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有感于此，我看到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为之一震，首先想到的是，他怎么会想到通过这么一个怪人来看历史，用这么一种眼光来看生活，太智慧了。从立意和构思上看，它跟余华的《活着》似有某种联系。但是，余华是以西方的悲剧艺术观观照我们民族的生存，而刘恒是以不动声色的、乐感文化式的眼光来揭示某种无价值无意义的生存状态，其批判锋芒藏而不露。在一个时期，我们的生存空间就是如此的狭小逼仄，精神生活就是如此的匮乏无聊。试想，一家好几口人挤在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有幸福可言吗？这就造成了与物质极度匮乏相对照的语言的极大膨胀，也造成了张大民的贫嘴。贫嘴相可看做那个时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个绝妙的象征。作者以不动声色的反讽手法，揭示了中国工人--中国人那种既缺乏所谓阶级意识，又缺乏文化底蕴的真实情态。在这种生存境遇下，某些“神圣”的意识只是一种面具化的表现。张大民那无尽的饶舌，废话，耍贫嘴，既是一种无法找到自尊的下意识的转移和挪借，又是失去物质和精神根基的一种挣扎、自救、甚至炫耀，其中潜藏着良知的声音，又不无悲凉。刘恒能继续保持这种批判意识难能可贵。我依稀感到，近年来某些作家正在尝试以本土乐感文化精神描绘本土生存相，不再像以前多以传统的西方悲剧观的处理方式。刘醒龙的《威风凛凛》似也含有这种精神。另一篇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东西），也能给人启发，它写一家由聋子、哑巴、瞎子组成的家庭，过着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写出一种难以想像的封闭，符号化地表达了一种精神的匮乏和生命无可沟通的境遇。我们能说它不是从现实出发的吗，但它却完全是一种重构的形态。
我们要承认，作家是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一类更多地依赖于亲见亲闻的真人真事，加工的幅度再大，也离不开原有的坯模；另一类作家，则有着更强的虚构和想像力。但不管哪类作家，恐怕都得把生活放到自己的坩埚里来一番“窑变”，否则只能生产清一色的二锅头，不会有五粮液、茅台、西凤之别了。我前面所说的情节撞车现象，毕竟还是窑变的火候不够吧。依我看，李国文的《垃圾故事》，有足够的窑变成色。现实主义要发展，就要对新的事物敏感，而现实主义要保持它的艺术品格，却又不能止于展示新事物的光怪陆离。看得出来，李国文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很敏感，白云苍狗，人事代谢，贫富易势，朝秦暮楚，直至垃圾问题，他都很注意，都一一思考。但这篇小说决不是要实写环保问题，在不无夸张变形了的杨菲尔玛身上，颇能看到某些现今都市的特征和欲望的特征，我们不免会感叹，这世界真是变了，变得像杨菲尔玛一样陌生了。总之，艺术地把握现实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重要的是发挥主体的重构能量，艺术地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的途径是可以有多条思路的，每条思路都能开出一个新的艺术审美空间。
现实主义的品格，决不应是写现实题材的同义语，把现实主义题材化的倾向，过去很流行，现在也没有绝迹。事实是，写历史题材未必不具有现实主义品格，写现实题材未必一定具有现实主义品格。尽管现实主义可从流派上、思潮上、方法上、美学原则上做出多重定位，但我以为，衡量是否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重要根据，还是要透过写实风貌看作品中的人文内涵和批判精神，看它是否抓住了时代典型的精神冲突和价值追求。衡量一个时段的文学，则要看它是否表达了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轨迹和心灵的历史。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感到当前的创作中，事象的壅塞与精神的单一之间的不平衡甚为突出。我们最缺乏的并不是现象的罗陈，而是精神的掘发。我们既不能老是重复“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套子，也不能满足于绘声绘色地摊开生活的流水簿。我以为，无论写实型的还是先锋型的作家，都存在重铸理性思维的问题，都存在怎样挑开生活表层突出精神层面的问题，哪怕它是以矛盾的形态呈现出来。近读王蒙的中篇《春堤六桥》，还是很受启发，我对它的人物所表现的无可奈何的精神困惑，颇多感触。王蒙自己说，他“已很久没有写写实风格的现实题材小说了”，说他常用的是荒诞和寓言，避免太实太针对什么。在这篇小说里，他要写“老”的感觉。这是什么呢？“是渐渐拉开距离的静观与或多或少的逃避，是宽容却又耿耿于怀的执着，是抚摸往事的温馨又是一种成熟的小心与谨慎，是生的经验与滋味却也是无法逃避的大限与永恒的阴影……”这些话大体反映了小说的情调和意蕴。
