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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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2)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史称“七君子”)。随后将他们移解苏州,关押在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事件发生,在宋庆龄的带动下,各方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国内外各界兴起援救“七君子”的运动。

蒋介石顽固实行内战独裁政策,也遭到国民党军队内爱国官兵的反对。12月初,爱国将领张学良只身前往洛阳会见正在那里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要求他释放“七君子”。张学良甚至质问蒋介石:“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但蒋介石根本不理这一套,他一方面继续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亲临西安逼迫已与红军达成停战协定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重点“剿共”战火,进行自相残杀、亲痛仇快的内战。张、杨二人在“哭谏”未果之后,于1936年12月12日被迫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要员十多人,并且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救国会领袖等等。

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在事变当日发表通电拥护张、杨的主张。她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但面对严重而又复杂的局势,宋庆龄以全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条件厂释放蒋介方等人。她甚至不顾个人安危,邀请何香凝同在西安,以促成事变的妥善解决。中国共产党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对事变各方进了.-i大量很苦而又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在答应了抗日条件、承诺不再内战以后被释放。以此为契机,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促进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寻找借口突然进攻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妄图实现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就是“芦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事变后,日军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快占领北平、天津。8目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企图迅速直捣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不得已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接着,先后调集70余万人投入淤沪抗战,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也纷纷对日军的入侵进行抵抗。中国共产党早在7月8日就已向全国发表抗战宣言,红军迅速集中并奔赴抗日战场。

目睹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宋庆龄无比激动和兴奋。在一封信中,她这样说:“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地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47500万的中国人民必然不会灭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灭他们。”她相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到处作抗日演讲,撰写救亡文章,呼吁人民行动起来为抗战出钱出力。有一次,她来到上海南洋女子中学演讲,教师和学生很快就把礼堂坐得满满的。宋庆龄这天穿着十分朴素的衣衫,脸上挂着慈祥的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操着十分亲切的上海地方口音,生动地向师生们介绍当时的抗日形势。她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号召妇女们要爱国、爱人民,为中国的抗战贡献出一份力量。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中,她那种坚毅的神情和爱国的热忱,深深地打动了广大师生的心。在她的鼓舞下,师生们在校内外开展了为前线抗日战士、为难民同胞的募捐活动。短短几天中,在南洋女中校长所居住的西康路一带的居民就赶做出一千多件丝棉背心,送往前线和有关救济单位。

在上海,中国军民顽强抵抗,阻击日军近10个师团30万人、50余艘军舰、500架飞机的进攻达三个月之久,并击毙日军将校级军官十余人,敌军伤亡五、六万人。“八·一三”抗战挫败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整体计划。但在日寇的大量增兵和疯狂进攻面前,中国驻军虽顽强奋战最终还是被迫撤退。1937年11月中旬,上海沦陷。为了宋庆龄的安全,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去香港。宋庆龄为了获得为全民抗战服务的自由,以便对祖国的解放事业做更多的工作,她决定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前往香港,而不是随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西撤。12月下旬,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和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李云的掩护陪同下,宋庆龄登上停泊在外滩黄浦江上的法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抵港后暂居九龙,继续为祖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事业而战斗。

为了争取更多国际友人的援助,支持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宋庆龄一到香港就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商议,准备建立一个专门组织。经过紧张筹备,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宋庆龄寓所宣告成立,总部设在香港半山区西摩道21号。她动员并团结了许多知名的中外人士支持或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她还明确宣布“保卫中国同盟”的目标是: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等供应中国。可见,“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就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服务,它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自救”。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始终把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部队和根据地视为异己力量。从1938年底开始,不仅大量削减甚至停发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而且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长期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为此,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经过种种艰苦努力,克服运输途中的道路困难和国民党的层层阻挠,把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数万名浴血抗战、热诚爱国的八路军、新四军广大官兵来说,这如同“雪中送炭”!不仅如此,她还安排和介绍了许多外国著名医生如白求恩、米勒、柯棣华、巴苏、法莱、布朗、哈里森等前往解放区,其中有的人还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九千余人的新四军皖南部队在转移途中遭七万余名国民党部队的包围和袭击,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仅有千余人突围。事变发生后,一方面,蒋介石发布命令,掩盖事实真象,诬称新四军叛变,另一方面自知理亏,严密封锁消息,不许新闻界予以报道。周恩来不得不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愤怒而痛心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宋庆龄知道消息后,与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联名起草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的公开信,愤怒谴责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又在“保卫中国同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上予以详尽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反动封锁。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和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日军进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在工作人员的再三要求下,宋庆龄才搭乘最后一班飞机从启德机场起飞前往重庆,当时离香港沦陷只有6小时,日军已逼近机场,飞机起飞后几分钟,机场即遭轰炸。

重庆是与香港完全不同的地方。它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被称为“陪都”,情况十分复杂。大约经过了半年多的艰难准备,“保卫中国同盟”才于1942年8月在重庆恢复。在重庆的四年里,宋庆龄以顽强不屈的精神,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克服了重重困难,从各方面继续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她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经常保持联系,多次接待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她还多次主持集会,缅怀先烈,申张正气。她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始终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一天。人民群众热泪盈眶,纷纷涌上街头欢庆胜利。宋庆龄也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无比的激动和欢乐之中。但是在短暂的庆幸之余,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她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抗战胜利了,中国向何处去?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也许即将到来,她又将面临新的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