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先生说我们为了保护顺东，不得已选择了与工作队相对抗，我们知道如此胆大妄为，肯定会受到惩罚。侯队长每次都用“沧海横流”来形容革命的气势，殊不知横水无道，带给人的只能是灭顶之灾。只是针对我们的灾难没有马上降临，我们被丢在一边，不晓得是工作队忙于土改腾不出手，还是有意采用精神战术引而不发，我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只要听见门响就以为是来捉拿，真是吓破了胆。那些天我突然悟到世界上最强大的是什么，是什么呢？要是提问，很多人会回答是真理，但是错了，真正强大无敌的是共产党的革命。毛泽东有一句诗叫：“横扫千军如卷席。”毛历来自大，但这句诗很切合实际，体现出“横”的威力，不然共产党怎能用三年的时间打垮国民党的八百万正规军呢？
那些天，我还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算起来，我们在田庄的时间总共不到半个月，可感觉是那么漫长。在时间的相对性上伯恩斯坦说过这样的话：在爱人怀抱里时间过得快，在牢狱里时间过得慢。我同意，可我还得补充一句，人处于饥饿状态时间会过得更慢，就像我们在田庄最后的日子，太阳就像粘在天上。我们凑起来的一点“硬通货”很快就用完了，房东不愿再给饭吃，我们也不想死乞白赖，当然还有几个戒指，可那是“在册”的东西，事实上已不属于自己，不能动，无奈只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用随身携带的东西去换房东的饭，但这样也有很多问题，一是我们的大部分物品老乡觉得不适用，比方西装、皮鞋、牙膏、牙刷之类(最受欢迎的是肥皂、毛巾、袜子、线衣)，再则每人带的东西都十分有限，别说房东挑剔，就是不挑剔也维持不了多久生计。我们想象着在不远的一天，光着身子(真正成了原始人)，啃完最后一块地瓜等死的情景，真是不寒而栗。
日子难熬恐惧也与日俱增。村里传播着流言，说我们这几个人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到田庄的目的是破坏土改，还说我们很快就会被逮捕镇压。我们不知道这些谣言来自何处，却知道不是空穴来风。有句话叫没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叫门，这是指一般情况，特殊情况下就不同了，没做亏心事也怕鬼叫门，因为做没做亏心事不由自己说，而是别人给你下定论。比如田庄头一个被处死的红脸邹国甫。邹国甫不是田庄最富有的人，地不多，房子也不气派(我们从他家门前经过)，被斗争时态度也很好，只因他当过伪村长，以汉奸论处，被判了死刑，从公审大会现场拉到村外的河套里枪毙了。人是被“结果”了，但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邹国甫是不是被冤屈？邹在宣判后极力为自己辩护，否认是汉奸，说鬼子来了让村里人推举村长，稀里糊涂把他弄上了，他清楚给日本人当狗腿子不光彩，早晚会倒霉，坚决不干，这时候一个姓唐的抗日地工潜进村找他，让他当这个村长，说他一方面可以给抗日队伍当内线，为抗日出力，另方面与鬼子周旋使老百姓少遭殃，姓唐的还保证以后给他当证人，证明他不是汉奸，但他的说法受到司法人员的驳斥，指出那个姓唐的是国民党游击队的人，国民党连自己都不抗日，还会在下面发展抗日力量？胡扯淡。邹国甫被押往刑场时一路高喊冤枉，直到枪响。后来听说，县司法一开始并不清楚邹本人申诉的这个细节，田庄工作队报的材料没有写，公审会现场听了邹的申辩一度很犹豫，考虑是否该缓期执行，但工作队方面提出了异议，讲群众的革命情绪已经高涨，在这个时候半途而废势必给群众泼冷水，不利于土改工作向前发展。司法方面觉得不无道理，且参加公审会的还有四周好多村庄的群众，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死活而影响大局，就决定照计划执行。
