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字伯平，号绂（fǔ）臣，也号佛尘，1867年出生于浏阳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
唐才常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由一个中世纪的封建大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出中世纪，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渡时期。经过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割地赔款，被迫开放了许多沿江沿海地区作为通商口岸。马可波罗所提到的遍地都是黄金的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帝国似乎正在层层撩起它的面纱。西方列强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配合着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的勾当，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的轰炸。
中国人民并不甘心沉沦，从列强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在武装反抗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了学习西方知识、技术的新尝试。
魏源1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胆设想，就是说要学习外国人的先进技术来对付外国人。多年以后，冯桂芬②、郑观应③等人又从自己的实践出发，提出“采西学、制洋器”。这个思想在当时愚昧自大的社会中如清风拂面，教人清醒。清政府也从巩固自身政权的目的出发，在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对外交涉，并开始了著名的“洋务运动。”
唐才常就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20岁之前，他和同代人一样，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耗费才智，如他自己后来自嘲的那样“低首催眉，钻研故纸”。少年时代，唐才常已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深沉好学”且成绩突出，因此在1886年19岁那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并且在县、府、道三级考试中都得第一，连中三元，一时在浏阳传为美谈。这次考试，唐才常得中秀才，获得了初级功名。
少年得中，科场得意，不光是他的家庭，就是亲戚朋友也都认为孺子前程未可限量，光宗耀祖之日指日可待。但唐才常本人却并未这么想，读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为获取功名，他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他既关心个人做官的小前途，也关注着民族国家的大前途。尽管四书五经他已背得滚瓜烂熟，但却找不到怎样对付西方列强的办法，孔夫子、孟夫子的书目中只有诸侯列国而没有帝国主义列强。看起来对付列强的办法在四书五经中是找不出来了，只有另想办法，但办法在哪里呢？
带着满腹的疑问，他来到了省城长沙，先后在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求学。
岳麓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一所著名学府。那里群英荟萃，从各地来的年轻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个个都是踌躇满志、意气奋发。唐才常在这里受他们熏陶也获益匪浅。他结识了浏阳同乡谭嗣同。谭嗣同是巡抚大人的贵公子，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中国，可说是见多识广，他对于当前的民族灾难有着十分痛切的认识，一心一意探究能治国平天下的实学。谭嗣同十分注意从先贤王夫之以及本朝具有改革思想的龚自珍、魏源那里汲取他们的思想精华，同时他也热心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江南制造局编译局的常客。相同的志趣使他们相见恨晚，彼此互为知音。谭嗣同兴奋地说，20年来的刎颈之交，只有唐才常一人而已。他们在一起相互切磋，并发誓要学习墨子为改造中国而摩顶放踵。果然在后来的湖南维新运动中，两人并肩合作，配合默契，为改造中国而前赴后继，实现了他们读书时的誓言。
唐才常在岳麓书院还遇到了另一个浏阳同乡，当时湖南著名学者欧阳中鹄（gǔ）先生。欧阳先生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学者，他十分推崇明未清初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先生。唐才常在欧阳先生那里不仅得到今文经学的知识训练，而且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
求学生涯随着唐才常赴四川而暂告结束。1892年，担任四川学使的瞿鸿欣赏唐才常的学识才干，特意聘请他担任子女的课业老师并且兼做瞿本人的幕僚。唐才常在四川待了一年，1893年他从四川回湖南，在返湘的途中，唐才常饱览了祖国中西部奇异峻秀的景色。长江三峡的雄奇险峻，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湘西山区如神话般变幻莫测的景致，沿途物产的丰饶，这一切都令他难忘。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所到之处社会下层人民的沉重苦难。清政府把银子都拿去作为赔款献给帝国主义了，而它的百姓却是民不聊生。壮丽的山川，苦难的人民，这使唐才常心中涌动着一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他的胸襟为之开阔，精神振奋。
