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陈周凯是注重口常生活情趣发其悲喜剧的作家，正面表现大气磅礴的改革进程，表现大事件的宏阔，于他的创作个性未必协调，弄不好还会抑制创作个性的发挥。我认为陈国凯写这部作品至少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擅长生活化描写与展现大工业区建设进程的矛盾，也即人物与事件的矛盾，一是二十年的间隔带来的审美距离问题，也即用什么眼光处理素材的问题。现在看来，陈国凯从两个方面克服了创作上的难题。首先是，在审美距离问题上，他尽力“还原”历史情景和历史氛围，没有像有的作家，强调站在今天的高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主观化地任意涂抹，并以当代性自辩。陈国凯是个传统型的作家，他的人物与传统的联系最为密切。我们可以真切地体验到80年代初的时代气息。每一步路都是那么艰险，都会遭遇种种责难。那个年代的封闭，只有在陈的笔下，才会那样活灵活现。“摸着石头过河，过去好，过不去再爬回来”这样的名言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作为一种特殊语境，也只有在陈的笔下，才被我们更深切地感知其意义。如果说到不足，我以为，还是事件与人物的关系的处理上有失均衡，对事件完整性的要求（这一般是报告文学的要求），不时地要拉作者的后腿。
陈国凯最重要的方式，是将改革题材进行了风俗化，人情化，幽默化的处理，这可说是这部书最突出的艺术特征，也是一个贡献。关于民俗的描写是此书最赏心悦目的部分。由于这一特点，这本书甚至已超越了改革的政治化、经济化的视角，进入了一个文化的大视野。他的主要人物，例如方辛，杨飞翔，罗一民，凌娜，曾国平，吕胜利，张沪生等等，几乎也都是置于风俗史的背景下，用生活化的笔墨写就的。包括关跃进和阿笑等女性人物，之所以如见其人，栩栩欲活，也与作家特有的粤文化眼光和语言的关照分不开。总体而言，《大风起兮》不肢解，不提纯，不过滤，力图保存生活的原生态和历史的整体性，除了作为一部艺术品可供读者阅读欣赏外，它还具有某种宝贵的文献性，这是我要特别指出的。
向现实广度和人性内涵拓展--谈《财富与人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也变得更加严峻，不断显现出高智能、高层面的特点，其复杂性、隐蔽性和艰巨性也存上升。我们已清醒地意识到，反腐斗斗争无疑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艺术是折射生活的。反腐败斗争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冲突，成为一些作家创作的取材对象，并为越来越多的作者和广大读者所关注，便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问题在于，重要的不仅仅是写了什么，而要看怎样去写。要看：怎样表现才能达到应有的思想力度和警示作用，或进一步要求，怎样才能起到干预灵魂，陶冶情操，鞭挞假恶丑和向真善美境界提升的作用，也即怎样表观才能区别于事件化的写作，真正走上艺术化。心灵化的创作，这是我在读了毕四海新着长篇小说《财富与人性》后引起的感想。
目前反腐倡廉题材的创作数量不能算少，标着“官场小说”向现实广度和人性内涵拓展“黑幕小说”、“新谴责小说”等名目的作品，也在大量流行。但相当一批作品还是停留在揭露惊人的腐败黑幕上，未能超越新闻化地揭露问题的层次。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但不够。还有几种情况是：要么主要人物头上罩着假大空的灵光，披着高大全的大氅，是专门从外面派来整治别人的腐败的，尽说些大话，让人反感；要么生怕不真实，主要人物总是一脸妥协和无奈的苦相，不能给人提气；而更多的情况则是，热衷讲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故事完了任务也完成了，很难给人故事之外的丰富意蕴。我觉得，相比之下，《财富与人性》超越了一般反腐文学作品的既定格局，超越了故事或案件表层的时空意义，把笔触伸向了信仰、价值、生存意义、人性善恶、官场现状、世态人情等等内容，使其警示意味十分广泛。它已不是就腐败言腐败了。如果说，《抉择》、《中国制造》等作品因其写出社会关系的错综和敢于内在地交锋，使主要人物的塑造上有所突破的话，那么，《财富与人性》则是把这类题材的创作向着现实的广度和人性内涵的深度方面有所拓展了。从长远眼光看，这种路子是值得肯定的。
