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看看所谓“书写个人体验和极端个人化叙述”的一脉文学。它之成为一股时尚，一种新文本，是因几个年轻的女作家当了先锋，如陈染、林白、海男等，她们以展示极端个性他的生活和心灵为目的，陈染的《私人生活》的书名，就恰好可以作为这一派创作的隐喻，那就是，它既是极其个人化的，又是当下现实的形态。这部作品写来灵动飞扬，不乏哲学智慧，但个人化太彻底了，反而导致了艺术上的随意性。这样的作品，也许因为它是当代文学的“死角”，令人蓦然想起30年代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曾给人带来的耳目一新之感。然而，90年代毕竟大大不同了，毕竟是讲究个性，尊重个性的时代，女性创作不再是压抑下的呼号，于是她们多从女权人手，抒写新的体验。它们目前尚处在生长阶段，过渡阶段，作为文学的一脉，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过，这方式如不与历史主义的方式相沟通，大约会迅即成为枯萎之花。她们中人不是没有企图在个人化与历史主义之间搭一座桥梁，例如从题目上就可看出，用了“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空心岁月”等等，就先给人以历史的和社会的诱惑（生活、战争、岁月），力图使之既是个人化的又是历史化的，既是女性化的又是时代性的，可惜，就大部分作品来看，结合得并不很成功。其实问题何限于女性作家呢？又如新起的韩东、张昱、刁斗、鲁羊等人，确也展示出一种较新鲜的艺术天地，他们是以纯个体化的体验，绝对个人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对这些作品不太好复述，也不好解释，它们具有生活个体化的丰富性，多层次性。不过，不管作者本人意识到与否，在个人化叙述与形而上主题之间，横亘着一个时代精神、社会意识、集体无意识的艺术构成问题。多年来，我们的许多创作，旨在揭示民族寓言、集体无意识，也即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但突出的问题却是怎样更新艺术形态和艺术手法。现在的一些个人化叙述的作家作品，从作品本身看，不乏精彩之处，但放到当代文学的大格局中就显得分量不足，主要是缺乏时代性的深邃体验。他们若要扩大自己的艺术世界，就必然要迂回地向时代的精神体验靠拢。这是因为，从世界文学来看，欲写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涵量深广的作品，离不开这一河床。
我们更应注意的是，一大批作家处于从生命体验向文化体验转化的趋势。随便举个例子，就说最近发表了中篇《天缺一角》的山东作家李贯通。这些年李比较关注时代的人文精神问题，他的《乐园》，有种天人合一的大文化观的气息。在他看来，人的中心意识不必太强，其实一切生灵，无论赋有植物性还是动物性，都是血肉有情之体，都是平等的，人只有抱着这样的自然观、人生观，才可能产生回归乐园的感受，才能找到可靠的终极关怀。如果说《乐园》更像一则寓言，更注重体验生命，又故意添加了魔幻气，那么，《天缺一角》，就完全回到了生活流之中，是现实主义精神很强的作品，尤其突出了文化体验。按说，文化馆里诸角色的生存相，其窘迫状，在早期的新写实作品中已有人生动地描写过，不怎么新鲜了，但读者却有极新锐的刺激，原因何在？盖因作者并不停留于现状，而将一切归结于对人的文化精神的思考。天缺一角，缺哪一角？缺的正是精神、理想、信仰、真善美，这些能把人提高的东西。小说中汉画像石的缺了一块和于明诚之离去，自有深刻的寓意。《天缺一角》最大的艺术长处在于，写出了文化人，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但也有败笔，如1936年我军为追画像石牺牲了三个战士，又如“文革”中，造反派为寻这块石头掘地三尺，都有些牵强，因为那时不可能有那样的文物意识，只有于明诚其人，才具有真正的文物意识。我们强化文化意识固然好，但也要避免为文化而文化的写作，那同样会失去魅力。
文学之宝贵，就因为它是民族或人类情感与精神的载体，是人类的精神火炬。社会生活有多么复杂、丰富，人性的展示就有多么复杂和丰富。何况人性从来就接通了传统的、历史的河道，它比平面化的日常生活本身更具立体性，深刻性，深邃性。为此，作为反映一个民族精神的主流的文学，应该把深刻揭示本民族的精神发展史、心灵激荡史作为主要的，从大文化背景说，也是如此，所以人文精神的探讨不会停止。文学对人文精神的承诺是责无旁贷的。