1894年唐才常又考入了位于武昌的两湖书院。两湖书院是由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张之洞创办的。张之洞是清朝著名的大官，因在中法战争中“主战”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而声名鹊起，崭露头角，之后长期担任了湖广总督，坐镇长江中游地区。他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用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为清王朝服务。出于中体西用的考虑，张之洞在武昌新办了两湖书院，专门培养洋务人才。书院吸引了许多渴望新知识的青年人，他不仅训练了许多洋务人才，而且也造就了一大批改良以及革命运动的先驱、领导者。如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等。
唐才常在这里学习十分努力，每次考试他都名列前茅，深得张之洞的器重。在这里唐才常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西学方面。他广泛涉猎了所能得到的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历史的书籍。他津津有味地谈论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故事，对西方的民权学说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带着新知识与新思想，唐才常从两湖书院毕业了。这时他已28岁，急着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已经不想再等待，而中国也不能再等待了。
这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这次战争与以往不同的是战争的发动者不是西洋蛮夷，而是中国历朝以来的后辈学生，中国人称之为东洋矮子的小日本。可恨的是这个矮子学生毫不留情地把老师打得落花流水，由洋务派苦心经营了30年的中国北洋水师在黄海一战中全军覆灭。日本在战场上打败中国后，又逼迫清王朝鉴订了前所未有的苛刻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内舆论沸腾了。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一切给骄傲的中国人的心灵以重重一击，唤醒了中国4000年的大梦。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去思考中国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可以说甲午战争对中国的维新启蒙运动起到了一个最直接、最强烈的反面刺激作用。
唐才常虽然远离黄海战场，但也感到了这场战争带来的震动。他回忆起当时“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而在湖南也是“警报日夕数至”，使得乡民谈虎色变，人心惶惶。也正是从这时起，他痛切地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变法图强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为了表示自己除旧布新、发愤图强的决心，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洴澼（píng pì意为漂洗）子，以此激励自己。
甲午战争以后，唐才常从浏阳起步，开始了他贯穿终身的改良维新实践。
唐才常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欺负中国，在于他们有坚船利炮作物质后盾，而坚船利炮又是和他们所掌握的自然科学技术分不开的。因此中国要改变落后挨打的现实，就必须去学习、掌握先进的知识、技术。这种质朴的认识虽然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有人提了出来，但可悲的是在国内却得不到半点的回响，以至于与西方打了40多年的交道，从朝廷高官到求学少年仍有许多人不仅不知道？对手英、法、俄国究竟在地理的哪个角落，就连地球是方是圆都不清楚。人们不以这种惊人的无知为耻，反而认为时称格致之学的自然科学都是些雕虫小技，是“未议”（微不足道，琐细的议论），即使不了解也对国家大计无所损害。为了转变这种风气，唐才常、谭嗣同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上书湖南督学江标，请求将浏阳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专门教习数学、理化知识。他们设想通过办学来提倡学习自然科学的风气，等风气转变后，就可以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虚文改考学生的真才实学，将自然科学加入考试内容。一旦等学生掌握了西方的先进知识，中国何愁不能富强呢？唐才常他们将办算学馆“尊重西人之实学”与民族的前途——保种联系起来，并不遗余力把它付诸实践。算学馆将考生中热衷时务的人列为前茅以示鼓励，对那些愚腐空谈者则不予录取。这逼得考生不得不去买书、读书。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算学馆的这番心血没有白废取得了成效。每次考算学、洋务，浏阳的学生成绩总比其它府县的要好，每次都夺得全省冠军，这样引得其它地区纷纷效仿。西学的风气得以大张。浏阳算学馆的开办成为湖南提倡新学的起点。
在浏阳小试牛刀后，唐才常将他的目光转向了省城长沙，那里正在发生着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唐才常被深深地吸引着，他渴望能在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施展他的抱负，于是，他收拾行装来到了长沙，在这里开辟他的新天地。