我很惊讶，原先写《东方商人》的毕四海，何以变得对官场生活和上流社会内幕如此了如指掌，且刻面如此穷形尽相。小说的背景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时，笔墨从国内到国外，从上层到下层，从金融界到司法界再到政界，从主要人物的身世家庭到今天的现实欲求，展开的社会面比较开阔。现在反腐小说的情节有点大同小异，无非一个贪官的后头总有坏女人，总有行贿的大老板，总有更大的官儿为其撑腰之类。也许生活本身就是这样。但同样的框架却是可以概括出广狭完全不同的内涵的。《财富与人性》一书，拉得比较开，写的是东方省一个跨国黄金走私大案，却把权力腐败、金融犯罪三位一体地结合起来写。它的叙述策略是：放缓故事节奏，抑制情节速度，以必要的停顿，着重突现人物灵魂的冲突。它不再是让一切人事只为一个故事服务，而是透过个个人物的心路历程，通过分解和深化，使之归向一个大的道德化、哲理化主题。每个人都自成中心，都有自己的潜台词，都围绕着财富与人性这个大题目旋转。
小说中，好几个大人物在黄金和物欲诱惑下，其人性的变异发人深思。以孟广泰而论，是什么原因使这个以老功臣、老党员自居的、确曾在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为保护国家千两黄金丢失过一条腿的人，完全变成了疯狂掠夺黄金的巨贪，变成了一条只知寻求感官刺激的禽兽？此人已65岁还被特批留任，别看他土里土气，却自有一套“腐败哲学”。在他看来，中国从古至今没多大变化，想发大财还得靠政治，叫发“政治财”。他说，支配了人就等于有了财富，有了财富就可以发展为支配人。这不是权钱交易的无师自通吗？他花了一百万元要买个全国人大代表，其实要买那个“删事豁免权”。他密筑“寿坟”，积聚无数黄金，玩弄无数女人，用黄金打造一把太师椅，坐在上面过瘾。这个恣情纵欲，罪孽深重的家伙偏有一套价值观，说我一个当兵的，艳福不浅哪，我总算没白活，死了也不冤了，真是万劫不复。老子曾言，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对于此人而言再合适不过了。还有那位金融奇人、留洋博士、银行副行长毕天成的沉沦，也颇耐寻味。这是一个多面人，变换着多重面孔活着，哪副面孔也都不无真实成分。他不无自嘲地承认自己是个分裂的人，说这世界是分裂的、多元的，所以我也是分裂的。他频繁地扮演着好干部与贪污犯，模范丈夫与包养情妇者，谦谦君子与色欲狂徒，清廉自守与贪得无厌的双重角色。他可以一面主动“让房”，一面秘密疯狂购房。他无法将烈蕈角色统一，灵魂被锯为两截，神经快要崩断了。作品追本溯源，认为这与他曾作为农民小生产者的匮乏历史有关。有一种说法是，市场经济时代也即享乐主义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肯定人的多种欲望，它可以极大地刺激人的消费欲望。这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说明物欲是对人性的严峻考验，是个严重的关口。有道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孟广泰也好，毕天成也好，他们的软膝都在物质的黄金面前跪下了，终于滑进了无可救药的深渊。这里的警示意味是深长的。
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巨性、复杂性，往往遭遇到强大的阻抗，其原因就在于，这场斗争并不仅仅是与明面上的犯罪分子斗，主要还是与保护伞斗，与内部的袒护、包庇者斗。小说写道，在东方省就有一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力量左右着形势，它们以严肃“党纪”的幌子，达到千方百计帮助罪犯逃避国法的制裁的目的。巧舌如簧的省委副书记林之文就是阻力的根子。这说明腐败作为一种病毒具有广泛的弥散性，任甜意志薄弱者都可能陷进去。这尤其是权高位重者戒。林之文鉴定“黄驴”的细节和接受一百万元贿赂时的对话，真是写得太妙了，编是很难编出来的。写出这个城府深严、钻得很深的“政治家”的老辣手段，才算真正点出了反腐败斗争的严酷与无情，而此人的崩溃，义最有力地树起了反腐斗争的信心。作品对高检、林雪、西川、“老狼”等反贪英雄的刻画同样有力。高检是“最穷的高干”，家庭生活最不幸的人，但他又是最坚强的，毫不妥协的人，他有一副硬骨头。林雪有一定的理想浪漫色彩，容易让人想起警匪片中侠骨柔肠的传奇女性，她与西川之恋，更多趣味成分。但是，作为女性，她所承受的隐痛是真实的，她的热情、莽撞、正直、性急也是真实的。惟其如此，正气终究压倒了邪气，其心才不显得虚飘。
《财富与人性》写了多样人物，涉及多方面的生活，它写出了人在财富面前的尊卑分野，写出了精神的黄金比之物质的黄金要远为高贵，这就完成了它总的价值追求。作品在叙事方法上的创新有成功也有败笔，它不可能不留下电视剧本的痕迹。作者着意寻找电视与小说，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的整合办法，用心良苦，基本也算成功。
一部拟古风格的长篇小说--关于《清水幻象》
山东青年作家革非的长篇《清水幻象》，长达八十五万字，分上下两卷，描写清末至民国初年山东商河县一家大贵族地主望氏的崩溃过程，绘制了一幅作者幻想中的封建末世的精神颓败图画。
