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下旬，宋庆龄随同孙中山离开上海经香港回到广州。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挥师进军广西，讨伐桂系军阀，胜利之后又乘胜出师北伐，要用武力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广东军阀陈炯明于1922年6月16日凌晨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竟用大炮轰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生死关头，宋庆龄临危不惧，再三请求孙中山先走，自己坚持留下来吸引叛军注意力。她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在孙中山撤离险境后，宋庆龄一直坚守到早上八时，当叛军冲进总统府时，她才在两名卫士和一名副官的掩护下，冲破层层封锁，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路程，终于在17日晚到达黄埔军舰上与孙中山先生会合。
宋庆龄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临难应变，大义凛然的英勇行为，充分体现出她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受到了革命同志和广大官兵的衷心敬仰。
19i f年以前，孙中山领导和组织过大小十多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他又领导和发动了反对袁世凯、反对段祺瑞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但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从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上看，革命并没有成功。整个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
在一次次的斗争中，宋庆龄与孙中山先生一起分享过胜利的喜悦，也屡尝了失败的苦果，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几乎危及他们的生命，使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徬徨和苦闷之中。对此，宋庆龄深切地理解和同情孙中山先生，并热诚地同他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探寻革命的新出路。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曾说：“孙中山先生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我曾多次听他说国民党内部矛盾怎样使他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中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怎样领导革命斗争，这是他想得越来越多的问题。”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如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19年5月我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并在宋庆龄的有力帮助下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折。用宋庆龄的话来说，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开始觉悟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并逐步形成以俄国为师的思想：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个人能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前进是多么可贵啊！
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先生与苏俄代表维金斯基、马林、达林、越飞、鲍罗延等人先后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和谈判。之后，孙中山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就是苏俄俄国是第一个平等对待中国的强国。”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实质性工作。1924年1月，当讨论国共合作的有关具体问题时，宋庆龄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所谓“堕落”就是指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的后果。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先生对于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把入党看作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正是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革命道理，宋庆龄才坚定不移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理想，维护革命的利益，时刻准备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1924年1月下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今中山大学）举行。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等重要议案，选举出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人在内的中央委员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从而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这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在这样重大问题上，宋庆龄呕心沥血、全力以赴辅助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一位得力的助手。
1924年11月，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孙中山接受北京军政首领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他深知北上前途殊难遇料，但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也不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宋庆龄更是义不容辞，面对重重困难，毅然陪同孙中山先生开始了艰难的长途旅行。他们于11月13日从广州出发，经过香港、上海、日本神户、天津等地，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
孙中山毕生为革命奔走，长年艰苦工作，饱受颠沛流离生活之煎熬，他的身体早就受了严重的损害，肝胃疾病时常发作。与宋庆龄结婚以后，在宋庆龄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孙中山心情舒畅，饮食又得到精心调理健康曾一度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但是，由于后来接连不断的南征北伐，转战前线，极度劳累，尤其是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的精神受到无比沉重的打击。他曾无不痛心地说，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在蒙难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的五十多天中，孙中山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分子玩弄阴谋诡计，从背后破坏，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健康。有时，他甚至气愤得食不下咽，终于积劳成病。这次北上，又一路颠簸，长途跋涉，再加上沿途接见记者、发表演讲等，使孙中山先生精疲力竭。当12月4日，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乘船抵达天津大沽口、孙中山站在船头向簇拥在码头上的群众致意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很难看，宋庆龄更显得忧心忡忡。当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面对数以万计的欢迎的人群，孙中山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还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表明了他的坦荡胸怀。
在北京，孙中山先生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道路。宋庆龄守在病榻旁日夜待候，体贴入微，经历了她一生中最为悲痛的时刻。1925年3月12日晨，一颗伟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只有59岁，他和宋庆龄结婚还不满十年。
巨星殒落，举国哀悼，云凄海咽，天痛地悲。是年，宋庆龄仅32岁，对她来说，这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啊！宋庆龄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她太爱孙中山先生了。在孙中山身上她倾注了所有的爱恋和关怀。中山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让人铭心刻骨的声音：现在我要分别你们了，“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孙中山先生为革命先后奔走数十年，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治家产，不谋私利。他遗留给宋庆龄的“一切”，就物质来说，只有两千多本书，一幢华侨捐赠的有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等，仅此而已。但是，在宋庆龄的心里，孙中山先生却给她留下了无比巨大而又珍贵的精神财富。她依然清晰地记得，是她热泪涔涔、难以自己地抬起先生的手腕执笔在先生已立就的遗嘱上签名：“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她依然不会忘记，先生签字后对她及周围的同志痛心地说过这样的话：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那么我虽然是死了，也能瞑目了。
宋庆龄陷入极度悲痛中。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重担，忘我地工作；她们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而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领袖、导师以及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她伤心极了。但是，每当她想起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时候，心里又油然生起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激励她继续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和遗嘱，成了宋庆龄以后几十年努力奋斗的座右铭。她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孙中山的遗志，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毫不犹豫地沿着孙中山先生指明的道路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