从这一角度看，浙江女作家王旭烽的长篇《南方有嘉木》，也可视为文化体验型的作品。现在大家都说它是中国第一部反映茶文化的长篇小说，意思可解，但若将它作为直接图解了某种文化的创作，那就有违于创作规律了。事实上，这是一部力图展现民族灵魂在近代的蜕变过程的、具有较高文化品味的长篇，又是一部将茶文化史、杭州地域史、近代革命史糅合为背景，以中国茶人的富于悲剧意味的奋斗史一以贯之的作品。它是透过茶人来看国人的民族精神，或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看茶人的人文风貌。正因如此，它显得独特，被视为长篇画廊的一部新异之作。这部小说并没有走那种一写民族商人就写其两重性的老路子，也主要不是回答走资本主义道路走通走不通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发掘茶人精神上，所谓坚韧、冲淡、平和、仁爱，作者自然也没回避茶人身上的阴柔、退避、赢弱的阴影。小说从1842年写起，直写到1928年大革命的失利，中经太平天国、义和团、维新变法、武昌起义、同盟会成立、反满排日、沪杭路通车、共产党成立、雷峰塔倒掉、北伐、蒋介石叛变，可谓大事不断，波澜迭起，杭州的忘忧茶庄主人也已几易其主。就杭氏家族来说，似乎一直是阴盛阳衰，几代女主人如林藕初、沈绿爱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作者王旭烽文笔清丽，文化气息浓，形容生动，文白间杂，颇能契合作品特有的氛围。为写这部作品，王旭烽做了充分准备，她在茶博馆工作多年，有茶文化的专着问世，由她来写茶人的内清外方的人格精神，大约是最相宜的。但这部作品似乎是一个系列的开始，透过茶人精神来看民族精神的主线也不够醒豁，仅仅是开始。还有阿成的长篇《忸怩》，也以其鲜活的文化体验见长。这部作品堪称是写出了一个城市的灵魂。小说写喧嚣都市中一些无业游民，流浪汉，漂泊者，写他们外在的百无聊赖、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和因自尊和爱的受挫而起的苦闷，在表层的幽默、调侃下藏着庄严的辛酸。小说是对虚伪、自私、异化的冷嘲，是对当代人无力抵御物化的控制，一个个成了自己欲望的奴隶的严酷现象的反讽，自有内在的撼人心魄的力量。在小说中，不论是老叶、小老爷子、岳先生及其残虐的那只黑猫、富婆李铭、少女赵倩，以及如影子般存在的娜塔莎等等，似乎都处在悬浮状态，都忍受着灵与肉分裂的痛苦。当他们与自己的灵魂、与自己的动物性的一面、与自己的良知遭遇的刹那，就难免出现“忸怩”的表情，书名《忸怩》大约源于此。
有两种精神品格，一是通过对生活意蕴的求索而上升的精神品格，一是把极端个人化体验作为艺术形态的精神品格，一般地比较其高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从目前的创作实际来看，由于后者部分疏离和切断了对民族灵魂的追寻，很难成为文学的主河道，这还反映着当前文学的表面繁荣与实际的疲软。有批评家呼吁，“文学不能放弃个人精神的高度”，意思不错，却不够深刻，而应改为“不能放弃时代思想精神的高度”，它思考的应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而个人化叙述因其私人性局限，难担此任。诚然，“不能用现实发展的合理性代替美学原则”，“不能使艺术重新沦落为现实的简单的支持者和摹仿者”，这都很对，但也要注意，必须要有与民族的思考相沟通的追求，方能步入较大的境界。否则，断然出不了真正博大的、富有艺术震撼力的作品。
我以为当下文学缺乏的或应该加强的，主要应是思想内涵，时代的精神体验深度和强大的思想魄力。世纪回眸，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多少亟待作家去揭示和发掘的矿床。我们需要更热烈地呼唤民族灵魂的展现，更勇敢地面对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这就显出了深入生活--深入时代的重要。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体验生活，跟多年前的某种“深入生活说”有所不同，甚至有质的区别。那些年头讲“深入生活”，实际是抱住一个既定的主题，在生活中收集为我所需的对应物，出发点就不对，于是叫得很响，收效甚微，而现在的我们强调的体验生活，是说，生活天天在拥抱你，你体验角色，更重要的，是你体验文化的裂变，才能真正深入和概括生活与时代。
写实风尚与艺术品格
话题不妨从一次争论谈起，去年的文坛，曾围绕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批作品，发生过争论。这些作品大都写国营大中型企业或某些城镇在市场经济中的困厄局面，以及连带而起的社会问题和世态人情，又被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批评界先是出于对这些作品直面现实，贴近生活，敢于揭示重大矛盾，呼出底层群众心声的特点，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它们揭示了新的现实关系，使现实主义的创作伴随着生活的发展而有所推进。对它们在艺术卜的缺失或直露，虽有微责却未能深究。不久，就出现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比如，认为它们没有批判主体出场，没有对现实的逼问，不但没有批判权力和金钱，还制造人治和金钱不可战胜的神话；认为它们匆忙将当下尚未完结、难以预测的变化纳入到一个稳定而统一的意义系统中，并标画出未来的发展蓝图，是一种陈旧的书写模式。更多的意见则认为。它们尚停留在描摹生活的表相和呼吁性地提出问题上，未能进入更高的文学境界。也有个别意见十分激烈，认为这只能叫泡沫现实主义，是瞒和骗的文学，是一次“彻底的堕落和破产”。
