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足球文学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又需要强调在文首所言，足球文学的理论点全部来自西学。萨特是用“轴心时代”的眼光继承并更新看待20世纪欧洲的政治和思想格局的。那么，我们引用萨特的观点对足球文学的使用价值进行辩论和论证，究竟应怎样合理处理？这就是足球文学存在学的关键所在。足球文学来自于西学，却在中国发生、发展，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学思潮，从中国而向世界。既然足球文学的土壤在中国，那么发生以后流向国外，又怎么证明它的东方价值？这就是对足球文学存在学的终极考验了。足球文学存在学并不是完全成立在中国哲学土壤中的，却极为巧妙引用了西学，造成“一个体系，两种思潮”的局面。我想，我们完全不用争论局面的好坏，我们要看到的，便是它最终能使足球文学怎样，足球文学能使中国足球怎样，并且为中国的21世纪带来怎样巨大的精神财富。一旦梦想就在眼前，现实中的景象让我们活在梦中，还有什么必要去追问，“足球文学究竟是西学还是中学”呢？如果不必要去追问，我们对足球文学的使用、需求，与被关在大学教科书中沉重且发闷并要应付考试的存在主义知识相比，究竟谁对人类的影响更大呢？这一反问成立之时，即是足球文学已成为又一轮被研究对象之日。
（3）足球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在完成了用存在学看足球文学的上述两个观点后，并可极为明晰、简单说出足球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了：足球文学用存在主义哲学的部分观点立身，结合自身特点完善足球文学存在学的构建。足球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实则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互相走到门槛就离开。而足球文学与存在主义文学却拥有交集。
这样，关于足球文学对萨特的引入的理论初稿便完成了。如果足球文学在发生以后将得到空前的辩论空间，那么对其存在学的讨论，足球文学对存在主义哲学进入的深度、宽度，又将成为其理论发展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的另一个阶段了。
[2]足球文学引入荣格
上文是对萨特的引入。很多人会奇怪，瑞士人荣格与存在主义哲学有什么关系呢？一位精神分析学奠基人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完全“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他会与存在主义流派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我便要说，足球文学的发展宽度及对哲学讨论的深度，足球文学希望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需要通过荣格先生的“精神分析学”在思想中的另一种“存在”而得来。也就是说，荣格与萨特对足球文学存在学影响的相同点，是它们都会在不同阶段为足球文学存在学带来思考。它们的不同点，是足球文学存在学对现实和精神两种存在状态的发难。
还是循上文例，需要对古尔·古斯塔夫·荣格生平及主要思想做一个介绍。荣格先生出生在19世纪后半叶，逝世于20世纪中期以后，是不折不扣的长寿老人。他的自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更多去了解。
荣格1875年出生于瑞士的康斯维尔，一个对宗教相当热衷的家族，他八个叔叔及外祖母都是担任神职人员，父亲则是一位虔诚的牧师，几乎把信仰当成他生命的全部。家庭中浓厚的宗教气氛很大程度上培养助长了荣格的神秘主义倾向。他有两个哥哥，但都在他出生之前夭折了；他的父母不和睦，经常吵架，母亲的性情反复无常。自小他便具有特别的个性，是个奇怪而忧郁的小孩，他大都是和自己作伴，常常以一些幻想游戏自娱。到了6岁之后，除了父亲开始教他拉丁语课外，也开始他上学的生涯，藉着和同学们的相处，荣格慢慢发现家庭之外的另一面。多年之后回想起来，他将自己分成了两个人格－一号和二号。一号性格是表现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此时的他就如同一般的小孩，上学念书、专心、认真学习；另一人格犹如大人一般，多疑、不轻易相信别人，并远离人群，靠近大自然。
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确实改变命运的事情。一个初夏的中午他等待同学时，一个男孩猛然推倒了他，荣格脑部受到了重击。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似乎有种神秘的咒语萦绕在荣格的脑中，每当必须回到学校或者面对功课时，便陷入了昏厥的状态。这种状况的持续使其父母忧心不已，从各处请来的医生亦无法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法，甚而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癫痫的状态。但慢慢的，他用意志力来面对这个问题：一开始，在认真十分钟后，晕眩的感觉袭上心头，但荣格未放弃，持续地强迫自己继续看着父亲的拉丁文书，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努力后，一切又回复了原状，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日后回忆起这件事，他视其为经历一次“精神官能症”。这个精神官能症对他而言是个秘密，一个可耻的秘密。但它却诱发了荣格一种非同寻常的勤奋，每天五点准时起床，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并非做做样子罢了。