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地处洞庭湖南岸，面向长江。它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却举足轻重，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湖南民风强悍也比较保守。鸦片战争以后，它的保守空气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欧风美丽的飘打侵袭，但总的来说它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以及由这些外来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各方面变化都远远不及东南沿海地区，如上海、广州。直到1899年岳阳才作为湖南第一个通商口岸对外开放，而它的邻省湖北汉口，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就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开放了。彼此相隔了30多年时间。19世纪末，湖南以守旧堡垒而闻名全国，在国人的眼中，它像西藏拉萨一样与世隔绝。有一位英国传教士曾经这样描述过湖南的保守，他说：“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令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所有外国事务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但事实上，湖南决不是死水一潭，它在不断地积聚着能量，一场石破天惊的大改革就要到来了。
从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及其湘军开始，就不断有一批批人走出湖南，走向世界，成为较早的觉醒者，成为创一代风气的人物，其中的佼佼者如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在《伊犁条约》的谈判中敢于“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外交家曾纪泽等人。湖南向来有着深厚的教育传统，其省城长沙有大学城的美称，这里有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志向，受到新思想洗礼的如谭嗣同、唐才常那样的青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保守的现实，渴望能通过他们设计的改革方案，使湖南使中国重振雄风。很快地，湖南后来居上，转而成为改革先锋。
1897年湖南省一些主要官僚，包括巡抚陈宝箴、按擦使黄遵宪以及督学江标等人都是一些具有改良倾向的新派人物。
巡抚陈宝箴是清朝举人出身，《马关条约》以后曾上书皇帝力倡改革。1897年担任湖南巡抚以后，立即着手小范围的改革，整顿官僚队伍。作为湖南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湖南新政办报纸、开学堂、兴实业、请人才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戊戍变法中，他保奏了一些改良派上京辅助光绪皇帝变法，并且是少数几个光绪能指挥得动的地方官。戊戍政变以后，陈宝箴被宣布革职罢官，永不录用。
按察使黄遵宪是中国早期出色的外交官，他很早就放弃了科举仕途，自愿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先后出使过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出使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日本国志》，书中详尽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情况，并对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进而阐述了他的变法思想，这部浸透了他心血的书受到了具有新思想的人的高度重视，被称为“数百年来鲜有之奇作”。黄遵宪在湖南主管司法、治安等工作，一到任上，他便协助陈宝箴在湖南推广新政。戊戍政变时，黄遵宪因病在上海留医，这使他极偶然地躲过杀身之祸，被罢官回乡。黄遵宪还是近代最有名的诗人，著有《人境庐诗草》。
此外，学政江标和后任徐仁铸都是以变风气，开辟新局面为己任的官员，他们在湖南维新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样，有了唐才常等具有初步改革实际经验的实干家，有了有利于改革的宽松环境，一场震动全国的湖南维新运动很快在全省行动起来了。
鉴于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依然昏昏沉睡不知觉醒的现实，唐才常将他参与改革的重点放在开民智上。通过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唤起人们的觉醒。
1897年4月，由江标发起，湖南宣传新思想的第一份报纸《湘学（新）报》诞生了，它是1张旬报，1个月出3次。唐才常因其改革的热情及脚踏实地的办事作风被聘为报纸的编辑，《湘学报》创刊的目的，是为了讲求中西有用之学，所谓有用，就是能够“图富强”、“存遗种”，也就是对振兴中国有用。唐才常他们将“有用”之学分为6科在报纸上设专栏。这6科分别是史学、掌故、地理、算学、通商以及交涉。其中地理与算学主要是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商学、交涉（即外交）主要介绍资本主义各国社会、经济及历史状况。而史学和掌故主要通过专论的形式从中国历史中汲取民主思想的点滴精华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报纸在每一学科的专栏前，设总论1篇，然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问答、解释。在报末，还附有一些浅显的理化知识。巡抚陈宝箴下令让各州县都订阅该报，并要求各书院的学生以及商人、士大夫认真阅读，以取得有益的知识，将来可以有所建树。有一段时间，湖广总督张之洞看过报纸后也因为《湘学报》讲求经济时务十分赞赏，要求湖北各州府也都要订阅。《湘学报》的影响越出了湖南。
唐才常作为《湘学报》的主要作者为报纸写了大量文章，文章涉猎范围非常广、主要包括对西方历史、现状的介绍、各国外交情况、中国内政改革的主要方面等《公法通议》、《论中日通商条约》、《兵学余谈》、其代表作有：《史学略论》、《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外交论》、《格致浅理》、《质点配成万物说》等等。这些文章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就是提倡实学，反对旧学。
《湘学报》为湖南维新运动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是改革的急先锋。谭嗣同称赞《湘学报》，“湖南风气的变化是从湘学报开始的”。这既是对报纸褒扬，也是对唐才常这一时期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投身《湘学报》事业的同时，唐才常又和熊希龄等人一起参加了时务学堂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