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待人和接物
在贡献不等的诸多合作者的协助之下，从30年代开始，大仲马以一个出奇的高产作家而纵横驰骋于文坛。他的涌流不断的戏剧、小说、游记和回忆录，充斥于舞台、报刊和书店。他声名日盛一日，收入丰厚无比。可是，作为一个享有盛名的作家，他待人接物如何呢？作为一个财运亨通的作家，他的物质生活又如何呢？同他的文学生涯和政治活动相比，这些似乎都属于次要的方面。然而对于全面了解大仲马其人来说，却是一个断不可忽视的侧面。因为，即使在这些次要的方面，大仲马的情况也那么非同一般。
对父亲深有了解的小仲马曾经说过：“我父亲非常爱虚荣，他甚至会亲自坐到马车夫的座位上去，以显示自己有一个黑奴。”的确，大仲马是极端爱好虚荣和自命不凡的，有时简直到了幼稚可笑的地步。
他自称“文学之王”。可是，他也就认为只有和王室的人交往才不失身份。能够到某个公主家去吃一顿夜宵或者参加一次舞会，在他看来是莫大的荣幸。一次，走出一位公主府邸时，他甚至得意忘形向别人透露：“我宁愿一位王公称我‘先生’，也不愿一个工人称我‘公民’。”
他明明只获得过五级荣誉团勋位，然而他在自己的护照上，却擅自“晋升”为四级。
他的自我中心观念膨胀到这种程度：在巴黎的每一个沙龙聚会里，只要有大仲马在场，便只听见他一个人口若悬河，而且谈的尽是他自己的事，别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一天，他从一位部长家吃了午餐出来，别人问他：“这顿午餐吃得怎么样？”他回答道：“挺好！不过，要是没有我的话，一定要烦闷死了！”
此犹不足。他甚至认为“仲马”这个姓氏非他莫属，别人是不能“僭越”的。大约在1840年前后，一天晚上，一个与大仲马同姓叫阿道尔夫·仲马的剧作家碰巧和大仲马坐在一个包厢里。这位阿道尔夫·仲马脱口说了句颇欠自知之明的话：“就像从前有过两个高乃依一样，以后会有两个著名的仲马。”大仲马听了很不以为然。他想：17世纪的法国尽管有过高乃依兄弟俩同时驰名剧坛。可是，眼前这个庸碌之辈要分享他“仲马”的荣名，却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出于社交场合起码的礼貌，大仲马好不容易忍耐了一个晚上。但他并不就此罢休，等到散戏时，他施展小聪明，故意把那人的姓氏念错，说了声：“再见，托马！”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不过，如果仅仅依据这类事实便简单地给大仲马下一个狂妄自大的断语，也是不公允的。大仲马又有他谦逊的一面，有时甚至谦逊到令人感动的地步。
大仲马是深为自己的戏剧才能而感到自豪的，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诗歌写作上尚欠功力，并且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他对雨果的诗才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1828年，他去勒阿弗尔修改《克里斯蒂娜》归来，收到雨果的一封信，请他去听雨果朗读新写成的五幕诗剧《玛利庸·德洛姆》——当时题名为《黎世留时代的一场决斗》。朗读会是在画家德维利亚的画室里进行的。剧本刚刚读完，大仲马就情不自禁地高声赞叹道：“亲爱的雨果，我们的激情都被你点燃起来了！”他还诚心诚意地说：“如果有人能让我写出这样的好诗来，即使他要我让出自己的10年寿命，我也会毫不迟疑，立刻就给。”重读这剧本时，他又再一次表示：“这样美好的戏，我宁愿用一年的寿命来换取一幕；我对雨果的崇敬只会更深，友谊只会更重要，而没有一星一点的嫉妒。”后来，波旁王朝当局以含有政治影射为由禁演这出戏。大仲马积极参加抗议活动，并且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满腔义愤。
他们说：天才的作品
是照亮人间的火炬，
只要把它的火焰扑灭，
一切都会回到黑夜……
大仲马绝不是那样惹不得，碰不得，听不得别人意见的文人。相反，只要别人对他的作品批评中肯，哪怕措辞有些失礼，他通常也都能虚心接受。对于批评自己的人，大仲马会亲热地拍拍对方的肩膀，善意而又幽默地说一声：“嘿！我给你提供了一篇多么漂亮的文章哟！”
2 挥霍的另一面
至于物质生活，大仲马的确是惊人地奢靡。
私生活十分荒唐的大仲马，对他接二连三的情妇们一直奉行着在经济上“负责到底”的“骑士信条”。如果某一位情妇家境贫寒，那么，不仅她本人，连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也都要大仲马负担。与大仲马过从甚密的达施伯爵夫人在她写的关于大仲马的书中说得很形象：“他的笔要养活一个部落。”
大仲马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住户。他屡屡迁居，不消说，每一次乔迁，都意味着家庭生活排场的升级。他在布勒街的奥尔良公园附近的那套住宅，挂着蓝呢绒的窗帘，摆设着全套柠檬木的家具，铺着一色毛皮的地毯；他的卧室张挂着淡黄色丝绸的帷幔，天花板是整块的玻璃镜。迁到里沃利街以后，他的住处陈设之豪华，就更不难想像了。