这篇小说在构思和意境上是颇动了一番心思的，写得相当从容，它找到一个载体--游春，营造了一个男女主人公互道心曲的最佳语境。王蒙的有些小说，话语的飞翔太放纵，议论、杂谈、感悟式的东西插入较多，不及这篇匀称而隽永。它通过即将卸任的大学校长鹿长思在江南邂逅同来出差的青年时代的女同学郑梅冷，一起徜徉在湖光山色中的心理活动，将历史、社会、个人、眼前，非常自然地糅合起来，以游记的形式，汇聚了诸多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有强烈的命运感和沧桑感。
在小说中，两个人每过一桥，就有一段回忆与眼前实景的对照，回忆是美好的，即使痛心疾首的往事，由于时间的消磨也不再尖锐得叫人无法承受，在时间的隧道里，他们共同表现出一种达观心态，但有一种情绪是掩不住的，那就是当今社会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功利、自律与贪婪的冲突在他们心中的投影，简言之，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价值根基，与当今社会环境之间潜在的不协调、不适应感。这种不协调感就像那个盲吹笛人因为没有拿到钱的恶声诅咒，把他们一下子从美妙的幻梦惊回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世界一样。鹿长思的心情未必像春光般惬意，他一直无法摆脱他的副手小周的影子，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小周是个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小野心家，他骗取过老鹿们的信任，现在已是图穷匕见，迫不及待要攫取权力。觉悟了的老鹿本想阻止他的势头，郑梅冷的儿子又正好是人事局长，他完全可以起到阻止作用的，但他几次欲言又止，最终打消了表明态度的念头。为什么呢？似乎是出于即使能阻止小周、也阻止不了整个道德趋势的无奈，甘愿听之任之，逃之避之。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鹿与郑这鳏夫与孀妇之间，有可能爆发点什么，但随着郑的遽然离去，戛然而止。结尾是几个月后鹿突然接到郑的逝世消息--郑是早知道自己身患绝症而故意仓促离去的。这样的处理也可看出某种悲凉心绪。从整篇小说来看，我以为值得注意的是，它揭示了精神生活中的断层现象。现在知识界普遍认为，在经历了一长段曲折的历史道路，又面临着社会的大转型今天，我们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现实就是文化传统的割裂和中断的情势，也可称为“断层”，《春堤六桥》的笔触及此，引人深思。我想，所谓现实主义精神，总要正视，而不是绕开我们面对的精神现实。
我的另一感想是，这种把历史、眼前、社会、个人随意融会组合的写法，是巧妙的，又是困难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个写法问题。不是没有人成功地运用这种写法，如杜拉斯之写《情人》，但更乡的尝试者发现，这写法看似容易写来实难。因为它需要作者具有较为广大的理性眼光，有较强的消化力，包容力，不但熟悉生活，更善于思考时代，思索人的境遇在历史中的变化。王蒙好像说过，历史给我以思考，同时历史给我以局限，甚至也有历史的牺牲一类的话。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是深邃的，但他近年的有些作品，似乎侧重于用新视点描绘历史的进程，而从人的境遇这一高度反观人物深层的悲凉意味和心灵矛盾的作品不很多，好像从人的主题滑了过去，力求成为各方认可的历史见证人形象。以王蒙的素养，完全能写得更深刻些。《春堤六桥》不失为一篇力作。
现实主义的核心在于精神，但对精神的理解切忌简单化、单一化，文学中的精神不是某种观念的号筒，也不应是某种流行的、陈旧的道德教条的图释，它可以张扬一种源于生活的信念。也可以写一种精神的裂变，它或写心灵的困顿、或写怀疑和逼问、甚至偏激和保守，应该都是文学允许的范畴。还是马克思说过的，既然大自然有千万种颜色，人的精神为什么不能也是千姿百态呢。比如，现实主义就不应拒斥表现广大无边的无意识、潜意识领域，心灵探索并不是现代主义的专利，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不放弃关注社会人生的总取向下，走向内心，探究幽秘的、丰富的深层记忆，发掘连当事人也未必清楚的心理动机，从而深化对人性的表现。