在革非之前，青年作家莫言、苏童、刘恒、叶兆言等人，也曾写过不少历史幻情小说，所写生活是作者们不可能经历的，所以他们不是靠回忆，而是借助想像，甚至梦幻，重现了一个个已经消逝的世界。他们的小说里，一般说来，社会政治历史意识比较淡薄，时代背景也颇为模糊，他们着重从旧伦理的没落，从人的本性如食与色的角度切入历史，他们要发挥的是言情的能力，崇尚的是寓言化的手段，张扬的是恋祖或审父的意识，说到底，他们表现的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因而与严格意义上的经典的历史小说有很大区别。革非的《清水幻象》则又有不同，它同样不以全面展现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面貌为目的，同样没有浓厚的政治文化意识，走的也不是传统历史小说的路子，但作家的主体就显得客观多了，它把言情与历史、人情与社会结合起来，诉诸历史的则是一种文人情调，更重要的是，它自觉地重现和审度中国的地主庄园文化，这是他与苏童们的重要区别。我以为，中国的地主庄园文化，有其独特性，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的体系，犹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微缩景观，在它的内部，有它的秩序，也有它的混乱，还有它的神秘。我在参观山东的牟氏庄园山西的乔家大院时，就颇多感慨，一直惋惜当今文坛没有人正面写一写地主庄园文化形态，而《清水幻象》似乎正好补了此缺。近年来，所谓宅园文化极一时之盛，张艺谋、陈凯歌们通过电影将之推上了极致，但也已渐呈式微之态，就正面地、客观化地描写地主庄园文化而言，《清水幻象》倒是更加地道也更具规模，堪称此类作品的一次汇总。
这部书的美学风格非常奇特，简直不像是现代人写的，使用的完全是古典白话小说的语汇，好像为了强化它的古奥，还从故纸堆里起用了一些生僻的久已失传的词汇，然后再加注释，一派拟古和仿古的作风，给人一种逛古董店的感觉。它在语词上努力承继我国古典小说的风韵，仿佛要证实一下古典小说的叙述魅力并未在今天消失殆尽，特别是当表达特定题材的时候。这种半文半白的叙述调子，未免老气横秋，古意盎然，一旦读进去了，还真能一下子把读者带进古代氛围，使人觉得，惟此语言风格才最能与它的对象契合。由于作者苦心营造了特殊的语境和语感，比起流行的用欧化风格写成的历史题材小说，它似乎拥有了某种优势。它的叙述追求古苍，但人物对话却是个性化、口语化的：一个个泼辣的，温顺的，天真的，恣狂的，不忌生冷的个性，各具声门，使人感到，作者在全面地试验自己的仿古技艺和写人能力。
然而，尽管作者藏在他精心制作的仿古的语言甲胄里，但他仍然无法脱离作为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思想感情，他还是不能不采取现代观念和视角看取历史。我们看到，在这个封建末世的庄园中，一面是封建意识余威可贾，更疯狂地摧残和屠杀着无辜的青年男女，尤其是其中的弱者，另一面是士大夫们的醉生梦死，及时行乐；一面是儒学卫道士如望守拙们的强自挣扎，企图靠在精神上输一点血苟延残喘，另一面是人伦、道德的大混乱。小说开篇，写13岁的冷冷女因暴露了肉身而自缢，是震撼人的一笔，她的死本是青春被扼杀的惨剧，却引出了士子们的种种丑态，他们借一弱女子之死百般钻营，沽名钓誉，如蝇争血。此书作者着意于对民间文化的描写，如写鼓子秧歌，写大出殡，写婚嫁，都善于铺排，富于风情，但这一切并没有掩盖阶级压迫的事实，望守拙强娶农家女梦云，以及梦云一家的宠与辱，反抗与奴性，在在都是浸透血泪的笔墨。有关这个大家族的性混乱，欲望的冲撞、无序和肆无忌惮，占了一些篇幅，一个个乱伦故事，表明庄园的高墙内已是礼崩乐坏，起码的人伦秩序已无法维系。这里，享乐主义，颓废主义弥漫，有的人因空虚绝望而走向淫秽，无异于饮鸩止渴，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小说似乎在告诉我们，这座古堡坍塌的秘密乃是一种内在的糜烂，谁也阻止不了，谁也挽救不了。
《清水幻象》的主要特色还在人物刻画。大儒望守拙甚为复杂，他有见识，比较清醒，甚至接受了某些西方先进观念，他对缠足的看法，对“清水洼，幻唐象”的破解，以及他对天命的看法，都不同凡响，其人之死写来也有声有色，但他终究摆不脱封建道学深入其骨髓的虚伪性，他是处身末世的清醒的悲剧角色，又是某种意义上昭告新世纪的喜剧角色。小说中的士子们也各有特点，如伍本诗的下作、卑贱，望克良的乱性，王盼承的胡作非为，房师爷诡诈，栗大爷的精明等等。女性形象的刻画要更突出一些，如梦云的清新，邱姨娘的泼赖，陈玉娘的自尊，张夫人的狠毒，王夫人的虐待狂，以及贺嬷嬷的极致的奴性等，成了这部作品最纷华的部分。最具深意的人物当属王原好，这个淑女典范的死耐人寻味。她的死后旌表，立贞节牌坊，极沉痛又极具讽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