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太阳对着散文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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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90年代散文的八个问题(1)

我们即将迈人崭新的世纪,此时此刻,全世界、全人类,都抱着一种孩童般的心理期待,希冀着新的世纪会给我们带来截然的更新。但这怎么可能呢?旧的和新的是连体的延续过程,旧的废墟不拆除,旧的枝蔓不斫砍,旧的芜杂不清理,新的家园就不可能焕然一新地屹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让我们面对90年代散文的几个难题,做一番梳理工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本世纪最后一个10年里,散文(这里是大散文的概念,也包括随笔和小品)热潮涌动中华,被誉为是继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散文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吟诗弄文的书斋文学,而是走向了社会和民间,差不多所有学科的知识分子,诸如小说家、戏剧家、理论家、画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全都投笔从散文,大众读者也被裹挟人潮,热情地参与阅读也参与写作,致使90年代创作和出版的散文作品超过了前八十年的总和还多。

这是百年盛事,也是评价90年代散文的大前提。

目前,这个大前提已得到普遍认同,一向极为薄弱的散文评论也聚集起一支队伍,从创作上、从理论上,对90年代散文加以全面研究和阐释,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散文界内部也就当下散文写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多次展开交流讨论,话题一次次集中,落实到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关于真实与虚构

这是散文界争论最多的第一问题,多少年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纠缠不清。持真实说的人认为:小说是编出来的,散文是写下来的,写下来的意思就是把个人经历如实地记录下来,其价值就在于真。

有人甚至极端地说,不真就是欺骗读者,就是玩弄他们的感情。也有理论家持此观点,说小说和散文的最后分野,就是虚构还是真实,不然就没有标准了。而持相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散文创作实践并不是这样的,出现了一些合理的虚构,特别是一些年轻作家,常有离经叛道之笔,在虚虚实实之间使散文具有了新的丰富性的表达,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在作家们之间也存在着争论。比如莫言说他有时把小说当散文写,有时把散文当小说写,不可能没有虚构。赵丽宏认为无论如何要真实。而评论家李子云则说,在写人物时不能虚构,其他视情况而定。还有人提出应该重新理解真实的含义,还有人提出本质真实说,还有人提出比真还真,等等。

笔者认为:散文不但应该,而且当然允许虚构,剪裁其实已经就是在进行虚构了,因为虽然还是原来的那条河流,但是先前的那股水流,早已倏然逝去,并且永不复返。不是曾经有一场着名的官司,只因为记者把演出时间由7点半误写成7点,便成为一个口实,竞输掉了整个儿官司。这种荒唐,可以给原汁原味的不准虚构说,提供一个绝好的参照。

再从创作实践来看。90年代散文精品里面,确实多有这方面的范文,不允许已经好比是过了气儿的老女人,又苍老又无力,已根本控制不住群雄并举、生机勃勃的创作局面了。真实并不是要每句话、每个时间、地点、人物都绝对地投影描图似的原生态,只要符合情感的真、本质的真,是写作者真情实意的表达就可以了。季羡林先生曾有这么一段话:

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请注意,季先生说的是真情,而不是真实,一字之差,相距万里,真情是形而上的提升,是真实的本质、真实的大化、真实的真谛,是采天地之精华而凝成的那一滴甘露,因而的确是比真还真,这是老先生一辈子的经验之谈,当然,我这里并不就是说提倡虚构,不是的。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大多都有这种体会,有时,当你完全用现实主义的笔墨不能或不足以表达时,你还就得借助虚的笔墨加以构筑。一个绝好的例子就是张洁的《过不去的夏天》,其虚,让你一看就知道她给你编了一个荒诞故事;其实,却是从心底里喷发出来的再真切不过的情感,表层上的故事不过是个载体,完全是为直抒真切胸臆而服务的,目的是让读者跟她一起燃烧起来,而效果也的确如此。你能说这是虚构的因而不允许因而不承认?你不承认读者却承认,理论上不承认创作实践上却承认。所以,还是不要再停留于清谈堂上无意义地苍白地争论不休,迈步走向大干世界吧,生活之树常青,好作品绽放得满山满坡都是,还有很多篇优秀之作都印证了这一点,本文不再一一举例。

二、关于文体

关于文体的争论历来不断,前些年是大散文还是小散文,近年里是跨文体写作还是反对取消文体,中心意思是一个:散文的写作,究竟是应该保持其传统的纯种呢,还是欢迎杂交?

前者的队伍里人员较驳杂,小说家、理论家、学者都有,他们几乎是没有主观意识的,就非常自然地把其他行当里的优势,带人了散文创作。

比如王蒙先生,其散文里明显有着他小说里的机智、幽默和深刻;再如吴冠中先生,从其散文里经常可以读到一幅又一幅凸现的画面。这支队伍主张:任何艺术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的,能把各个行当的优点运用到散文创作,使其成为集大成者因而变得丰富多彩,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文体就像旧时的行帮山头一样,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甭管过去是什么门户。现在都要开开山门,取五岳之气势纳日月之光辉,怎么表达得好就怎么写,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说都不会错。

后者队伍的基本人员多是散文界中人士,以散文理论家和散文编辑为多。北京师范大学刘锡庆先生坚决主张要净化散文文体,他认为散文只是表现自我内心情感的文体,连随笔都应该剥离出去,因为散文若是一味贪大,其结果等于消解了散文自身。天津百花社谢大光先生认为,多样化要有样,百家争鸣要成家,散文的泛化只能导致取消了自己的特性,是散文的灾难。《散文天地》楚楚女士形象地说,随笔、序跋、日记都有自己的名字,干吗非要挤到散文里来?致使今天的散文概念变得很滥,那些没有文采的、发不掉的劣作,都变成大散文而招摇过市,散文的典雅性哪里去了?这支队伍主张:为了散文的命运前途,必须保持住散文的品性,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把关,使之不被解体。笔者是赞同跨文体写作的。理由有三:

1从本文的写作来说,真正的大作品都是不分文体的,绝不会被形式束缚住手脚。例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洋洋几百万字,运用了纪实、日记、书信、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融其优势而合为一体,相辅相成,构成一幅宏大的画卷。中国的例子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1991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编辑要当小说发,史铁生说我写的是散文,最后折中以名家新作模糊过去。孰料发表后,小说界欢呼有了一篇好小说,韩少功当年着文说,即使全国这一年再没有别的好小说了,单凭一篇《我与地坛》,也可以说1991年是个丰收年了;而散文界也兴奋有了一篇散文大作,各种散文选本一而再、再而三地选载,该文成为90年代中国散文的经典之作;史铁生自己呢,则愿意还其散文真身。其实,要叫笔者看来,算什么文体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好文章出来了,就一好百好。

2从读者的阅读来说,读者要求你的是写得好,能震撼他们的心灵,而并不要求你一定要用散文笔法或是小说笔法写作。

3从社会生活的大背景来说,当代生活已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媒体化和繁复化,文学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状态,单纯的书斋里只剩下-4,部分读者,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借助其他行当的力量,以尽可能多的艺术手段来壮大自身。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张秀英还是玛格丽特都必须写得精彩才能被接受,就好比那些世袭贵族,光有高贵的封号没有谋生的本领,在当代社会里就要挨饿。

守是守不住的,最好的前途是在变革中求发展。

三、关于题材和大气、小气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传统,至今日,依然在个体创作和公众阅读的心理期待、思维定式、审美习惯等等方面,绵延承传。在占有题材上,报告文学最为看重,有时题材竟然能占到一半比重。散文虽然不至于,但也时不时会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以至于造成一些认识上的似是而非。

比如:近年来对小女人散文多有议论,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些女作家其实并不小,只不过写的都是家庭啊、婚姻啊、情感啊、衣饰啊、宠物啊、美食啊、靓男俊女啊、街头流行色啊等等生活化的题材,相比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等等经国大业,当然只能称小。虽然在当下已经变得非常开放的社会意识中,所有人都众口一词地表示应该允许小女人存在,她们的一些文章还不坏嘛,但这本身,就已包含着题材上的高下轻重之别了。甚至有的女性评论家也没有跳出这种思维定式,在批评这种小气的女性散文的同时,她竟把希望的目光从东部、中部地域,从城镇乡村的现代生活,转向发展相对滞后,因而还比较荒蛮的西部,认为只有那些描写西藏、西北题材的散文,才算摸到女性大散文的脉搏了。

这种以题材论英雄的说法,真让笔者不能苟同。就算闭眼不看、不睬全国那么多作家、散文家摹写当代生活的呕心沥血的努力,单是不以思想、文采、质量,而只以题材作为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就既不公平,也缺乏学术精神,如果不加以澄清,势必会造成创作思想上的混乱,甚或会鼓励浮躁和投机心理。笔者认为:散文写得大气与小气,质量的高与低、好与不好,根本不在于写的是什么题材,而在于作者的学识修养和思想高度。好厨子一根咸菜也能做出山珍海味。一滴水里面也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冰心先生写《寄小读者》,朱自清先生写《荷塘月色》,孙犁先生写《荷花淀》,宗璞先生写燕园三寻(碑寻、桥寻、石寻),都不是走新疆进西藏下青海之作,你能说这些文章不大气?再反过来说,就算你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或者独得了百慕大三角区的亘古秘密,若没有一支劲笔,也还是写不出大气磅礴的文章来。

四、关于创造精神

在论及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时,余秋雨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即他认为,这个一百年里,中国文化的贡献在于发现而短于创造。笔者极为钦佩这个观点,拿来对照散文,也有警示的意义。

一般传统观念以为,散文流连于唐诗宋词那样一种意韵当中就可以了,重要的不在于创新而在于表现得好。因而在散文界,创造精神还没有被广为接纳,能够突破旧散文写景、状物、抒情的路数,探索一些新手法的,还仅限于少部分探索意识较强的作家。其表现为:

1思想力度加强了,更加严重地关注当代社会生存困境,特别是信仰危机等现代人的精神疾患。

2创造意识更为自觉,冲破题材、手法、结构、语言等等限制,甚至敢于打破绝对的科学性、追求片面真理,无拘无束地写,无章法、无规矩‘地写,氤氲一团,以不成文章为文章。

3创作手法多样化,行文中大胆引用意识流、魔幻、荒诞、错位、解构、颠覆、倒置等等现代主义手法,尽可能地扩展表现手段。

4篇幅增长,突破了传统散文短小精悍、茶余饭后的一段小哲理等等的经典规范,有的洋洋洒洒数万甚至十数万字,极大地增强了散文的力度。’

经过90年代这10年,不,其实应该追溯到80年代中后期的更长时间段的顽强探索,现在看来,这些创造性的努力,收效甚好。从创作成果来说,这种带有新的创造意识的散文,出现了一大批名篇(比如余秋雨、张洁、谢冕、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的作品,因为名单太多,不能一一例举),为文学史留下了属于20世纪90年代的贡献。从读者的阅读来看,新散文已成为家家读户户看的、深得人心的文体,历10年而关注的热情不衰,真的实现了评论家南帆早在1991年就预言了的,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后一个安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革新和创造,散文仍然迈着老夫子的方步,花前月下,古道西风,充当茶余饭后的闲文;或者蓝天白云,红旗猎猎,成为紧跟形势,图解政治的传声筒,都不可能得到今天这种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