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题记”中有言：“直书实录，野史真相，非所当非，前事不忘”。一般来说，它属于怀旧反思，追往事，戒来者的作品。我感到惊讶的是，作者的记忆力何以那么好，好得可怕，不论是写土改，写肃反，写反胡风，写合作化，写反右，还是写反右倾，大跃进，写文革，都能提供出当时逼真的细节和人物故事，根本不用编造，全是活灵活现的东西。有些作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编的故事，在这样的作品面前立刻黯然失色。由于用了充分生活化的笔调，夹杂了不少幽默风趣的笑料，还有那种自己不笑让别人笑的调侃和反讽，于是十分好读。它是重与轻的奇妙组合：沉重的政治主题与轻松的大白话式的叙述。对这种实录性很强的小说的文学价值怎么看我没有把握，但我可以肯定，它的认识价值是卓越的。编辑者给这部大书所加的说明是：“中老年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写照，西部风土民俗的巨幅画卷，深化政治经济改革的思考热点，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除了“百科全书”的提法最得夸张了，其它几句我能接受。为此书作序的涂光群先生说它“足可传世”。并非虚语。
我感到此书有如下特点：首先是直面真实，直面历史的勇气，它不惧揭出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性的复杂与隐秘的心态，能写出在今天看来极荒诞的东西，却在当时是极自然的。作者可谓吃透了极“左”的本质所在。第二是敢于评价，有胆有识，一切由过来人叙述，有大梦苏醒之感。第三是人物逼真可见，由于人物无论野心家还是老实人，大多有原型，如实写来，栩栩如生，不必特意费力去“刻画”。当然，若要用专业化的文学眼光去要求，毕竟过于纪实了。我虽不知故事的“出处”，但我还是担心，会不会有人对号入座呢。
深刻与矫饰并存--漫说《石瀑布》
《石瀑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郑彦英着）是一部尚未引起广泛注意的长篇小说，这自然有它自身的原因，比如写法上的传统和拙实，人物题旨的似曾见过之类。可是，这部书一旦读进去了，又会觉得它是那种平实外表下藏着某种深刻难言意味的作品。这绝非我的夸张。此书作者郑彦英三年前曾有一部中篇《老秘》问世，那篇小说，描绘一位书记身边的“老”秘书，如何竭忠尽智，以屈求伸，渴盼晋升，那一夕数惊的复杂心态，写来如荡秋千般起落无常。“老秘”其实并不太老，只是比首长老些，又总难以“进步”，故以“老”称之。作者自己或许并不明确，只是照实写来，却在揭示着一种灵魂出窍的依附人格，一种我们鲜见的另一类异化和迷失情状。当时我颇感惊讶，在创作上还不是多么深邃的郑彦英，何以能在局部的某个点上探究到了那样的深度？但郑彦英有个顽固的弱点，就是眼看要攀上一座山峰了，却总是脚下打滑，来个人为的“曲终奏雅”，作品遂由深刻返回平面，故事由奇特落入俗套。《老秘》里的“老秘”，最后一反常态变得乐观而自负，热爱秘书上作，致使作品原先的批判性基调，突转为一种廉价的让人哭笑不得的讴歌。这部《石瀑布》，似乎又在犯他创作上的老毛病：小说一面闪耀着中国式的智慧，写出中国农民中的某类人特有的智巧与狡黠，以及中国式的金钱拜物教和钱奴心态，一面又让满脑袋宗法观念的守财奴忽然大彻大悟，高歌猛进，摇身一变而为改革开放中打头阵的英雄好汉。但惟其如此矛盾，反倒使得这部作品很费人思量。
几乎可以肯定，作者所显示的某种思想深度是生活带给他的，是一种“生活的深刻性”的表现。有时候，作者不假思索地、出神入化地写着他非常熟悉的某个人物，完全沉迷于对人物情态的有趣描写之中，却已在不经意中触碰到某种常人难及的深刻。郑彦英的创作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专注于观察人和描写人，对单个人的兴趣超过了对坏境的兴趣，这未免显得过于孤秃，但也往往因此被引领到某个深处，促成了某种“发现”。这也就是通常所谓人物的客观意义大于作者的主观意图。这部小说的主角，那个不论春夏秋冬永远戴着一顶粗编草帽的、忧心忡忡的暴发户林连生，就很容易让人想起莫里哀《悭吝人》中的阿巴公。记得在舞台上，阿巴公的腰里老是扎着一根粗麻绳。手总是向宅中抓取着什么。他请客吃饭，硬在饭堂贴出“人是为了活着而吃饭，决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条幅，叫客人不好意思多吃，以达到省钱之目的。他贪财若狂，嗜钱如命，一见有人伸手借钱，“就浑身抽搐，等于被打中了要害，刺穿了他的心，挖掉了他的五脏”。当他的一万金币失窃，他如一头老狼哀号不已时，观众忍不住要哈哈大笑。阿巴公之所以成为不朽典型，固然在于它揭示了所有守财奴的共性，但更具体的还是它写出厂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者的“致富欲与贪啬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马克思）的突出特征。林连生的某些表现似乎并不亚于阿巴公，只是更具中国特色。他总是用脏兮兮的编织袋装运大宗的钱，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他不怕苦累，亲自包揽财务开支，不让任何人沾钱；他大搞黄金走私赚钱，却从来都是单兵作战，绝对缜密；他的钱也决不存人银行，而是筑密室、修暗道存贮起来，他甚至直接存金锭，闲来敲击一番，如闻仙乐。不可思议的是，用这种土办法他居然神不知鬼不晓地藏匿了上亿元钱，而善良的村民们却还在为他的亏本担忧呢。看来，中国河南的农民企业家林连生，这位由赤贫起家的个体金矿主，比法国的阿巴公高明得多了，尽管他的某些习性与阿巴公颇相像，比如，他喜欢嗅地下室里人民币特有的气息，他喜欢摸钱，“那快感超过了抚摩女人的手”。
