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夏，宋庆龄从美国启程，动身回国。在当时，她若要躲避国内动乱而又艰苦的生活，留恋美国优越舒适的环境，在美国找一个工作并长期居住下来，是一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也确有不少华人正迁居美国。况且，宋庆龄本来也有在美国继续学习一二年的打算。但是经过慎重的考虑，她终于还是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是多么崇高的情怀啊！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宋庆龄第一次表现了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
最初，宋庆龄是计划从美国直接返回上海家中的，她给友人们留下的地址都是上海家里的住址。但是，在回国途中，宋庆龄接到父亲的电报，要她推迟行期并假道日本，他们在那里迎接她。宋庆龄以为也许国内局势变得严重起来，父亲及全家是特地到日本来迎接她的。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多，而且在那里打下了她一生奋斗的基础——献身革命并与孙中山结合。
孙中山（1866—1925年），广东省香山县（现中山市）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早在1892年前后，孙中山就与宋庆龄的爸爸宋嘉树结识。他们都是广东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先后在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又都是基督教徒。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改变祖国命运具有宏伟远大的抱负。因此，他们相识后，宋嘉树很快便成为孙中山的挚友和他的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他依据自己在上海宗教界和实业界的优越地位，以宗教和实业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帮助推进民主革命事业。孙中山则为了革命南来北往，国内国外，上下求索。1894年，孙中山第一次在宋家见到了宋庆龄。当时，她仅仅是个一岁多婴儿。以后，孙中山常在宋家寄居，受到宋家的尊敬和热情接待。孩子们把这位“温文尔雅”的叔叔视若“教父”一般。在宋嘉树的家人中，最认真看待宋嘉树与孙中山的交往与革命活动的是宋庆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经常思考父亲与孙中山谈论的问题。孙中山的救国理想和革命的献身精神，在宋庆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她听见孙中山说，中国非革命不可，我们要推翻现在的这个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共和的政府。我国人民有权利自己选择管辖他们的人，选择替他们制定法律的人。我们应该有一切权利，我要为这个目的而生，要为这个目的而死。听到这里，宋庆龄轻声地说：“我也要同你一样。”这一句简单的插话，使宋嘉树和孙中山深感惊奇！宋庆龄曾经说过：“我一想起孙先生所讲的话来，就忘了一切——家庭、学校等等。我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我却担心着中国。”
1913年8月29日，满怀革命理想的宋庆龄在日本横滨登陆。第二天，她便怀着仰慕和崇敬的心情，在父亲和姐姐的陪同下到孙中山的寓所拜访，激动地向孙中山致意。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许多革命党人或意志消沉，或背叛出走，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同志不多。于是，宋嘉树和他的大女儿宋霭龄，二女儿宋庆龄一起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协助孙中山工作。特别是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结婚离开了工作岗位，经孙中山同意，宋庆龄正式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她积极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诸如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经管革命经费以及许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担负起来，每项工作都做得很出色，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上离不开的助手。1914年11月，宋庆龄在写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9宋美龄的信中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年轻的宋庆龄十分敬仰孙中山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他的坎坷经历深深地感动了她。对宋庆龄来说，孙中山不仅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而且是她家庭中一个真诚的挚友。她从小就把他看成是一个领袖，一个导师、一个学习的榜样。她常常沉湎于他所讲述的人生经历，政治理想和革命信念当中。
为中国革命四处奔波，不断遭受挫折、备受痛苦和孤寂煎熬的孙中山，也在宋庆龄的帮助和照顾中得到鼓舞和安慰。正是这一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理想，使她们在患难中默默相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宋庆龄在多年以后回忆自己的爱情抉择时曾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可见，当宋庆龄把自己的命运和孙中山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首先是把个人的爱情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而且在她的心里，献身于中国革命的共同理想要高于两人的爱情。
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的一个私人宅院里，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色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手里拿着一束花，显得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和她手拉着手走进大门，来到中庭，客人们走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就是一对战友简朴的婚礼。连宋庆龄自己也说她们的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她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她们婚后的生活却是幸福的。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说：“我很愉快，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恼人的考试罢了。”孙中山对婚后的生活也是极为满意的，他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是的，当一次次的失败和挫折降临到孙中山头上的时候，他常被人嘲笑为“空想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但宋庆龄却对他表现了难得的理解和支持，她说孙中山是一个拥有不息的热诚百折不挠的人，“当时的保守派和改良派嘲称孙中山为‘孙大炮’，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气，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是不知道疲倦的，总是把未来看作光明的。”这正是孙中山伟大品质的写照，他从不灰心，每次总是从挫折中汲取教训，从而探索中国问题的更深的根源。对他说来，知识要从过去和现在的行动中去获取，又用于未来的行动。
1916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秘密回国，5月中旬，宋庆龄也秘密回到了上海。此后，她陪同孙中山先生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大量的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这期间，她历经许多风风雨雨，亲身体会到：有许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拚命地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中去许多人为了钱、微不足道的一笔钱，竟然甘心牺牲国家的前途，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呵！她无不感慨地说：“我的丈夫几乎花费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为中国振奋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对某些高官自甘堕落的行为强烈反感，这些人把金钱和地位置于诸如真理、荣誉、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他们是在贬低自己的人格。”在这些事情上，最使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痛心而难忘的莫过于1922年6月的广州蒙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