那次公审大会一共枪毙了三个人，除邹国甫其余两人都是邻村的。一个是汉奸，手上沾了抗日人和百姓的血，处死当罪有应得；另一个是叛徒，叛徒和汉奸也没啥两样。不过后来从房东口中知道，这个外号叫大嘴的，叛徒当得有些蹊跷：有一回区武装队与鬼子交火被打散，队长被追到辛庄，混在百姓中。鬼子知道队长是个麻子，就把村里所有长麻子的男青壮抓起来，包括队长在内共七个人，鬼子先问谁是本村人，都说是，又问谁是外村人，都说不是，鬼子又让他们互相指认，指出谁是刚进村的队长，可没人指认，鬼子便发怒发威，让他们靠墙站成一排，说反正队长就在里面，那就从头一个挨一个枪毙，直到有人指证为止。鬼子说到做到，先开枪打死了排在第一个的那个人，鬼子再问，还没人指认，又杀了第二个人，就这么问一遍杀一个人，直到杀死了排在第四个的队长本人，这时排在队长后面的大嘴向鬼子招供，指着地上的一具尸体说他就是队长。鬼子也算守信，确认最后死的就是他们要找的队长，也就把其余的人放了。大嘴的变节行为遭人痛恨，被视为叛徒，可当时也没把他怎么样，直到土改又翻出这本陈年老账，把他当叛徒法办。这事说起来界限有些模糊，要说大嘴没叛变可他指认了队长，要说他叛变可指认的是队长的尸体。可以说死得不清不浑。不过通观整个事件过程，那个队长倒让人觉得不怎么英雄，既然知道了鬼子要一个挨一个地杀人，他本应自己站出来才是，特别是当杀到自己时，更应该挺身而出，可他没这样做，白白让三个人给他当了垫背，要不是大嘴讲了，后面的人也不得幸免。
应该说在我们心里引起巨大恐慌的不是枪毙邹国甫、“大嘴”，而是两天后处死的田宝安。不管邹国甫和“大嘴”冤枉不冤枉，对他们的审判总还是按“法律程序”进行，判案是法院，执行的是公安，而田宝安没有这种待遇，他是在斗争大会上被人用铁锨劈死的，用侯队长的话说是“革命群众对国民党特务田宝安进行了公审”。侯队长总是把“革命群众”挂在嘴边，但谁都清楚“革命群众”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指挥者就是侯本人。在田庄，斗争谁不斗争谁，让谁活让谁死，都在侯队长的“计划”之中。只是在处死田宝安之前，没有人会料到这遭会“计划”到他，觉得已经砍掉他一根指头，算惩戒过了，不会再怎样他，甚至田宝安自己也是这种心理，在斗争别人的时候，他站在台上，神情多少有些“劫后余生”的松懈，没准正是这种漠视革命的不良态度激怒了侯队长，便临时改变计划，给他打了“红勾”。当然，只是猜测，未见得就是这样，但有一点是事实，是侯队长把火引到田宝安身上的。那是在斗争会快结束时，侯队长冲着田宝安说：你，你以为去了根指头就万事大吉了吗？大错特错，你的问题远没交待清楚，有人揭发你是国民党特务。田宝安闻听一时吓得呆了，回过神就浑身发抖，像风中的树枝，忙不迭地否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侯队长并不与他争辩，只说田宝安你想顽抗到底只怕革命群众不答应。侯队长呼风唤雨，一提到革命群众就有几个壮汉蹿上台，批斗起田宝安。老套路，先动口后动手，拳打脚踢，巴掌扇，只打得田宝安鬼哭狼嚎满地打滚。这时还没人想到田宝安会死，以为“修理修理”拉倒，可最后给“修理”死了。过程全在我眼皮子底下，可能当时心里惊惶，也可能是打人场面很乱，眼前一片模糊，头脑里也很混乱，一瞬间似乎还闪过几天前顺东的指责，可能还想过自己这回能不能不做懦夫。我还寄希望于田宝安在台下的兄弟们，切盼他们能念手足之情，挺身而出。总而言之，当时犹如灵魂出窍，直到田宝安没命。不过他死的情景我看得十分清楚：一个人朝田宝安的头狠踢了一脚，田宝安在地上滚了几个滚，爬起来就往台子底下冲，像是逃也像要把自己撞死，就在要摔下台子时腿被掉下来的裤子绊倒了，一头扎在地上，就这空当，一把铁锨高高举起，朝着田宝安的脑袋直劈下来，没听见叫，只看到脑花四溅，瞬间田宝安一命呜呼，这就是我目赌的所谓群众公审的真实场面。田宝安的死为这次斗争会画上了句号，是田庄土改斗争取得“又一个胜利”的标志。侯队长总结说反动派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革命群众绝不会心慈手软。可他的话不会让知情人信服，因为田宝安根本算不上反动派，他曾经给一支国民党游击队当过“财粮”，可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抗日人怎成了反动派？再者侯队长也不应该把田宝安的死推到“不心慈手软”的“革命群众”身上，据砍死田宝安的那个人讲，他是听见侯队长说声“斩”才举锨砍向田宝安的，而接近侯队长的人都知道侯队长有个说“斩”的口头语，每逢对要事决断就说声“斩”，至于当时那个“斩”是否就是死刑下达令，恐怕永远是个谜了。有一点我一直想不通，就是侯队长既然知道他不会放过田宝安，田宝安早晚得死，可为什么要将取命与取指(头)分两步走？“一次性处理”不是更省事么？他不这样做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最大限度利用田宝安来推动田庄的土改，一人事小，革命事大。