然而，倘若把林连生仅仅视为一个病态的歇斯底里的钱奴，那就未免太轻看他了。林连生与阿巴公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他并不缺钙，他是苦难和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的一棵虬曲的、野性的树，有的是蛮力和野心。他也不缺权变和狡猾，他缺的是科学、民主和文明的理想。在他出生还没满月的时候就没了娘，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后来成了人人取笑的牧猪郎。他穷透了，鹁衣百结，满面污垢。因其可疑的身世，在宗法气颇浓的乡村，他曾备受侮辱、嘲弄和蔑视。这一切使他形同流浪汉，身上有股说不清的愈挫愈锐的机灵劲和泼皮式的流氓气。一天，他给各家的猪身上写上了各家主人的大名，招摇过市，全村为之震怒，要收拾他。他却声言是怕把猪弄混了，实则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罢工。猪们只听他吆喝，唤不回自己的猪的村人们恐慌莫名，乖乖儿地接受了他每头猪抽一元补贴的苛刻条件。谁能想到，这是发生在文革年代的事，他当时即能出此损招。他由此品尝到被人恳求的滋味。他又用无赖手段骗奸并占有了村支书的女儿，处境为之改观。他的诸多铤而走险的怪招数，常人绝难想像，小说家也难凭空杜撰。所以村人说他“心眼很稠”，“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他把诡诈与忠厚，聚敛与装蒜结合得天衣无缝，他无师自通地懂得欲擒故纵和请君入瓮的战法。他总是能抢在前面发财，又总能制造他吃了大亏的假相。细想起来，这一切决不是因为他有先进的观念和经营策略，而多是出于灵敏的嗅觉，小生产者的精明，原始而笨重的剥削方式，因谙熟周围习性而特有的心理估算能力等等。作者因为对这种人的熟悉而能活画出这么一种人，写出其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积聚财富的惊人潜能，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至少，有助于我们对蕴藏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某种中国式的智慧加深了理解。
的确，林连生的爆发力甚强，但终究算不得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尽可凭借政策的好风和个人的鬼精一时发横财，但到一定时候他又会心劳力绌，变成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作者甚至已经点出了他不妙的前景。堕落是一条现成的路摆在那里，他的最高理想无非是过小地主式的生活。幼年时大地主张冠峪的三妻四妾的生活模式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非常迷信生母坟地的所在地“石瀑布”带给他的鸿运。钱多极了的他时而装穷，时而夸富，时而破衣烂衫，时而豪车美服，不知怎么活着才好。他对来矿山寻其情人的女大学生馋涎欲滴，下流到用春药折磨她，直到招来一顿“你除了有钱，还有啥？你是乡巴佬，是蠢猪”的臭骂。这种描写是准确的，深刻的，真是写出厂“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浮士德式的冲突”（马克思语）。
但接下来，小说就开始跑题了，对林连生其人的研究被一个流行了十年的老公式所代替：所谓由物质上的致富转向了精神深刻与矫饰并存上的追求，由对钱的渴望发展到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和对名誉的渴望。不能说这个公式不对，这个公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对幼年受辱的林连生就更为适应。问题在于，作品只展示了一种结果，却省略掉了最重要的蜕变过程的心灵轨迹，这样一来《石瀑布》也就变成了大路货了。我们看林连生为女儿能当上名记者，上下其手，一掷千金，好像处处在印证这个公式。小说迅速向“大团圆”逼近：林连生忽然就不怕露富了，不再藏着掖着了，忽然就懂得按股份制运作了，忽然就当上政协委员了，他甚至豪气十足地宣称要“得诺什么奖”（诺贝尔奖）了。他的女儿也当上副处长并夺到别人的未婚夫了。真是心想事成，花好月圆，兰桂齐芳，洪福齐天。我不是说像林连生这种人就一定不可能转变为深化改革的带头人，我只是想说，这个转变应该是痛苦、深刻且漫长的，没那么轻松。文明不会在一个晚上完成。试想，林连生的钱对妻子女儿都隐瞒着，怎么会突然舍得把一半财产无偿地奉送给李广汉呢？目光新锐、视野宽阔的外来人李广汉的形象设计是不错的，他只能影响却无法替代林连生的灵魂中的变革。