我无意对这些意见本身展开细致辨析。简要地看，个别意见显然偏激得失了分寸，而那种认为“尚未完结、难以预测”的生活就不宜写（我不明白除了运动，什么样的生活是可以完结，可以预测的），或者几乎可以不问艺术表现的真实性与可能性，要写就必须痛斥“人治和金钱”的意见，我也不以为然。我是主张在总体上肯定这些作品的。正如一位先锋批评家指出的：作为对于前几年某些玄虚，飘浮，不关心民众和社会，远离尘嚣，逃到“历史”和“个人”中去的倾向，这些作品毕竟揭示了我们时代重大的问题，正面迎视了社会和人心。它们在强化时代精神，突出多元文学格局的当代性上，颇有贡献。然而，我又觉得这些批评意见中包含着不少宝贵的合理成分，比如关于缺乏主体的批判精神，关于摆不脱陈旧的书写模式，关于把一切都纳入稳定而统一的意义系统中的意见，就很能击中我们文学中陈陈相因的痼疾。
正是出于这种看法，我选择从这里开始我的话题。这场争论所反映的问题，决不仅限于这批作品，而是涉及到了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整体理解。我由此联想到很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现实主义的品格和精神，怎样区分政治功利主义与艺术本位的界限，怎样在作品中体现艺术的批判精神，以及我们是否存在用题材的重大性和现实发展的合理性来代替美学原则的偏向等等。如此复杂的问题当然不是一篇文章能谈清的，而目前关于这些问题，也是空泛的议论多，具体的分析少。我想，既然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小说创作的主要潮流是写实，那么就让我通过对近期一些小说的实证分析，来看看在流行的写实风尚中如何提高艺术品格的问题。
我们的文学曾在政治和哲学的夹缝中艰难地蹒跚。关于政治把文学当做工具的教训，经过多年的反思，已为人们认识。而哲学对文学的框范，却似乎未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它正拖着文学的后腿，使之很难舒展想像的翅膀。“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反映现实”这句话，已成金科玉律，好像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本义。我曾注意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分享艰难》与《大厂》这两篇颇有力度的作品，在主情节上的相似。前者，企业家洪塔山诱奸了镇长的表妹，其情恶劣，恨极了的镇长却又不得不营救他，为的是全镇的经济；后者，某大客户因嫖娼被捉，但厂长为全厂效益计，又不得不恳请公安局放人。其实。两篇几乎同时发表的作品根本不存在谁模仿了谁，它们都抓到了典型化的情节。在两篇作品之后，我又看到了不少相似情节的作品出现。
作者们或许会申辩说，本来生活就是这样的嘛，从生活出发有什么错？的确，这只能是生活本身的雷同所致。问题是，艺术最忌讳相似，能不能减少甚至不再出现这种情节撞车现象呢？从深层次看，我们在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因为，“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做现实”啊。从这个小例子似乎可以看出，我们受纯粹的哲学反映论的影响太深了，或以为哲学反映论也即艺术反映论，艺术再特殊也不能超越涵盖一切的哲学。列宁的一段话是很着名的：“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像；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作为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是正确的，若依此来要求文学，就未免要束缚手脚了。李思孝教授曾在《回到马克思》一文中就这种认识论对文艺的深刻影响的分析，我很赞同。事实上，艺术不仅反映，而且创造；不止是认识论，更有价值论，审美论；不止再现，还要表现，幻想，虚构，夸诞，假定，变形，“每个艺术家都有权按自己的理想独立地创作”。我国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主导风尚是写实，这是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但其中虚构，想像，夸张的成分越来越弱，渐呈萎缩化，原来在某种意义上对原生态的正当肯定反而造成了更大的误解，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久而久之，有可能使现实主义变成满足于镜子式再现的方法。我们大力肯定从新写实到新体验再到分享艰难的文学，是看到它们的现实主义精神，看其积极面，但是否忽视了对文学的想像性和超越性的要求呢？我们的文学总是在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上摆荡。80年代前期关注的是写什么，80年代中期以后转为关注怎么写的问题，而现在似乎又回到写什么的问题上了，怎么写的问题好像又放置诸脑后了。每当社会生活大变动的当口，写什么的问题会上升，这合乎情理，但不能与此同时注意怎么写的问题，无论如何是一种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