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它由周由与水虹的爱情故事，倡扬了一种古典内涵与现代意味相杂糅的爱情精神，即一旦钟情终生不渝，熔情爱、事业、人生于一炉，排除一切纷扰创造纯美而自由的情爱世界。这种爱情追求，在过去常常被冠以“爱情至上”予以指斥，其实它正我们应予肯定，本该光大的一种精神。就男女关系而言，把爱情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需要排除外在的种种负累与干扰，更需要自身葆有雄强的胆魄和不凡的能力，要真正做到实属不易。恩格斯早就提出来的现代爱情的应有标准：“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常常在实际的两性关系中得不到应有的落实，有时甚至被打上了问号。婚姻游离于爱，做爱也游离于爱，已成为封建残余尚存、商品经济盛行之下的社会生活屡见不鲜的病灶。在这种情况下，“爱情至上”正可以使两性关系剔除杂质、回归本位，还可以起到提升自身、净化社会的良性作用，完全不必视若洪水猛兽。从《情爱画廊》来看，正是纯情至性的真爱，使周由变得醉于创新，才气横溢，使水虹变得酷爱艺术，刚果自信，他们不仅在爱中改变了自己，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投身的艺术事业，所置身的生活环境。作者经由两个“爱情至上”主义者的现身说法，向人们真切而形象地演示了“爱情至上”在今天时代的切实意义。这是《情爱画廊》吸引众多读者的内在秘诀所在，也是《情爱画廊》的重要文学价值所在。
其二，《情爱画廊》在周由追求水虹的过程之中，交叉描写了他与阿霓、舒丽分属不同层次的爱恋，写出了爱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爱的排他性与多元性的矛盾。人的有关爱的理想，总是全面的、完美的、全方位的，甚至是不断丰富完善的；而爱的现实，总是不全面、不完美的、有极限的，同时也是相对稳定的。因为爱的浪漫性、理想性，更因为爱与美的相随相伴，爱又因而具有多义性、多元性和变异性，而只能取其一的现实选择和约定俗成的一对一方式必然要求排他性。为此种种蕴含于爱情内中的深层矛盾，作者经由周由复杂的情爱纠葛和繁纷的情爱心理，都有所触及和揭示。比如，周由在挚爱秀美、典雅的水虹的同时，也深深爱着浑身洋溢着青春美、纯情美的阿霓，与性情豪爽、谙于性事的舒丽也藕断丝连，因为她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美，彼此之间实难相互替代和覆盖。对于周由周旋于三位女性的情爱际遇，如果只用道德不道德的标尺去评判，很可能是表相的。周由遇到的难题，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他实际上遇到的是人类在情爱关系上的一个带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难题。张抗抗通过周由这一典型个案，实际上把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揭示给读者，让大家一起来探究个中底里、解求内中奥秘，这便使得《情爱画廊》超越了一般爱情描写的范畴，从而具有启人思索、耐人寻味的哲理深度和人性深度。
从《爱的权利》到《情爱画廊》，张抗抗没有停止她思考人生、探究艺术的脚步，她在表现时代和愉悦读者的同时，每每以她内含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的盈实成果，叩问着生活，启迪着读者。从她葆有的实力、卓有的优长看，她完全可能在《情爱画廊》之后再续写出更为动人的情爱新篇。我有这样的期望，也愿意斗胆地说，这也是这个时代对爱情题材情有独钟的许多读者的普遍期望。
“作女”带来了什么？
--读《作女》
自1996年写出畅销一时的《情爱画廊》之后，张抗抗一直在养精蓄锐，作着在长篇创作上再次冲剌的准备。她真的还能让文坛内外再度惊喜么？不久前，《作女》一作终向人们揭开了谜底。
作为《作女》的最早读者之一，我读了《作女》之后，确实为之惊异。我惊异张抗抗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贯穿性作家，仍然葆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学创造力；我惊异新作《作女》以底气十足的生活涵盖力，在她的长篇创作中又开新生面。张抗抗在长篇创作中的不凡表现，印证了我许久以来的一个看法，那就是人到中年或已到深度中年的出生于50年代的作家，因为生活积累与艺术储备的相对丰足，在讲究内力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更该寄予厚望。
《作女》主要写一个名叫卓尔的白领知识女性和她的女友陶桃、阿不等，既以尽心竭力的态度对待工作，又以优游有余的状态享受着生活，还以任达不拘的方式显示着自己。对于生活中出现的难题，她们敢于面对也善于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就绕着走;她们的各种想望总要尽力实现，实在实现不了就另换一个。总之，认真又能干，聪慧又矜持，活得风光，过得潇洒，使她们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耀眼的亮点。对于如卓尔这类新型女性，作者援引京城、东北及江浙一带的方言对“作”的特殊用法，冠之于“作女”的名号：“意指那些不安分守己，自不量力，任性而天生热爱折腾的女人。”这样，卓尔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女”的代言人。