《石瀑布》通过农民中一个亿万富豪的命运，揭示了他内蕴的强悍、精明和内在的精神危机，这是小说的敏锐处；但它又把这个传统的幽灵寻找尊严的过程，也即走向现代的过程，浪漫化，玩闹化，矫饰化了，这又是它的肤浅处。这种问题和这一矛盾，不但存在于《石瀑布》中，同时存在于不少表现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因而值得思索。
《世纪贵族》好读
因朋友的介绍，读到一部最新出版的长篇，叫《世纪贵族》（中国青年出版社“九十年代长篇系列”之一，作者彭名燕）。我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这三十八万字的，读后冒到嘴边的话是：好一个编故事的能手，好一个言情能手，好一个善于揣摩生活热点和读者兴奋点的能手！这书写到一定程度就深水下去了，保持着有限空间里的和谐和完整，倘用第一流长篇的要求来要求它，显然小合适，但（你不能不承认，它新鲜、多趣，不断刺激你的阅读期待，它把社会小说的优势和言情小说的优势杂糅得巧妙，它展示着一种新型的时代美感，描绘着都市里正在涌动的新风景。索解一下它何以“好读”的原委，也许不无价值。
它的结构，按说并不新奇，无非是英雄美人的模式，改革过程加罗曼史的模式，在人物的设色上，甚至还有琼瑶的气息。这样的写法，早在十年前就有了，日渐让人生厌。但《世纪贵族》有些不间，总觉得熟悉的框架里灌注着一些新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倾斜，从改革过程倾斜到人的命运戏剧上来。当然，围绕新亚电子厂的盛衰。外商的形形色色是少不了的，谈判呀，签约呀，翻脸呀，炒鱿鱼呀，也是省略不掉的，但作品主要不写这些。它主要写的是动和变，升降沉浮无定准，离合悲欢无休歇，每个人都在选择中挣扎，每一种感情都在时间中变色，它之“好读”，首先来自于它所传达的这种浮躁感、变动感、不确定感。这是它的魅力的第一个秘密。
这种内在的动感，决不是没来由的，也不是作者任性的主观操纵，它表现了作者对特区和新都市的生活节奏的一种理解，对这种节奏下的人的命运的一种把握。小说中的于松涛、黎少荣、胡鹏、冰莹、阿霞们，从旧体制走进了市场经济的风雨，他们和港商江锦萱、陈百雄们一起，受利益机制的驱动，登上市场竞争的舞台，演出了纠缠不休的、交叉换位的人生戏剧，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无不发生着连他们自己都惊讶的变化，这当然就有好戏可看了。作者把这种正在成形的活法儿，这种新的风俗人情加以文学化、定型化的处理，自然也就使作品漾出一种新型的通俗化的美学趣味。
第二，这部小说还是写出了生活的大趋势，新生的东西战胜陈腐的东西的新陈代谢过程，大有一浪盖一浪，一物降一物之妙，但它靠的不再是观念的较量，而是人的质量的较量，它紧紧抓住了人物和他们的内心冲突来写。胡鹏、于松涛、黎少荣三入，仿佛站在三层阶梯上，胡有改革热情，但缠绕着官僚气和权力崇拜的影子，颇似早年的乔光朴，于是，更精明、更开放的于松涛取代了胡，但于松涛一旦掌权，又被嫉妒心煎熬，搞武大郎开店的一套，于是清华高材生，更有生气的黎少荣与之展开了交锋。
于松涛是全书的中心人物，他由一个叱咤风云的角色渐渐走向反面，是令人深思的。此人仪表堂堂，言辞锋利，头脑机敏，意志坚定，既是事业上：的强者，又是讨女人喜欢的那种人。从胡鹏的压抑下解放之初，他确乎生机勃勃，但他的灵魂深处有种致命的毒素，那就是希望历史到他这儿中止，秩序到他手里凝固，辉煌到他这儿结束；生活自然不理睬他，冲得他东倒西歪，以至昏迷到与香港富婆江锦黄苟合。
第三，最能抓住大众读者的，是它对人物情感逻辑的突转性、戏剧性的出色描绘和对女人微妙心态的揭示。作者是女性，具有女性视角的敏感、精细甚至尖刻，一旦写到人物近乎非理性的瞬间感觉，就会妙笔频出。于松涛与冰莹，山盟海誓，坚如磐石，作者居然能令人信服地写到他们离异；于松涛与江锦萱是商战中的仇敌，作者居然能写到他们一起失足；黎少荣与冰莹、阿霞的关系，也能写到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地步，真所谓事事关’隋，“言情”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世纪贵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长篇、人物长篇、史诗性长篇，而是严肃的社会主题与通俗艺术的接轨，暗中走着畅销书的路。作者受古典文化戏剧影响明显，有些对自可以当作台词朗诵。作者写得似乎太流畅了，于是限制了深度。书名“世纪贵族”，令人疑惑，是不是书中的特区企业家和港台巨商，均被喻为“贵族”。当此世纪之末，他们共有一种文化精神上可悲的局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