同一时期内，荣格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这段经历就如同刚从浓密的云层探出头来一般，他找到了他自己，开始摆脱了以别人的意志来过生活，对自己有绝对的权威，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学校和都市生活则是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渐渐地，他越来越认同一号人格以及所发现的新自我，二号人格的世界则慢慢地消逝，二号人格容易让他感到沮丧，他从二号人格的先入之见中解脱出来。他亦开始接触西方哲学史，系统性的探讨自己所拟定的问题，深深为柏拉图、毕达歌拉斯、恩培多克勒所吸引。对荣格而言，他们的思想很美，富有学术气息，不像亚里斯多德式的唯智论令人生烦。在其中，最令荣格兴趣的莫过于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著作，他对世界阴暗面的描述相当的符合荣格的看法：对于上帝，他们皆认为上帝乐于唤起人们的阴暗面更胜于光明且积极的一面，这对自幼便开始怀疑上帝是否为完美的荣格而言，无疑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荣格决定亲身一访这位大师，1907年3月，两人正式在维也纳会面，并长谈了足足13个小时。对荣格而言，弗洛伊德是他所遇见最重要的人，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对佛洛伊德而言，荣格非犹太人的背景正好可以破除只有犹太人才关心心理分析的偏见，而他在伯戈尔茨利医院的心理医疗背景和经验，他的智慧和日渐高涨的名声，更让他成为心理分析阵营的新星。数年之后，他被推选为国际心理分析学会第一届的会长，同时也是该协会第一本心理分析期刊的主编。
慢慢的，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出现了差距，除了对心理学的看法不同之外，弗洛伊德有如父亲式的权威亦让荣格受不了。在一次的交谈之中，弗洛伊德说：“荣格，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就是永远不要放弃性的理论，我们要让它变成一种教条，一种不可撼动的堡垒。”但荣格对洛伊德的性的理论抱持着许多疑点，更无法认同“教条”及“堡垒”这样的字眼，仿佛要压下所有对性理论的怀疑，而这一切和科学判断扯不上关系，只是个人的权威的扩张罢了。在这次的谈话过后，荣格便知道两人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佛洛伊德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能毫无保留的接受他的理论，但荣格需要的却是一个能和他切磋琢磨，将心理学发扬光大的伙伴，并且他不想牺牲自己思想的独立性。
跟弗洛伊德决裂之后，荣格开始了他的危险历程。此时的他，39岁，犹如走入一条死胡同，朋友和同事们背弃了他，他也对科学书籍不感兴趣，在1914年时，他辞掉了职位，开始了一连串的旅行，并专心的去探讨自己的潜意识。1918年，他踏上面对潜意识的道路，竭力寻找历史人物心路历程的资料，以避免因自身的个人偏见对病人产生误判。他认真研究诺斯替教派作家的作品，因为它们最早正视潜意识世界，并探讨其内容和受到直觉世界影响的种种意象。他又从炼金术学中找到和诺斯替教派的历史关联，并发觉这个奠基于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其实可称为古代和现代的潜意识心理学沟通的桥梁。荣格发现，分析心理学以一种奇特方式和炼金术学不谋而合；在阅读古老的书本时，他发觉所有的事物都能各得其所，包括各种幻想意象、他在实践时所累积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他从其中所得到的结论。在荣格的看法，意识心理学能满足对现实生活的解释，但如果要解释精神官能症，一份既往病史则是必须的，因为它比意识里的知识更深刻地反映一个人；另外，每当需要作非比寻常的决定时，我们就会做梦，如何诠释这个梦，也需要比个人记忆中更多的知识才行。
自1916年开始，他为自己的研究结果出版著作或是应邀演讲，在巴黎就自我和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了一次讲座：并于1921年出版了《心理类型》一书，他希望能藉着这本书来界定自己的观点和佛洛伊德及阿德勒是有所出入的，主要的目的在于探讨个人对世界、他人、和事物的关系，并讨论了五花八门的意识层面，亦即意识头脑对于世界可能产生的态度。接着，他就宗教和心理学的关系发表著作，出版《基督教时代》，尝试解释基督的出现如何符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基督现象的研究，让荣格重新思考如何依据个人的体验来表达自身的现象问题，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从潜意识到意识的发展，以及人格对每个人的冲击。