卓尔当然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形象引人瞩目的，但作为“作女”中的这一个，她更值得关注也更耐人寻味的，是其花样翻新又没完没了的“作”。新婚的她为了使丈夫刘博惊喜，先把披肩长发改成了男式短发，后又改为烫花卷发，使刘博几次几乎认不出来；她一个时期爱下厨房，现学现卖地做得一手好菜；刘博刚刚喜欢上她的手艺，她又厌倦了厨艺，只想到外头买各种现成的东西吃。问题是她不止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折腾不已，在事业工作上和社会生活上她的折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报社总编室呆得好好的，她偏要去西藏当记者；因身体不适回来后，又决意去了海南。为了可望不可即的南极之旅，她故意以工作失误让单位辞了自己。因具有出色的商业策划才能，她不仅不怕别人“炒”她，反而时时准备“跳槽”另谋高就；她走出与刘博的婚变的阴影后，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只发展老乔、观鸟人这样即时约会的临时男友，绝不用婚姻的形式再束缚自己。她的见异思迁，她的心血来潮，她追求刺激与冒险的不遗余力，都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拍案称奇。对于这种过于神经又长于闹腾的“作女”，一般人真是很难欣赏和接受，也只有志趣相投又精明强悍的商界精英郑达磊，才会引为同道和知音，这也叫做“惺惺惜惺惺”。
如果说卓尔这样的“作女”给人们带来了某些冲击的话，那么显而易见，那绝不是妩媚女性的特有魅惑，而是特异个性的尽情挥洒。可以说，无论是工作事业，还是个人生活，她都是以自立的方式自强，又以自由的方式自在。一个人如何按照自身的需要生存，听从内心的命令生活，卓尔真是演绎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了。这正如卓尔接着女友阿不“我就‘作，我偏‘作，”的话所说的那样，“我作我故在”。“作”，是她们证明自己又实现自己的基本人生方式。
“作女”卓尔在新世纪的文学舞台登场亮相，既是女性在历史演进中全面崛起的反映，也是社会的开放与多元给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的表现。卓尔和陶桃、阿不等“作女”们，以我行我素的姿态介入生活和实现自己，都不同程度获得了人生的成功。这种看起来很个人化的人生进取，其实既是她们个人的劳绩，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获。二十多年来，经由从经济到观念的深入而全面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有了蒸蒸日上的经济基础，更有了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氛围。社会生活不单一了，思想观念不绝对了，这才有可能凸显个体、宽容个性，使如卓尔这样的新型女性一一“作女”应运而生并浮出水面。而时代孕育出矫矫“作女”，“作女”们也在进而推导着生活，二者是相互借重、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由深富时代气息的特异个性所折射出的超越个人范畴的普泛性内涵，正是“作女”卓尔这一形象所蕴涵的丰厚而重要的意义。
把卓尔这样一个我们在生活之中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异女性推向文学的前台，张抗抗也表现出了卓异的文学才力。写卓尔，她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直面生活。她不仅在时代与新人的视点上发现了卓尔，而且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理解着卓尔。在卓尔以女性的身份凸显起个性上，在卓尔以特异的个性体现“作女”的类型上，在卓尔的个人化追求与社会的现代化时尚的契合上，张抗抗显然都投入了自己深入的观察和细致的思考。正是这种从生活到艺术的深思熟虑，才有内里的成竹在胸和外在的游刃有余，我们才看到了卓尔不群又新颖鲜活的卓尔以及陶桃等蓬勃引人的“作女”形象。
一部好的小说，必然和孕育它的时代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甚至可能成为“时代的情绪”的审美记录，这是张抗抗的《作女》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带给我们的一个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