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成功之后，从家族文化角度写百年历史的作品陡然大增。但说实话，作品为数不少，好的确乎不多。这说明，如何以家族的“点”映射历史的“线”，并非是任何人都能把握得了的。因为有这样一个印象，读党益民的从家族的角度写大半个世纪的《喧嚣荒原》（作家出版社2002年4月版），我也满心狐疑，心想这会不会又是一部有名无实之作？但读着读着便被深深吸引，读过之后竟久久不能释然。
党益民写《喧嚣荒原》，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由对自己家族盛衰历史的探赜索隐开始，对关中的家族文化确实下了一番研思、揣摩的功夫，并把它化为自己独到的艺术感觉和鲜活的艺术形象。他笔下的古川莫家及其主人公莫鹏举，都以独到的意蕴和独特的个性，在家族文化小说中别树一帜，称得上是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地处关中腹地的古川莫村，既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又有着顽固的宗派争斗传统；而进人到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善不能举，恶不能惩，让原本无序的一切都更加喧嚣、更加混乱。同姓一个“莫”字的莫村人和桃花沟人，为了得到所谓“正宗”的证明块牌匾、一本家族秘史和一个紫砂壶，相互争斗了几百年。为了冤冤相报的复仇，你借助国军，我勾结土匪，使得莫村所在的古川一带械斗不息，乌烟瘴气。无论是莫村莫家，还是桃花沟莫家，都把对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剌，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一个个阴谋，一次次仇杀，当事者无不殚思竭虑，参与者莫不视死如归。把一个毫无意义甚至是以杀人的方式自戕的事情，当做惟此惟大的头等大事来对待，那种前仆后继的认真，那种不屈不挠的执着，恰恰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深度愚昧。莫村人丁兴旺的莫家，正是在与桃花沟莫家的长期不休的内耗中，伤亡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子孙，渐渐损毁着族群的元气，乃至最终走向了衰败。
作品所着力塑造的莫村的莫掌柜一一莫鹏举，虽同他属身的家族一同走向了灭亡，但却以善恶并举的禀性和美丑并存的德行，构成了划过暗暗夜空的一颗流星。
莫鹏举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淫，有讲义行善的一面，他舍得拿出自家的钱粮扶危济困，他敢于在土匪的刀下挺身救人，在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向莫村袭来时，他断然采取隔离措施，保护了大多数村民的性命。因为他不时地给莫村人带来好处，当土匪老六要杀他复仇时，全村人都出来为他下跪求情。但莫鹏举依仗着“掌柜的”的权势，强霸民女，恣意妄为，也令人发指。凡是他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能逃脱得了。他不管不顾地私通香椿，强暴草菇，霸占小菊，其荒淫无耻和放纵无度，连他母亲和儿子都看不下去。正是这依财仗势的我行我素，为他埋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祸根，最终被当了土匪的香椿丈夫老六决然枪杀。莫鹏举被杀了，莫家衰败了，只有一个与世无争的傻儿子莫天奇侥幸活了下来。这究竟是莫家的幸运，抑或是对莫家的一个讽刺，都颇耐人寻味。
如果说莫鹏举的悲剧，是主要基于情欲的悲剧的话，那么，莫村与桃花沟莫家的悲剧，则是源于争霸斗气的权欲。不同的人都带着各自的欲望在喧嚣的荒原上演出着人生，而欲望最终又使正剧变成了悲剧。欲望成了人活着的成因，也成了人死去的诱因。人如何控制好欲望，把握好自己，成为莫村人和莫鹏举留给我们的深刻人生警策，而这也是《喧嚣荒原》一作隐含在家族悲剧中的人生要义。
与作品深厚绵长的意蕴相适应，作品的故事情节曲婉而扎实，语言质朴而生动，尤其是从容不迫的叙事，朴中见色的感觉，都使作品饶有寓雅于俗的艺术品格。写出《喧嚣荒原》的党益民，看来是可以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寄予厚望的。
作家是一些什么人？
--读《所谓作家》
读了王家达的长篇小说《所谓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很容易让人想起老村一部小说的名字：“作家的德行”。但我更愿意把我的文章题目取名为“作家是一些人”，这确实是我读过作品之后的最为突出的感受。
作家在人们的印象里，是一些有特殊才华的文人，还有一个更为宏大而庄严的说法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总之，人们对于作家多是仰视高看的，而作家自己也常常感觉良好，有的更是自视甚高，顾盼自雄，端的若文曲星下凡。这样一来二去，作家的名头便有了些许神圣感乃至于某种神秘性。
王家达的《所谓作家》，由作家胡然为串场人物，对古城市的作家群落进行了全息性的扫描，并且有力地撕去罩在作家头上的种种面纱，还其一个真真实实的本来面目。
这种真实面目之一，就是作家是一些各有追求的平常人。古城的作家，除去党组书记王伦是一个领导着内行的外行外，其余都是各有追求又各有成就的文学从业者。尽管像野风爱讲怪话，茅永亮爱唱颂耿，张名人比较虚荣，牛人杰过于势利，但在为文之道上并不出大格。尤其像主人公胡然，一方面总在不懈地创作小说；一方面又在不断地提携新人，虽然得遇情色时总是魂不守舍，却也在尽量地把持着自己。而作家诸公既有自己所长的，又有自己不能免俗的，这才证明他们是一些别有才情的平常人。在文学上不放弃追求，在生活中不避讳世俗，这就是古城的作家，现实中的作家。
王家达还写出了作家真实面目的另一面，这就是他们还是一些自以为是的边缘人。无论是从意识形态主宰文坛的80年代初来看，还是从商品大潮侵袭文坛的80年代后期来看，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无形中都被文学从业者自己放大和夸大了。即以古城文坛为例，胡然只不过当众对市委书记秦启明直呼了其名，便换来一句“胡球然”的口头骂语，并由此冠就了自己的笔名。孟一先的诗歌评论《中国诗歌的新曙光》在《文艺春秋》发表前层层送审，却因老书记的一个批语弄得刊物挨批，人人自危。而当主导文学的意识形态让位于商品大潮之后，先是暴发户金大天谎称出资举办“大天文学奖”，使想拉钱办奖的《文艺春秋》杂志反倒陷入了财政亏空的陷阱；接着又有京剧女演员杨小霞毅然离开一手提携了她并与她情投意合的胡然，投入农民企业家马福录的怀抱；牛人杰明目张胆地剽窃胡然小说改编剧本，尔后又借拍电视剧亏欠热心襄助的河湾村农人。古城的作家中，有如敬业的徐晨，耿直的野风和执着的胡然等一些人，也有如奸诈的牛人杰，势利的沈萍这样一些人。前者是以文为本的边缘人，后者是由文求利的边缘人。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总合起来，就构成了古城文坛的整体形态，这形态既是边缘的，又是混沌的。
王家达把他属身的群落写得如此紊乱、卑琐乃至龌龊，无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个勇气的精髓是自省与自审。是的，作家是在一定的社会机制中生存和生活的，不能离开他们置身的环境去孤立地看待文坛和要求作家。这一点，《所谓作家》里也作了比较充分的揭示。但作家总在一定的社会机制里，如以种种外界的侵扰作为作家放松和放纵自己的理由，哪里还有合格的作家，还有像样的文学么？我们真该把《所谓作家》当作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从中照照我们自己，作一番自省，来一番自审。
惯于以反映者姿态出现的作家们，这回被王家达结结实实又真真切切地反映了一回，这样的题材和这样的题旨，在当今的文坛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