慢慢的，他将心中的思绪结合，合成了他分析心理学的大纲。他的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是心灵的结构和动力，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后者扮演补偿意识型态的角色，如果意识太过于偏执相对的，无意识便会自动的显现，以矫正平衡。潜意识可以透过内在的梦和意象来调整，也可能成心理疾病，它的内容可以外显出来，以投射作用的方式出现我们的周遭生活。找到心灵力量的动向则是心理分析人员最重要的工作。他指导许多前来求诊的人，让他们接受并学习他的方法，成为心理分析家。但是他常告诉他的学生们：“分析是面对面的参与，每一个病人都是独特的例子，而且，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知道要如何助人。并且记住，不要追问病人婴儿时期的记忆，不要忘了灵性方面的问题，更不可忘记病人的秘密故事。”
晚年的荣格继续为寻找现代人面临的精神矛盾找寻答案，他隐居于在苏黎士湖旁，完全按照自己设计规划的塔楼式住屋中。他在这个安静、能和大自然合而为一的地方默默的思考着，陪伴的是在1925年前往东非途中所遇到的英国女人露丝.贝利，太太艾玛早在1955年就过世了。1961年6月5日，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饮下最后一瓶葡萄酒，这位当代思潮中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安然的病逝于湖上的家中。
以上资料同样来自百度百科中荣格的介绍文段。足球文学存在学对荣格的引进，就如前文所述，是足球文学存在学在精神层面的立身。如果说使存在主义哲学进入足球文学，是足球文学存在学的立身砝码，那么精神分析学进入足球文学，便要实现足球文学阶段性在精神内的立身。但正如前面所言，这里的问题又有很多了：荣格与萨特属于两大领域，在他们之间其实毫无共通点，足球文学存在学将他们划在一起，是不是天大的错误呢？精神分析学与存在主义究竟谁前谁后进入足球文学，两者在其中的分量如何？足球文学存在学对足球文学作出阶段性判断是否经过它们？以上问题的提出，让我回到了五四时期，新的东西引进的时候，所有人都议论开了。事实证明，引进来的东西，参与决定了中国在20世纪的走向。
于是，我们要放大胆子地去做、去想、去辩论。究竟要不要引，引多少，引了以后怎么用，怎么明晰足球文学存在学的用处，怎么用哲学完成足球文学的内在强大、外在永恒，都是在这里提出的课题。如果说阐释学、应用学、存在学与模式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与地位，那么存在学应在最前，阐释学应在其次，应用学则在最后。而模式学，像一个幽灵，游走在它们仨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改变。
就此，对荣格与萨特的引进，在《足球方略》为足球文学所建理论体系的雏形这篇文稿中，只能浅尝则止。足球文学不是专门的文学，更不是专门的心理学。足球文学是边缘学科，未来实现更大范围意志融合及团结协作社会共识的基础科学。足球文学存在学在理论内的提出，就是为了给予足球文学理论体系以更扎实的地基，在不断变化、加工的高层建筑完成以前，让我们能切实感知足球文学的存在，足球文学的存在之于中国足球、体育精神乃至“市民社会”（法团主义学说）可能的极端重要。
模式学
足球文学不是一个固定的框架，它会随着盈缩周期如海绵一样不断吸收和吐纳，在变化中不断更新自己，在足球运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实现一种永动机的功能。
终于写到模式学了！一路写过来，累，随心，享受。对理论书籍的着迷让我能随意进出各个领域的学理，也就能从中触类旁通，可以灵活应用在自己看世界、自己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去了。足球文学的四大理论，如果细分下来，不过是我在一个上午就列举出来的；但如果长远看下去，却完全可以追溯到10年前，也就是初中生的我就开始做的零散阅读积累了。
现在，我用自己所学、所悟创造的足球文学，即将为中国足球的2012年敲响黄钟大吕，也即将为中国人的社会舆论精神、文化凝聚状态，带去可能的空前讨论。
不说太大，但模式学又的确是这里面最好玩的，也是最让人开心的一个理论系统了。而我在之前的阐述中略带疯狂提及它，就是在不断思考中得到关于它的知识后，情不自禁地高兴，巴不得早点写到这里来。或者说它也不像阐释学和应用学那样，拥有极高的对实践的指导价值，但却为足球文学在日后的发展道路中，随机应变，用不断丰富的理论体系为现实中的中国足球创造无穷无限的动力及言论空间。如果足球文学在日后能如山呼海啸般席卷中国思想界，那么既是对我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民族的文化精神充满的信心。
如何才能详细了解模式学，模式学究竟是什么，模式学究竟在足球文学理论体系中起到的什么魔术般的理论效果，模式学甚至能为中国其他领域学科状况的改善提供怎样的借鉴？这个完全出于自我理论修养、又应有前人的可能的创新，是否会带来巨大的、积极的社会反馈？我不得而知。不过，模式学的提出，是对“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历史及今天的体制，一个介乎于创造和破坏之间的平衡器。那么，现在，便要从认识、了解、深入了解、掌握、应用五个阶段，由我通过足球文学的提出，为您提出模式学的认知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