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姜先生回忆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这天，他与他的伙伴们逃离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市，在以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穿越了战火纷飞的吉林、辽宁、河北三个省辽阔的地面，最后到达北平。这时他们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然而北平并不是他们预期的驻留地，他们只打算在这里稍事休息，然后重新上路向大后方转移，以避战乱。这时却听到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北平市议长许惠东针对大量东北学生的拥入，提出一个将学生编成军队打回东北的议案，这议案激怒了历尽艰险才逃出的数万名流亡学生，于是七月五日这天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当局让他们充当内战炮灰的可耻阴谋。而北平当局不为所动，执意不肯收回成命，学生又于七月九日这天举行规模更为浩大的示威。姜先生和他的伙伴也加入到这次游行示威中，姜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离前门不远时，虎视眈眈的青年军208师师长段云命令部下向示威学生开火，发生流血，示威学生作鸟兽散，纷纷逃离北平。姜先生和他的伙伴逃到天津，欲从这里乘船到上海，然后南下，只因走这条海路的人太多，他们买不到船票，无奈只好暂住在位于大王庄的东北第四临时中学内。没过几天，解放军开始攻打天津，与守城的卫戌司令陈长捷部展开交战。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姜先生他们感到自己正置身于命运的旋涡中，一切皆叵测不定。
姜先生认为是奇迹出现，他和他的几个觉醒团同志竟购得飞往青岛的机票，这是此时此地逃离战区的唯一途径。飞机是军用货机，运送供国军苟延残喘的军需物资，回程便改为客用，这便为急于撤离战场的军政要员及他们的家眷提供了便利。姜先生与他的同志属不伦不类一辈，能搭上飞机实为幸运，只是好事多磨，一连几日航期拖延，要么天气原因，要么飞机临时被“上峰”调用包乘，于焦虑中苦苦等待，终于等到可以成行，又因机械故障从上午延到下午，飞机才在阴霾中起飞升空，当飞机开始飞越硝烟弥漫的华北战场，疲惫不堪的乘客方如释重负，舒下一口气。
姜先生记得也就在这时眼前现出美丽的青岛，心随之激动起来，不是为故地重游，而是不日将由此经海路南撤至国统区后方，从此远离战火。姜先生在这温馨幻影中合眼入睡，直到被飞机的剧烈颠簸惊醒，机上一片哗然，女人已开始晕眩呕吐，姜先生与他的同志们尚能静定，毕竟是与日本人较量八年，经历过铁窗热血，此刻除了心里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人与事，生死已置之度外。不久机组出面告知真相，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被气流所阻，而气流区域有多大，飞机能否穿越过去尚不可知，因此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是冒险强行穿越还是放弃目的地，绕道至便当机场降落，如此便不能确保一定会降落在国统区范围内。不言而喻，选择是两难的，谁也无法判断哪是福哪是祸。一位坐前排戴少将军衔者冲机组人员大吼大叫，说宁肯坠机也不要落入共党之手，当他明白军阶再高在飞机上也没有发号施令的特权，随后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声无息。决断权终是在机组手里，在努力无果的情势下决定放弃飞往青岛，转向西，于太阳低悬时降落在一座简易军用机场上。看见朝飞机包围过来的是一群穿“国军”军服的军人，大家便清楚是降落在国统区。
姜先生与同机人很快便知道此地也如同天津已在解放军的包围圈内，是一座孤岛，很快便会陷落，不仅如此，大家很快又被告知，他们不能再乘坐这架飞机去青岛，军方已决定将飞机扣留，说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这纯属掩耳盗铃，所谓“更重要的任务”无非是用于他们自己的逃跑。姜先生再次领教了所谓“正统”的傲慢无理。在日本人投降之后，他们以“自己人”的身份热情欢迎重庆来人，却是热脸对上了冷屁股，接收大员们拒他们以千里之外，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抗日英雄，才有行使接收管辖权的资格。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和失落。他们毅然离开东北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由。姜先生等与军方人员论理，但无济于事，军方“铁面无私”，说事情没有任何余地，只是作为补偿，他们答应向乘客发一点路费，作为从陆路赶赴青岛之用。姜先生和他的同志以不接受表示了他们的抗议。
姜先生说我们的逃亡从飞机落地便开始了。我们觉醒社六同志，安和、建越、顺东、雷觉、贾开，还有我--楚向，这些都不是本名真姓，是为地下斗争起的化名。不知是怎么搞的，名字一律是两个字，这种一致被捕后引起敌人的注意，逼迫我们讲出真姓名，我们当然不会讲，严刑拷打也不讲，弄得敌人毫无办法，可后来只要见到两字名字的青年学生便警觉，怀疑是抵抗分子，严加监视，这就给我们的斗争带来很多困难。我们这六个人既是抗日的同志也是落难的狱友，现在又结成逃亡伙伴。可能是出于对多年不平凡生活的留恋和纪念吧，结束地下状态后我们都没用真实姓名，仍用两字化名，彼此称呼起来既觉得亲切，又有种凝聚力，然而在后来逃离解放区的日子里，这种凝聚力却经历了种种考验，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
面对困境，当时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原地等战事结束，或者说是等待“国军”被歼灭，趁乱奔逃；再就是采取主动，穿越前线。两种各有利弊，前者不知要拖多久，后者要冒很大危险。当时我们举棋不定不知怎样才好，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只好把决断权交给会算命摇卦的建越，建越大有一副临危受命的样子，当场掐起指头，告诉大家宜静不宜动。说白了就是等。这也是他本来的立场，这就让大家不太相信这真是老天爷的告示。可也不好说破，最后还是同意听从十有八九被打了折扣的天意，在原地等待，由善于交际的雷觉出面与军方交涉，让他们允许我们在军营食宿，直到离开。许是军方对造成我们的这般处境感到一丝歉意吧，没有拒绝，却正告说：仗说打就打，打起来谁也顾不上谁，帮不上什么忙。对此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后来倒是老天爷帮了忙，战斗很快打响了，解放军发起总攻，“国军”抵抗了一天一夜，拂晓时当官的带着家眷乘飞机逃命而去，士兵举枪投降，仗就打完了，包围圈破了，我们能走了，我们混在一群逃难的人中间，开始了逃亡的日子。
是秋季，地里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刚下过一场雨，路泥泞难行，一个个都摔成了泥猴。虽说已离开战场，耳边仍不时听到枪声，据说是解放军在清肃“国军”残余。我们倒不太担心，我们不属于共产党镇压的范围。我们未曾与共产党交过手，甚至连面也没见。不错，我们曾经是国民党线上的人，但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现在我们谁也不属于，是普通百姓，是流亡学生，就是说我们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从事实出发我们还得算是同志，抗日的同志，在敌后斗争那些年，我们知道长春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们也知道我们，尽管我们各干各的，但目标一致，抗日救国，对付的是日本人，坐的是日本人的监狱，用共产党的说法，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所以我们不怕共产党，只想早早到达目的地青岛。
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的想法错了，而且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