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推出了《南方有嘉木》后，女作家王旭峰又先后于1998年推出了《不夜之侯》、1999年推出了《筑草为城》，至此，洋洋洒洒近130万言的“茶人三部曲”已成完璧，这是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件幸事与大事。
小说三部曲并不鲜见，而以茶叶为题材实属罕有。我依次读了三部作品之后，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这的确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大气的作品，其独特与大气就在于，三部曲以茶叶为题材，以茶人为主角，以茶文化为底蕴，又不只是写了茶叶、茶人和茶文化，而是通过杭家“忘优茶庄”几代人的家族延续和日常生活，写了华夏民族的茶人精神，及其体现于茶人命运中的国史演进，可以说立足于“茶”又出乎于“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境和更为丰湛的内蕴。
如果说《南方有嘉木》开首写到的19世纪中叶的“忘忧茶庄”的杭老板，还多半是把茶叶当作-种谋生手段的话，那么到他的后人一一杭天醉、杭嘉和、杭汉、杭得荼和杭迎霜，几乎是层层递进地深化并升华着对于茶的种种认识，并把茶人所特有的人生追求与人格精神，表现得执着而浪漫，茶成为他们的事业和精神的支柱，而他们有以类乎茶性的清奇、洁净、雅致和澄明，形成茶人的特有秉性：一方面，吴觉农、杭嘉和、杭汉等把茶叶上升到民族的尊严与进步的高度，在最不利于务茶的年月执着而坚韧地振兴着华夏茶业；另一方面，绿爱、寄客、罗力等则带着茶人的疾恶如仇和见义勇为，投入由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的革命斗争，为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出生入死。为茶的和不为茶的，都在为一个更高的人生目标而奋斗。在这些茶人身上，体现了茶人特有的扬清激浊和革故鼎新的精神，而流淌在茶文化历史长河中的这种茶人精神正是民族精神的一种重要构成，它使民族精神更加淳厚，更加丰盈，也更加澄明。
正像《南方有嘉木》中所写到的那样，“茶是郁绿的，温和的，平静的，优雅的和乐生的”。但清末到民初，近代到现代以来，“人们通常以为的那叶承载着安闲而闲适的茶之小舟，不再有它从前的从容不迫，平和和平，温文尔雅，节操似山中的晶莹之雪了，有铁的寒光和血的腥气缭绕于茶烟之间。”“忘忧茶庄”总难忘忧，相反总被忧愁所缠绕，不是事变就是战乱，不是运动就是批判，务茶这本该是茶人本分之内的寻常之事却总是人们一厢情愿的难遂的梦想。尤其是《筑草为城》中写到的“文革”时期，老茶人杨真被无端关押，茶业大学生杭得荼以对“革命”的苦苦追逐而彻底变异。砸烂了茶庄，毁坏了茶园，茶人不是被迫害，就是被扭曲，这“革命”如此与茶业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不是显出了这“革命”的极端荒谬吗？可以说，在静与动、文与野、清与浊的两相比较之中，不同的东西更加显示出了各自的本色成分。因之可以说，由茶史映视国史，那是一种对比更分明，反差更巨大的揭示，因而给人们的印象更为强烈、深刻和难忘。三年前看完《南方有嘉木》，我便觉得王旭峰很有大家气象；看完三部曲，这个感觉更加明显和确定。她在艺术构思的以小见大上，在题材选取的以点带面上，在重大而错综的事件的措置裕如上，都表现出了很不一般的功力。魄力、腕力和才力都堪称一等。她对茶文化的知谙，对近代中国史的揣摩，对茶性与人性的探悉，都达到了惊人的深刻与丰富，而在艺术表现上，又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作家在营造作品，作品也在营造作家，如此独特而大气的“茶人三部曲”全部问世，王旭峰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文坛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