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给人作过序的我，忽一日接到张洁来电，言：要我为她的散文集写篇序言。顿时汗颜，坚辞不受：作序从来都是名人的事，何况是你张洁的？吾乃无名小辈，让我来做，实在是太不合适！
张洁却不容分说地来了一句：我就看你最合适。放下电话，我陷入沉思。其实，对于我来说，给张洁作序，是一件非常艰难同时也很容易的事。艰难好理解。作为新时期文学大家之一的张洁，自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发轫起，一发不可收拾，连续捧出《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方舟》、《祖母绿》、《只有一个太阳》、《红蘑菇》等等作品，一次又一次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她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并荣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
1992年，张洁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为荣誉院士，这个尊贵的称号，在全世界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中，只有75人享有。
当然，我们可以说重要的还不在于获奖，而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活在广大人民心中。恰恰在这一点上，稍有文化的中国老百姓，很少有不知道张洁的--我曾做过两次文学调查，读过张洁作品的人，两次都位居榜首。
对于这样一位人们熟悉的着名作家，我怎么能够随便论述随便评价呢？再说新时期以来凡活跃在文坛上的大小评论家们，几乎所有人都评论过张洁，他们智慧的笔早已把张洁分析得头头是道，使我辈根本不能望其项背。这一切，都构成了非常艰难的实实在在的内容。
可是，我为什么又说也很容易呢？容易在于我用心灵感受张洁--我自己独特的心灵。我初识张洁是在1985年春天。那时我刚刚当上文化记者与编辑，报社就派我去采访刚刚以《沉重的翅膀》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张洁，要求写一篇有分量的大东西。张洁正因心脏病住医院，于是我在北京阜外医院一问安静的病房中，见到身穿病衣的张洁。初出茅庐，我很胆怯，张洁却很友善地接待了我。给我的印象，她非常平易，也直率、坦诚，同时也很倔犟有个性。我当时的采访记录是这样记载的：
医院的一切几乎都是白的--白的墙壁、白的窗幔、白的桌椅、白的铁床、白的卧具，自得令人敛声屏患。本来体质就弱的张洁，现在在宽大的白色病员服里，显得更其瘦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在那张削瘦的脸上，眼睛还是那么有光彩，显示出她的坚强性格。
当时使我最惊异的，是张洁怎么竞像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普通？她一句高调也不唱。在她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采访，文章以3000字的篇幅刊登在《光明日报》二版头条，吸引了文坛众多的目光。我也因之为文坛那以后很久都没有再去拜访张洁。有时只是在开会的场合见到她，发现她越来越美丽，以至于在心里大声赞叹。但我一次都没有走上前去同她打招呼，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小记者小编辑，张洁一天不知能见多少。她可能早就把我忘记了。
没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年张洁在病中过生日，她在北京的几位最好的女记者朋友去往她家祝贺，也叫上了我。张洁高兴极了，搬出一大堆水果点心，还同我们一起弹琴唱歌。她还把她的许多漂亮衣服拿出来，一一让我们试穿，然后以她高品位的审美眼光品评，一人送了一套适合于我们穿着的衣裙。从那以后，张洁就再不许我叫她老师、女士或者先生什么的，也不许再您、您的，而只要直呼其名，直接说：你。这虽然至今使我觉得别扭--我是地地道道北京地域文化哺育出来的北京人，北京乃礼仪之邦，极其讲究长者为尊的。可是我还是努力按照张洁的意志，不折不扣地照办了。最近张洁催我读她的一篇散文新作《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从她的话语中，我能够体会到她非常在乎自己的这篇心血之作。这是一部长达17万字的自传体长篇散文，张洁以一种急骤的语调，叙述了她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母亲看病、治病直到送母亲远行的心路历程。作品最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张洁对母爱的刻骨铭心的再领悟、再体验、再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入骨髓的忏悔意识。她写得非常坦诚，坦诚中融入着极为突出的自我批判成分，从而构成一种催人泪下的艺术氛围。而从形而下的内容叙述推及开去，贯穿在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中的主旋，正是张洁的这种对世界人生、对真善美的深刻感悟与从容面对。
我认为这是一篇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除了被感动得泪水涟涟，除了真诚的情感、坦荡的人格、丰富的社会内容、多层的认识价值等等之外，这篇散文的极大贡献还在于文学的革新精神：它勇敢地把散文的传统模式--陈腐的结构方式、苍白的行文意象以及旧有的语言、节奏、铺排、意境等等统统掀翻，而引进了全新的种种手法，比如荒谬、荒诞、象征、魔幻等等，？用最大的张力表述出作者内心的声音。这就显示出它强大的美学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在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的文学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全新精神，才能肩负起时代与民族的重托呢？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这篇散文大声瞠嗒地介绍给社会。我又去找能找到的所有张洁的散文新作，读过、想过，然后再读再想。我发现张洁已经完全变了--早期的张洁，无论是《森林里来的孩子》，还是《拣麦穗》的小姑娘，全都生活在理想主义的云霓之中。她自己单纯、善良、真诚、圣洁，同时认定整个世界也如她一样，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至90年代之后，在经历了一连串社会人生的艰难历程之后，张洁空前地成熟了，除了继续用她女性的灵心善感去感受生活的一面，她也学会了用复杂得多的眼光去认识社会、分析社会和对待社会。已不能再用女作家来限定张洁了。她同许多男性作家一样，同样具有了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美学的解析社会的眼光与胸怀。她的思考具有了全人类的精神层面。当然，张洁的思考依然带着强烈的女性色彩，这是因为作为女人，过去的她对这个世界太真切、太轻信、太理想主义、太具有高纯度的真善美期待，她用心太过、用力过猛，就产生了一种悖反的效果：从优美迅速走到放肆，用王蒙的话说，就是开始发出一种‘恶声’，更多的是一种激愤，甚至是粗野，表现出来是对丑恶的一种愤怒。往往就越写越放肆，放肆在艺术领域里并不带有贬意，也不是指为人。（引自《王蒙王干对话录》）我以为睿智的王蒙分析得太对了。这分析同样适合于张洁的散文创作。所以读张沽这本散文集，应该具有两种审美眼光：一是领略和品味早期作品中的真善美，二是追踪和体会后期作品的激愤与深刻。二者都同等重要。而若以我的角度来说，我自己更与后期的张洁心心相印。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不知道成不成文？不知道能不能算作序？也不知道张洁本人认可不认可？在我心中，这一点最为重要，因为理解张洁太难了，我又绝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影响了读者对她的理解。所以，最后，我还要再赘上一个情节：那是1993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在张洁家见到青年女作家池莉。她与张洁也是第一次见面。当她把张洁的几个房间参观了一遍之后，望着墙上的油画、钢琴上的奖章（张洁所获的国际奖）、一面墙的书柜、巨大的餐桌、绣花的桌布、精美的餐具、花型和色调都非常高雅的窗幔，以及其他的高雅布置，她轻轻叹息了一声：张洁，我那个家实在太简陋了，我还是给你找个饭店住吧？
原来张洁即将到武汉去看病，池莉本打算安排她住在自己家里。现在她觉得这样似乎不妥了。我在一旁说：池莉你错了，张洁是一个既会生活又特别能吃苦的女性。女人的苦她全都承受过，男人的苦她也承受过，她年轻时一口袋粮食扛起来就走，这你我可能都不行。
张洁一脸严肃地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家的女人都能干--我母亲、我，还有我女儿。
1993年12月3日于北京协和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