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这部书提供了多么簇新的人文价值，它可能是对我们颇不陌生的旧家故事的一次现代解构和推衍。不过，观其结构之复杂，人物之众多，民俗之纷繁，闺房之幽秘，妇女之隐痛，礼教之吃人，世风之堕落，倒叫人暗暗称奇，尤其是它出自一位很年轻的作家之手。全书表现了作者革非丰富的想像力，出色的重构生活的能力，以及驾驭古典白话语体的才能。说它学习“金瓶”“红楼”的概括方式，心摹手追，并不夸张。诚然，衰世颓靡已被“金瓶”道尽，末世风光已被“红楼”写完，谁能超过它们呢？但这决不意味着，现代人不可以重新结构或者解构某些历史文本，他们完全可以在更宏观或更深细的方面，“重温旧梦”，重现幻象。当然，这种拟占的写法，甚至走向语词的艰涩古奥，究竟有多大生命力，在当代小说格局中具有何种意义，恐怕还得经受读者和批评家的考验。作为叙事形态上的特异之作，我以为值得注意。
“售结”的群峰--关于《北大之父蔡元培》
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在杭州，陈军向我谈及他正着手写作一部关于蔡元培的小说，我听后自然振奋。二十世纪初，浙江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思想文化名人真是灿若群星，仅绍兴一地，名人之多就令人称奇，被时人誉为“学界泰斗”、“近代孔子”、“新文化的守护神”的蔡元培，其时代意义更是不凡；而陈军作为一个浙籍作家，能选材于此，可谓有胆有识。但当时我也表达过某种忧虑。记得我说过，首先，处理蔡元培的题材，与陈军惯写的吴越风情小说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一套玩古董，品龙井，浅斟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情调也就用不上了，因为他面对的蔡元培等人物，大多是精神界的战士。其二，对象即是人文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最能显示他们特征的东西往往藏在他们的脑袋瓜里，看不见摸不着，于是动作性、戏剧性、传奇性就不会太强，这将大大增加他写作的难度。其三，五四距今不算近，但也决不算远，能否对蔡元培等一系列人物作出较为深切的思想评价的问题将是不可回避的。说到底，我的根本的忧虑是，小说文体的奇幻性、故事性要求与蔡元培这个特定对象之间似乎有种不可调和性。当时我把陈军的这一创作喻为“啃坚果”，那天我和陈军便在互相重复“啃坚果”一语中拊掌而笑。三年辛苦不寻常，据说陈军阅读了近四千万字的资料，存反复架构和儿度修改之后，终于啃下了这枚坚果，为我们捧出了一部思想含量高，知名人物多，激荡着五四精神，充满着复杂文化冲突的长篇《北大之父蔡元培》。我曾戏称这部作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象版，现代知识精英的“凌烟阁”。对于此书，我以为拿它当纪实色彩较浓的小说看，或拿它当文学性很强的传记看，均尤不可。既然描写对象是蔡元培等一班思想先驱和新文化运动，有其特殊性，限定性，鄢也就不宜用一般的小说标准来框范它了。
有一位学者曾叙述道：“中国近百年来和西洋各国接触之后，最初感到物质建设同军事配备样样不如人，后来又发觉人心涣散，精神萎靡，须由文化改革人手，便有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有人建议要全盘西化的，到了五四运动时，种种改革思想已达高潮，大家都认为须从根源上去探究……”这些话很朴素，却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五四运动发生的深层思想文化背景。蔡元培便是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应该说，把现代中国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辐射源集中到蔡元培身上，并辐射开来，所要求于小说的难度是很大的。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蔡元培决不是孤屯的存在，离开了穿梭于他身边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精英，蔡元培的形象也树不起来，甚至可以说，对他身边人物刻画的深度，会直接影响到对蔡元培其人的刻画深度。因为，五四毕竟是个群像的时代而非肖像的时代。从文学的角‘集结’的群峰度来看，要做到以蔡元培为轴心，把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之，粱启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直至毛泽东，张国焘，范文澜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举足轻重的人物汇聚起来，使之成为如海德格尔所说“通过集结展开其存在”，也着实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更不要说还有官僚政客如黎元洪、段祺瑞之流，文人学士如刘师培，林琴南者流，掮客打手如徐树铮之流，俱不能回避。人们有理由要求作者对其中每个人物的描写都准确到位，因为他们是历史闻人而非普通角色，可供捏塑的余地极小，人们同样有理由要求作者传达出那个狂飙突进时代的浓重氛围。于是，对作者来说，他的任务无形中就扩大了许多倍，他不可能专心地只刻画一个人物，而不顾及总是在一起活动的一群人物。因为，在那个特定的短时段里，历史的先驱者们主要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着的，所谓有的高升，有的退隐的大分化是后来的事。