只是田宝安的死究竟起到多大作用，是无法计量的，而对我们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我们真切地意识到死的威胁，田宝安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不是心理脆弱，更不是自己吓唬自己，而是基于我们对侯队长的认识，或者反过来说是侯队长对我们的认识，以他的那种对反动派的认定，我们与田宝安(包括邹国甫)完全是一类人，都是反动派，杀无赦。我们惶恐万分，觉得有一把利斧举在头顶上，只待侯队长“斩”字出口，就会落下，我们就得身首分家。只是我们不想死，不想死就得想法活。我们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但对我们却很不现实，我们已成笼中鸟，插翅难逃。
说起来逻辑学还是大有用处的，会推导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一步一步往下推：我们到国统区，到国统区就要离开田庄，离开田庄必须侯队长放行，侯队长放行必须向他屈服，屈服首先要交出戒指，交出戒指就得放弃对顺东的承诺，放弃承诺……推到这里就推不下去了，因为事情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是为自己活命放弃道义？还是为了道义大家同归于尽？到这一步逻辑就不起作用了，起作用的是人心，还真让顺东说对了，我们没有为正义和道义奋不顾身的勇气，我们贪生怕死，是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俗人。不错，当年我们落在日本人手里没有叛变，但那不能说明我们勇敢，而是还没“死到临头”，一旦刀搁在脖子上谁也不敢担保自己会怎么样，人心有亮的一面，也有暗的一面，暗的一面只有自己看得见。就拿我们刚被捕时来说，大家拒不向敌人交代地下抗日的秘密，也不出卖同志，敌人警告说凡态度顽固者要加重判决，尽管我们没因此改变态度，但不可否认在心理上增加了负担。后来上级通过内线指示我们：可以做“一般性”的交代，因为“一般性”秘密敌人都已掌握，说了无碍，争取换得从轻判决。坦白说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也感激上级的关怀，就照上级的指示做了。可仔细地想想，心里又很是发虚，即使是上级允许，即使无碍大局，向敌人屈服终是不光彩的行为啊。
话说回来，在要不要担当对顺东的承诺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暗面”起了作用，把我们往“道义”的反方向推，只要顺东不在眼前，大家就议论起来，诉说着对顺东的不满，说他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太过自私，你不仁我不义，不能为了他一人把大伙全搭进去，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天底下也没有这种道理。很快就统一了认识，不再管顺东，把戒指再集中起来交给工作队，决定一做，大家顿觉轻松，反过来又替顺东考虑如何脱险，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后来建越提出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就是给顺东的手指做个外科手术，取下戒指。大家听了不由瞠目结舌，觉得这办法太过荒唐，这和老黑砍田宝安不是一个样吗？建越说不一样，老黑是一斧子砍下整根手指，手术是贴着戒指切下一小截，取下戒指再接上或许能长住。听到这儿我再也忍不住了，说这办法根本行不通，指头可以切，断指也可以接，但需要有器械和药品，没有器械无法将血管和神经接通，没有消毒药品肯定会感染，那就不是一根指头的问题了。建越仍不服气，说眼下就这么一个条件，只能因陋就简，至于消毒也不是绝对的，田宝安也没消毒，他感染了吗？我说他感染没感染你知道？建越继续强词夺理，说我说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嘛，你要有好办法讲出来呀。我讲不出，大家也讲不出，最后竟又回到建越的办法上，贾开说退一步就算接不起来，用一根指头做代价换回一条命也是合算的，舍车保帅嘛。安和说不妨跟顺东说说，听听他的意见，也说不定会同意呢。贾开说不同意就开导开导他，让他明白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
内忧外患使每个人的思维都极度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