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它既是湖南新政的产物，又是湖南新政的宣传重地。创办该学校的目的在于“用可用之气、开未开之民气”。也就是开民智、兴民权。学校聘请康有为的学生大名鼎鼎的梁启超负责中文教习。梁启超因在上海编《时务报》畅言变法而名声大震，被人誉为“时代骄子”，与他的老师合称为康梁。在湖南方面的再三请求下梁启超到了长沙主持时务学堂的工作。唐才常担任了中文教师。
时务学堂的功课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学、分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以及中外史志等。普通学也就是现在的基础课，是学生入学以后必读的课程。另一种功课称为专门学，也即专业课，包括有公法学、掌故学以及格算学等，文理兼顾。
唐才常和学校其它教师一样，鼓励学生阅读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科学的书籍。不仅在课堂上以中国民主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启发、鼓励学生。更加在学生作业本上加批注与学生探讨新思想。时务学堂的学生都是求知欲极强的同学少年，而学校里的教师也是一批激进的年青人。唐才常这年30岁，主管行政校务的熊希龄27岁，而学校的灵魂人物梁启超只有24岁。所谓教学相长，学生与教师相互促进，互相影响，使各学校的空气日日激进，成为新思想的策源地。
时务学堂为中国近代的改良与革命运动输送了宝贵的人才。秦力山、林圭、田邦浚等时务学堂的学生后来均成为自立军的领导骨干，与唐才常由师生变同志。他们中一些人为改良而献身，牺牲在张之洞的屠刀下，一些人则转向了革命，成为孙中山的信徒。
正当唐才常为改良而办报纸，开学堂摇旗呐喊的时候，山东爆发了胶州湾事件。德帝国主义借口山东教案而强占了胶州湾，由此开始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继德国之后，沙俄、法国、日本以及英国等列强把中国看成是一块任人宰割的唐僧肉，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范围、东北、西南、东南以及长江流域地区纷纷落入魔掌，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
祖国的好山河岂容他人染指！唐才常再也坐不住了，他必须行动起来去解救面临着瓜分豆剖命运的祖国。如何解救？报纸、学堂固然重要，但远水灭不了近火，他需要一个更直接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准备地方自治以保全湖南，保全中国。1898年初，由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发动成立了南学会。南学会是地方自治的一次尝试。所谓地方自治并不是脱离中央政府的意思。在和平时期它负责整顿、训练人才、发展地方经济。在战时则要反抗侵略、保卫疆土，使不至于全国一起沦陷，从而保全中华民族的火种。梁启超当时也在湖南，他在谈到南学会的缘起及任务时说：“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要独立自治必须要训练民众参政能力，“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由自治之实际然后可也。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也就是说南学会的任务就是训练人民的参政能力，为自治作准备。南学会成立后，得到巡抚陈宝箴的支持。
陈宝箴负责选拔10个本地绅士为总会长，然后再由这10人各自举荐优秀人才入会，成为会友。会友共分3种，一是议事会友，主要任务是制订学会的规章条例，组织会友的活动。它由南学会的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等担任。二是讲论会友，演讲是南学会的主要活动形式，每次演讲就由这些讲论会友充任，主要有皮锡瑞、黄遵宪、谭嗣同、邹代钧等人。第三类会友是通讯会友，通过书信来往结交朋友解答疑问，借以宣传南学会的宗旨。这类会友上至绅士士大夫下至商人阶级。
学会不仅宣传西方新思想，而且它针对地方行政进行探讨，给政府提供参考方案。这是南学会训练民众参政的举措。
唐才常在南学会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他虽然没有直接发表演讲，但是他策划这些活动，参与讨论地方政经的兴革，不仅使他的组织能力大大提高了，也使他更加贴近现实，使他的文章针砭时弊，更富有现实性和战斗性。
南学会组织的讲演活动不仅能得到地方长官的支持，陈宝箴、黄遵宪都在学会演讲过，而且听众也十分踊跃，每次讲演都有1000多人参与，场面十分热烈。演讲的内容包括新学宣传方面，此外还有地方新政事务，如设保卫局、兴办矿业等，它逐渐成为地方议事中心。
南学会的成功样板推动了本省各地学会的建立，不只是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就是许多偏僻闭塞的小城也有了新气象。虽然各地学会的目的不尽相同，但都侧重于“联通群力，振兴新学，”联通群力也就是发动群众，唤起民众的意思。
唐才常在创办南学会得到各地一呼百应以后，又趁热打铁和谭嗣同一起在长沙成立了“湖南不缠足总会”，在浏阳成立了“群萌学会”。前者以反对妇女缠足为出发点，提倡移风易俗，改造陈腐的社会风气。妇女缠足看上去比不上军国大事那么重要，但它已有1000年的历史，它用一条长长的布条即可把全国的妇女禁祻在家庭中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唐才常他们深深感到能否把妇女从封建禁祻中解放出来，也是开民智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到民族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大事。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号召男子应娶不缠足女子为妻，该学会的一个入会条件就是保证不支持家人缠足，不娶缠足女子。当时在湖南的新派人士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都担任了这一学会的董事以表支持之意。而湖南各地也设有分会，响应禁止缠足运动，声势壮观。
南学会对湖南风气开放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不断努力下，湖南的面貌有了可喜的变化。就连远在天津的《国闻报》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称赞说：“湖南风气日开，较之沿海各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梁启超也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将湖南大加褒扬，这虽说是宣传笔法，但也言有实据。
为了记录、宣传学会以及本省的各项维新活动，唐才常又负责主编了《湘报》。当时湖南已有了《湘学报》，为什么还要办《湘报》呢？唐才常在《湘报序》中谈到在胶洲湾事件后，亡国的警钟已在耳边响起，但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不知振作，不思进取。于是集资办报，以补湘学报的不足。《湘报》以日报的形式出版，可以做到每天都新。唐才常希望通过阅读报纸使国人能得到新思想的沐浴，一人能拥有千百人的智力，可以不出家门而了解五洲大地的形势。开民智的迫切心情跃然于纸上。
《湘报》创刊后，与南学会，时务学堂联为一气，相互呼应。它不仅大量刊登本省新政情况如南学会的讲演、问答记录、时务学堂、保卫局等的规章以及活动情况等，它还对全国其它省份涌动着的维新浪潮如康有为的保国会的活动情况作了适时的报道。而各国时事、商务等也是每日报纸必备的内容。《湘报》是湖南维新活动中一个最主要的舆论阵地。
作为报纸主编，唐才常除了组织被顽固派称为“言论偏激、惊世骇俗”的战斗檄文外，他自己也写了相当数量的文章，如《时文流毒中国论》、《湖南设保卫局议》、《论中国应和英日联盟》等，涉及内政外交，对资产阶级民主民权学说大加申张，对地方自治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具体建议。
通过参加《湘学报》、《湘报》、南学会以及时务学堂的维新宣传、实践，唐才常始终活动在湖南新政的最中心地带，成为该运动的领导人，同时他的改良思想由朴素的感性认识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他的改良思想首先受到了康有为、严复思想的影响，但他并没有拘泥于康、严的理论，而是比他们更激进、大胆，和谭嗣同一起成为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