作者知道，孤立地写或静态地写都不行，惟一的途径是把众多人物放到历史运动中去，让人物在运动中崭露头角。小说展现了一系列波翻浪涌的事件，如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蒋介石“清党”等等，人物与事件的交融起到了相互烘托的作用。如五四运动前夜，作品一面写了蔡元培声泪惧下地号召学生“伏阙上书”（后面还有蔡为了营救被捕学生，毅然辞职的描写），一面大力铺陈这样的场面：“会场是沸腾了！紧接着上台发言的还有张国焘，许德珩，谢绍敏及外校代表夏秀峰。这些热血青年个个义愤填膺。最令全场感动的是那位法科学生谢绍敏，他在发言结束时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把会场气氛推向悲壮激越的高潮……”这一前一后的映照，就把大义凛然的先师与慷慨悲歌的青年紧紧联结在一起了。这种人物与事件交融的动态写法，要求作者须有较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善于抓对象特征的本领。在作品中，对蔡元培身边的各色人物，大多有生动传神的勾画。比如，不拘小节，激扬文字的陈独秀（“陈独秀受到赞扬，来了情绪，便快活地眨着眼睛，卖弄起来”）；古怪而又刚愎自用的辜鸿铭（“这位冬烘先生……刚进会场领到出席费三百银元，便一溜风地跑进八大胡同的妓院……每到一个妓院都点一遍名，每个妓女奉送一块银元，直至将这来路不明的钱全部花光，才仰天大笑，扬长而去”）；血气方刚，联袂而起的许德珩（“没想到这位许德珩性情也和他一样暴躁，第二天就当众把布告牌砸了”）。
小说从蔡元培1916年单身北上，1917年任北大校长写起，直写到1940年的最后岁月，是一种人物传记的纵向框架。但它的重心却放在前半部，展开方式却是横向的，放在百四新文化运动上。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作者充分意识到，这部展示现代思想启蒙先驱的作品，如果不能展现二十世纪初社会的剧变和中西文化冲突与融会的多元景观，不能点染出先师们奋起、抗争、迷惘、苦闷的的心灵历程，而仅仅满足于外在化的生动，足不可能进入其思想主题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光写入和事还不够，还必须写出思想的杂多和闪亮。在书中，当范爱农死后，鲁迅说：“这个世界是容不得正直的、有个性的、清醒的生命存在的！”他还向蔡元培坦陈道：“许多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却又做不到。”作品写出了当时启蒙知识分子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区分已露端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经开始。如写到，“他（毛泽东）激动地将手在长衫上擦了一下，（从李大钊手中）接了过来，见是一本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共产党宣言》节译本，还有一本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对胡适的机敏和他的哲学，书中也有描写。如胡适说：“什么才是中国学界”集结，的群峰急需的新典范和新方法呢？如果早年受赫胥黎影响，使我懂得了怀疑，那后来从师杜威，又教会了我如何去求证。这里我要引用尼采的八个字束概括这种治学方法，那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可以说，这里多种思想的冲突与勃兴，无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另一种挑战。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说，就是从军事和经济领域扩大到了文化领域，这一时期足可称为近现代继“戊戌变法”之后最大的一次文化、文艺复兴运动。如果再将其延伸一下，也可说是一次政治复兴运动。由于作品渲染出了一种密集的、斑驳多姿的思想景观，蔡元培和他身边的思想者们，便如集结的群峰一般突起了。
这部书的主角当然还是蔡元培，他不只是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他以他为人师表的诚厚，铁肩担道义的报国壮志，追求学术自由的广阔胸怀，像拥抱着每一条河流一样广纳着众多的人文精英。但正像我在开头所说，蔡元培庄重有余，活泼不足，方寸海纳，不苟言笑，其行迹可纳入小说家言者几稀，遂成为写作者最大的难处。观蔡公一生，少年中举人，及壮中翰林，创办外交报，任光复会会长，加入同盟会，旋即留学德国，译过《伦理学原理》，着过《石头记索隐》，后出任北大校长……他平生虽没有多么完整的体系，却注重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他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他为重建文化，再铸国魂作出了巨大贡献。我读过周作人晚年的回忆录《苦茶》，其中对蔡元培多有评说，颇具参考价值，不妨摘录几句，如说：“蔡孑民在民国元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首先即停止祭孔，其次是北京大学废去经科，正式定名为文科，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影响极大，绝不可估计得太低。”又说：“蔡孑民虽是科举出身，但他能够毅然决然冲破这重樊篱，不可不说是难能可贵……他的思想方法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为近于折衷，实则无宁说是兼容并包。其古今中外派的学说看似可笑，但在那时代与境地却大大的发挥了它的作用，因为这种宽容的态度，正与统一思想相反，可以容得新思想长成发达起来。旧业师寿洙邻先生称赞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试想，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伟大，如何表现就很值得商量。