不断旅行和久居国外是一项破费极大的爱好。更何况大仲马又是个爱虚荣的人，处处要摆阔。1834年去一趟意大利花了6000法郎。1840年重游意大利开支达到15000法郎。就拿他在佛罗伦萨居住期间来说吧，租一套包括卧室、内室、小客厅、浴室和盥洗室的住房，每月租金200法郎；享用高明厨师烹制的精美膳食，每月300法郎；从中午到子夜连续租用8 小 时的华丽马车，每月260法郎；零碎开销，每月300法郎。总计每月1060法郎。当代法国研究大仲马的学者昂利·克鲁阿计算了一下，这笔钱若按1955年的法国货币标准，折合300000法郎，真是好一笔巨款！
“人们说我是个漏水的竹篮子，可我的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花的啊！”大仲马经常这样抱怨。
应该承认，大仲马除了自己挥霍，也还有热心助人、乐善好施的一面。
某人缺钱用了，只要这个人同大仲马有一面之交，总会首先想到向大仲马求援。一次，有人突然闯进大仲马家中，大仲马正在写作，壁炉台上放着刚刚收到的稿酬。
“仲马，我需要用钱，我把这些钱拿去了。”
“你拿吧。”
“我过一个星期还你。”
“随你的便。”
大仲马的好客也是远近闻名的。他在文学创作之余的最大爱好之一是美食学。他精心研练，烹饪得一手佳肴美餐；不仅自己享用，也乐意让别人分尝，因此家中经常食客满堂。摸透了大仲马脾气的人们，若想一饱口福，会不约而同地说：“走，到仲马家去。”有一次，仲马的餐桌旁竟聚集了一个奥地利骨相学家、一个匈牙利医生、一个意大利逃亡者和一个兼有日尔曼——盎格鲁——印第安血统的商人。他不仅把欧洲，简直要把全世界的客人都宴请于一堂了。
作家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在其《回忆录》中记述的青年画师和剧作者蒙汝尔长期寄食于大仲马门下的故事，是再有趣不过的了。大仲马住在圣日耳曼城厢的时候，蒙汝尔毫不客气地到大仲马家去吃午饭。那时，大仲马的仆人们趁主人正忙于写作，都溜出去各行其是了。大仲马不愿让这位年轻的同行饿肚子，赶忙系上围裙，点着炉灶，摇动有柄铝锅，做出一桌丰盛的饭菜。蒙汝尔酒足饭饱，对主人的烹调技术大加赞扬，直说得大仲马乐不可支。从此，蒙汝尔每天都来吃午饭。大仲马先向他请示要吃什么花样，然后便用自己的钱执行起他的命令来。于是，一个藉藉无名的艺人，便这样长期享用一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对他的慷慨供奉。
于勒·雅南保留着大仲马给他的一纸短笺，表明大仲马是多么热心于扶危济困。这封信是大仲马在年轻的女演员玛耶病逝时写的。
我亲爱的雅南：
你知道可怜的小玛耶死了，我们今天上午刚刚把她下葬。
她撇下一个老母和一个很小的孩子。
她的老母87岁了。请尽你的所能帮助我——募捐，义演，等等，以便把她送进养老院。
至于孩子，如果他的父亲不要他，我就把他收养下来。他只有3岁，还吃得不多。我可以每天再多。作一小时，就这样定了。
忠于你的亚·仲马
我拆开这封信，告诉你杜瓦尔刚刚去世了。她家的人叫我，我这就赶去。
玛丽·杜瓦尔这位首先扮演《安东尼》女主角的名伶去世时，赶巧大仲马正处于经济困窘之时。为了筹集举行葬仪和购置一块为期5年的临时坟地所必需的费用，大仲马尽了自己一切的可能，除了同雨果一样捐款200法郎以外，还典当了一枚嵌有宝石的勋章。后来，大仲马写了一个小册子：《玛丽·杜瓦尔的最后一年》，用售书所得的钱为杜瓦尔修建了正式的坟墓。他还组织了一次新的募捐，用募捐得的款子赎回杜瓦尔去世前典当掉的首饰，交还给她的后裔。
大仲马即使自己在经济上极度拮据，待人也依然不失其大方：一次，他旅行归来，身上不名一文，便去向他的好友——雕刻家卡安求援。适值卡安外出，只给妻子留下一个路易的生活费。卡安夫人便慨然把这一个路易给了大仲马。大仲马告辞出来时，见餐厅的碗橱上放着一大瓶醋渍小黄瓜，嫩绿可爱。
“多好的腌黄瓜啊！”大仲马喊道。
“而且好吃极了。这是自己家里做的。送给你一瓶好吗？”女主人很是高兴。
大仲马道了谢。女仆帮他把醋渍小黄瓜送到楼下。女主人这才发愁了，仅有的一个路易给了大仲马，拿什么去准备今天的饭菜呢？正在这时，女仆春风满面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路易。原来大仲马为了犒劳这女仆，把刚刚借得的一个路易全部赏给了她！
3 重绎繁华
一切都需要有物质基础。大仲马的挥霍也是如此。40年代是大仲马创作的鼎盛阶段，收入最庞大的阶段，也是他的生活挥霍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阶段。奢华的生活本是无聊之至的。大仲马在40年代的挥霍无度之所以值得多费些许笔墨，乃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位作家要把自己的浪漫的文学奇想化为现实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