《被雨淋湿的河》和《农村弟弟》（鬼子）是两篇富于震撼力的作品。尤其是前者。我一直在想，它们打动人的奥秘何在？它们不同于以往创作的地方在哪里？这篇小说写了打工族的生存艰辛，写了因无法取得城镇户口引起的悲剧，写父与子的隔阂，写复仇与抗争，不能说其中社会问题的因素不强，也不能说别人没有写过这些问题，但不同的是，它们都把“问题”推为背景，并将“问题”转化成命运感，人格意识，转化为悬念和强烈的动作。作者就像钻到人物心里一样，把他的心理能量一层层挖掘，直到喷涌而出，如狂飙巨澜，惊心动魄。然而，这似乎还不是根本原因所在。那是什么呢？我想到了叙述视角、视点及其价值问题。在《被雨淋湿的河》中（我欣赏这个题目，它是个有浓厚的悲剧色调的意象，仿佛暗喻着它的主人公晓雷惨烈的命运），叙述者虽是个中年妇女，但全篇以晓雷这个人物的欲望展开，实际是以晓雷的眼光看世界。晓雷完全摈弃了他的乡村教师父亲善良而懦弱的生活态度，怀着一腔刚烈和无畏，企图独往独来地闯世界。他向他所处环境的道德秩序猛烈挑战，他以草莽英雄式的个人化方式以恶抗恶，寻找公道。最终因非理性的盲动而毁灭。这个故事里有种陌生的、强烈的心理真实，其源盖出于作者所用独特视角揭开了过去深入不到或被遮蔽了的人物和心理层面，整个调子是侧重于心灵体验和个体感受的个人对世界的倾诉式的。晓雷这种人的心理面貌和道德动机，在以往的作品也很少见。不是他们不存在，而是我们的视线被遮蔽了。
由此我联想到的问题是，现实主义要发展，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的变化和丰富非常重要。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二十年，思潮迭起，变化多端，但究其变化之关键，恐怕还是叙述角色的移动与转化--最初是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说话，继而作为时代变革的代言人说话，后来或者站在知青本位立场去回忆、或作为文化精英去寻根去解构，再后来，作为平民化的一个普通角色去搞新写实，直到近年，出现了比较纯粹的个人化视角的写作。不同的身份和视角往往可揭开不同层面的真实。关于个人化写作问题，我想另外专门着文，我只想指出，像《被雨淋湿的河》这样的作品，既不能简单归人“个人化写作”之列，也不必以新生代作家的一般特点来评论。作者鬼子说过的一段话，倒对我们不无启发。他说，他希望于文学的，“一半是希望那些先锋作家们，如何从逃避‘现实’的世界里回到‘现在’，以免失去广大读者，却又不失去文学应该具备的先锋；另一半是希望那些与现实分享艰难的作家们，别丢了文学，因为他们有的作品很像电视里焦点访谈的路子……”
什么是“文学的”？这好像是个谁也很明白，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如果有两种不同的文本摆在面前，一种是情节和过程绝对真实可信，细节和情态却司空见惯，甚至透着虚假；另一种是情节是虚构的甚至不可能发生的，但细节与心理却真实、陌生、新鲜。试问，究竟哪个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要我回答，我会选择后者的。最近有一个中篇《青衣花旦》（西风），就给了我文学的审美愉悦。这篇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无法用经验来验证的，这里出现的可疑的男女，可疑的房间，也许出自作者的假定。小说写午夜的酒吧里，有两个舞蹈着的女子，还有两个前来消遣的男子。女子中，活泼的一个被戏称为花旦，忧郁的一个被戏称为青衣。两个男子，一个叫章苇，好像玩世不恭，另一个叫小豫，书生气十足。在这几个身份不明的男女之间，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无非是卖笑的顾盼，故作轻松的撒娇，富有趣味的谈天，面具化的爱情游戏之类。然而，即使在这虚幻的绮靡的氛围中，在这短暂的假扮痴男怨女角色的自我麻醉中，他们也无法逃避现实的困扰。小豫颇不耐烦夜生活，执意要回家，为的是等待心上人的信息，结果他在信箱里摸到了一封久等的信，里面却装满了“黑蝴蝶”--他的情书全被她烧成灰烬寄还。而叫青衣的女子，舞罢便独自落泪，她也可能受过重大的挫折，不然她不会发出“你爱过一个人吗，对一个人有过真正感情的事吗？”这样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青衣和小豫在电话里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遇之感。小说似乎在说，这两个女子，她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或许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尽管误入风尘，仍是天真未泯，良知未灭；而那两个貌似自由的男子，生活在这座大都会里，也并不比她们轻松多少，欲望与良心，金钱与爱情，堕落与真诚的冲突，并没有离开他们。尽管他们都会遇到追求落空，情人背叛，情书被烧成灰烬的威胁，但这没有阻止他们对真爱的渴望，但他们自身的行为又在否定他们的渴求。小说最后。他们尴尬地逃避检查，像罪犯似的借着夜色逃逸，坐在夜的阳台上等待天明。我以为，作者也许有感于游戏人生的态度太普遍了，真情难觅，于是写了游戏着的人们也不忘寻觅真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