小说首先突出蔡元培的忧国情怀，作为他灵魂的主调，是对的，一下子抓准了他最根本的动力源。一次他酒后吐真言，说道，“要救中国，首先得从思想上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可谓击中要害之言。他在回答记者邵飘萍的采访时说，“一所学校的优劣，关键看校长，而不应责怪教师和学生。一流大学往往拥有一批闻名天下的大师，欲成世界一流大学，还须如孟子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大概就是他的“教授治校论”了。面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他沉痛地说：“这世道实在太黑暗了，拯救国家的希望，干涉政治的责任，也只好落在你们青年学生身上了。我们要发扬自古以来‘伏阙上书’的真精神，去唤醒民众和舆论，以强大的民力来阻止政府签约了。我作为一个校长，逼着自己对学生说这些话，内心是多么地悲愤啊。”其忧国之切，爱国之忱，跃然纸上。另一方面，小说着力表现了蔡元培的学术胸怀，所谓“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小说写他不顾舆论反对，坚持聘用封建遗老型学者刘师培，有人跑来责难，他回答得干脆：“要的是学问。”这很见他的为人风骨。如果说对蔡的刻画我们尚有不能满意处，似乎对“林蔡大战”及其底蕴表现得不够充分。蔡元培与林琴南之争，是现代史上的着名公案，也是启蒙思想家与国故国粹派们的一场恶战，其曲折、其复杂、其内含，都最能表达新文化推进的艰难。作者不是没有注意于此，但抒写的力度还不够强烈。事实上，就小说对人性的展现而言，不论蔡元培还是诸多启蒙先驱者，都显得不够大胆，失之拘谨了。就作者来说，其间似乎有个究竟是偏重表现思想还是偏重表现人性的矛盾。当然，这种矛盾并不存在。比如，这些封建思想的叛逆者，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何以都没有自己的情爱生活呢，何以都那么“一本正经”呢？他们在向民众大呼个性的解放，自己就没遇到个性的解放的问题吗？事情当然不是这样，诚如我们知道的，他们中不少人自有其动人的故事，只是作者的叙述方式顾不上进人这些领域而已。
总的说来，《北大之父蔡元培》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其成功在于，塑造了启蒙思想大师蔡元培的文学形象，以文学笔调再现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壮阔场景，把二十世纪初叶纷然杂陈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梳理得比较清晰了。当然，也许是为了让着名人物都有机会露面，笔墨有些分散，而还原事件的完整和追求史诗效果的愿望太强，反失却了洒脱的风度。桂勤博士在《蔡元培与二十世纪中国》一文中说：“作为二十世纪的思想文化大师，蔡元培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一核心、热点、焦点进行过的思考及提出的主张，无疑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国文化的前景会有极大的帮助和启示”。同样地，《北大之父蔡元培》的问世，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科教兴国，建设民主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的宏伟目标来说，也有着不言而喻的现实意义。
孙民的《盛世幽明》
我认为，《盛世幽明》是至今未得到应有注意和评价的一部极有价值的长篇小说。此书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三部，即：“寻梦惊梦”、“内部新闻”和“早春季节”，共约一百万字。篇幅的巨大和本色的纪实风格也许是它少受注意的原因。它写了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近五十年间的事，以一，家省报的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为基础，上接高原省的各种官员，下及三教九流并偏僻乡村，重点放在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变动的大事上，出于主线分明，主要人物贯穿始终，一点也没有纷披散乱或大而无当之感，反倒波澜迭起，惊心动魄，使人有重温旧梦，置身其间的亲历感。此书作者孙民小是文学界人，他早年投身革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在省委机关工作，属高级幕僚式人物，主持过很多社会调查和政策研究项目，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很高的理论修养。这种我国特有的“大笔杆子”，自有常人不及的思想生活。仕途经验，权变和广义驳杂的文史修养，一旦摸准了文学的门径，锲而不舍，便会写出作家们无法写出的视角独特，经验老到的辣手文章。前提是作者的观念须有深刻的变化才行。我相信，儿读过《盛世幽明》者，没有不被作者提供的长期被遮蔽的生活相以及他特有的解读密码的方式所感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