急切地跨入破旧的家门见到日思夜想的母亲时，她怎么也没想到，仅仅五年不见，母亲的一头青丝就变得雪打霜染的花白一片了。
冬环心痛万分地抱住母亲--母亲才只有四十岁呵！
母亲抱着已长成青春少女的女儿，不禁悲喜交集，泪如泉涌。
冬环一边为母亲擦着泪水，一边端详着屋里的一切：住房还是跟从前一样顶上漏雨，四壁透风，门框和墙角上结满蜘蛛网，朽坏的木纺车和木织机上积满尘土，泥糊的灶台一角已经垮塌……她不忍再看，更不敢细想：这些年来母亲孤独一人守在这个破烂的家里，是怎样度过那些无望的白昼和不眠的长夜的呵！
自女儿五年前离家远行之后，母亲靠门下的几分薄田难以糊口，主要靠纺纱织布卖钱为生，遇上生病或有什么难事，都是舅侄女胡中秋前来看护和帮忙。有一次她上角楼取东西不慎踩虚了脚，跌在地上昏迷了大半天，后来被邻居发现才救醒过来。还有一次她被感染上恶性痢疾，没钱看大夫，眼睁睁地拖了十几天，人瘦成皮包骨，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幸得舅舅女儿的悉心关照，吃了些偏方中草药，才从命悬一线中活了下来……
冬环这次回家的时间非常紧张，仅住了三天就离开了。也许因为已经有了那么多孤熬苦守的日子垫底，母亲没有像上次那样大悲大恸。走的那天，她一路叮嘱着，把女儿一直送到汉口。因为等船，母亲又陪女儿在汉口待了两天，两天中，冬环听母亲讲了她这些年所受的苦，暗下决心等将来成人自立了，一定要用自己的爱加倍回报母亲，让她过上衣食不愁的温饱日子，享受骨肉亲情的天伦之乐！
五天之后，冬环来到了具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大上海。
上海十里洋场的畸形繁华和内地穷乡僻壤的萧条贫困的强烈对比，在她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她不明白这种天上地下的差别是如何造成的，但却本能地接受不了。因为当时许多学校都还未复课，伯父和伯母暂时将她安排在一所教会学校里就读。
1946年，社教师范学校从重庆迁回江苏常熟，并在报纸上向失散的学生们发出了复学通知，冬环见了，立即赶去复了学。老师和同学们别后重逢，激动欣喜异常，大家都认为今后可以安享太平，潜心读书了！
然而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在形势聚变中烟消云散了。随着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刚从烽火连天的八年抗战中挣扎出来，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喘一口气的中国老百姓，又被卷入硝烟弥漫的内战之中。一时国统区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学潮四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响彻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冬环于第二年在该校毕业并被校方介绍到苏州附近的一个镇中心国民小学任教。这时社会动荡愈演愈烈，二伯父担心侄女的安全，安排她回到上海，在一所私立学校里教书。
那所学校名叫愚园路小学，校长是一位姓洪的未婚女士，治校严谨，思想开明，二伯父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经常来到学校碰头聚会，颇为神秘地商谈事情。冬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里像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点……这种感觉令她兴奋不已，尽管二伯父从来没有在她面前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从来不给她过问的机会，但二伯父当年在家乡的经历她是知晓的。她不事声张地观察着，甚至暗中担当起站岗放哨的角色。她羡慕那些人生活充实而富有意义，以至不时地滋生出要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的强烈愿望……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却无情地挡遏了她的这门心思--1948年初，冬环不知怎么竟染上了伤寒，当时这种可怕的疾病是需要严格地隔离治疗的，她不得不离职住进医院，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对她视同己出的二伯母不顾自己被传染的可能，日夜陪护她。她的不少同事朋友一直以为冬环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当冬环病愈之时，解放大军的炮声已经春雷般地隆隆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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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将红旗插上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楼顶，由蜀中“还都”金陵仅三年的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解放大军乘胜挺进，横扫江南，于5月29日进入上海市区。这座见证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的大都市宣告解放。
当时冬环和二伯父一家住在外白渡桥和苏州河桥之间的一幢公寓的6楼上，他们亲眼目睹了国民党败军丢盔弃甲，惊惶逃命的狼狈情状和解放军列队入城，夜宿街头，对百姓秋毫无犯的文明之师的形象。一去一来，天壤之别，怎不令人感触万千！那些天，上海的大街小巷，可说是家家挂红旗，处处闻鞭炮，“解放了！天亮了”的大标语点燃了万千百姓的心。全家就像天天过节一样欣喜若狂。二伯父成天忙进忙出，高兴得合不拢嘴。
一直与姐姐同床而眠的安妹当时在上海中正中学念书，在前两年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潮中，她就与学校的地下党组织有接触，并经受考验加入了共产党，时年仅15岁。
上海解放，百废俱兴，亟需一批有觉悟有文化的新干部。军管会为此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干部培训班，大量吸收青年学生参加。冬环由伯父介绍报名进了上海市青年干部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