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家住在北京东单附近。
稍微熟悉北京地理环境的人都知道，东单距天安门仅一箭之遥，过去有牌楼一座，是进入皇城的标志，因此得名东单牌楼。解放前，东单牌楼一带居住的多为有钱、有身份的人，房舍地貌因而得以俨然些。若从高空俯瞰，紫禁城那一大片黄瓦红墙的宫殿外围，便是横平竖直街道上的四合院群落。这些四合院，一般都是硬山式建筑，青砖灰瓦，大屋顶的檐下盘着一座座爬满青青叶的葡萄架。高级一点儿的，还有一扇红漆绿楣的大木门。门里是迎面一座石影壁，门外蹲着两只把门的小石狮。这小石狮子似狮而又非狮，头部、四腿、爪子、尾巴等等全部嵌进石中，造型之洗练，令人想起远古的墓刻。
然而我住的那座院子，却是一个迥然的例外。
那是座深宅大院，深到占据了两条胡同之中的全部空间，大到差不多有天安门广场那般大。院内没有大雄宝殿一类的大屋顶庙宇，也没有飞梁画栋的中国式楼阁亭台，更看不见假山、影壁、小桥流水的东方风光，而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小世界--绿草如茵，中间高耸着巨型花坛。树影婆娑之间，是一条条翠柏簇拥着的石板路，通往若隐若现的一座座二层小楼。小楼全部为哥特式建筑，平台尖顶，米黄色大落地门窗，楼内诸陈设如壁炉、吊灯、百叶窗等全部来自欧美，墙外爬满茂盛的爬墙虎……
在东单牌楼一片宁静的四合院群落中，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座西方园林，不由令人想起黄山的“飞来峰”。那是大自然的造化，这一个却是人工玉成。都如此说，大院是美国人1917年始造，属协和医院建筑群落的一部分，连各个小楼的编号也是与整个协和楼群排在一起的。也有人说，这是用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建造起来的；不过查史书记载则不是，那上面的文字写着用的是洛克菲勒财团的慈善投资。还有庶民说，解放以前，这个院叫“两旗杆大院”，说是门口常年飘着中国和美国两杆国旗，里面住的都是洋人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说未免带了点“洋奴”的嫌疑，我因此想考证是否确凿。按说年代并不久远，本应不难考，可是因了老人们的缄默，我也就至今没有弄清究竟。
不过住高级知识分子一说是不错的。解放前，能够跻身大院并住进小洋褛的华人，全部为协和医院的专家教授。我国着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就住在第41号楼，我小时听说他是英国皇家医学会在中国的唯一会员。还有我国着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住在第28号楼。有故事，说是解放前，凡有病人找到林府上，即使是衣衫褴褛的穷人，林大夫也一律不让门卫挡驾，而是免费诊治，有时还施以钱财，致使京城遍传林巧稚美名。
大概是因为这些因素，老北京的平民百姓，过去从这院门口走过时，都是怀了敬畏之心的。久而久之，百姓们的嘴上便约定俗成了对它的称谓一一“协和大院”。
这称谓一直沿袭到现今。
解放后，黄、林两位仍住在这里，其他教授们也仍住在他们各自的小楼中。那时的等级依然是森严的，正教授，即一、二、三级教授者，可以住一座一座的带有木顶凉台的独楼，这样的独楼共有7座。副教授，即四、五、六级教授者，则只能住连成一片的有凉台而无木顶的联楼，虽然叫联楼其实也是各个独自成一统的小楼，不过外在的建筑结构连在一起罢了。
我有幸住进这样一座大院中，托福于我父亲。那时我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官，他所在的部队恰巧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接管协和医院的部队。1955年，这批军队干部全部脱下军装，留在了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
当时的这批干部们也逐渐变得拖家带口，住房成了题。但这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于教授们的洋楼秋毫无犯，只在大院后边辟出一片荒地，盖了一座4层的宿舍楼和3排平房。这些砖木结构的新建筑自然远远比不上泰国优种稻米灌浆、菲律宾上等木板铺地的小洋楼舒适高级，但军队干部们从军政委到小排长，没有一人抢占教授小楼，这种状况差不多一直保持至“文化大革命”。
我家住的是3排平房中的两间，门前也盘了一个葡萄架。父亲那时在做医科院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常出入各个小楼的教授家门，我有时也跟着，便得以窥见小洋楼内的高级陈设。其实小楼们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解放前夕，父亲和他的共产党员同学们，就曾接受地下党的指派，以进步学生身份进入一座座小楼内，做教授们的争取工作。有一回，他当年的一位同学来家，还感慨地说起某次到XX教授家去，教授请他们吃草莓冰淇淋的情景。我的父亲却从未说起过那段辉煌的历史，他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
他的迁居大院的部队战友们也都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虽然他们之中有的人文化水平不算髙，但他们都用严明的纪律约束着自己和家属，尽量遵从着这座学者大院的文明传统。我还淸楚地记得，一次从幼儿园归来，我和小朋友们站在林巧稚大夫家门前的花圃看花，有一个小女孩忍不住想去掐一朵极美丽的蔷薇，恰巧被林大夫看到。一生酷爱鲜花的林大夫生气地制止了她，我代那个小女孩认了错。那一年，我也就6岁，以后，我们一群孩子再没有伤过大院的一花一叶。
我上小学那一年，我们家突然成为全院最瞩目的家庭。那是1961年，我哥哥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在北京排第一的男四中，这在大院众多的孩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很使我父亲光彩了一阵子。后来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大院里有10多个男孩女孩与我同班，我的成绩总是稳稳地排在前一二名之位，令那些教授的孩子们自叹弗如。我的小心眼儿里便也存了一个愿望，希望到我考中学时，能考入在北京排第一的女校师大女附中，使我们家再度光彩一次。可惜后来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使那愿望成了泡影。
不过那时我可真不用功，只知道疯玩。
大院的花草树木最令我着迷。每年春天，阳历3月中旬开始，我们一群孩子便天天跑到大院门口去盼望杏花。那里有一棵一抱粗的老杏树，不知是地气还是日照缘故，年年都是它最早抖擞起密密匝匝的花骨朵，在寒风中便绽出淡粉色的小花。每年每年，当我们一连企盼数日，终于发现老杏树的花枝上出现一朵、两朵小花时，便一个个惊喜得大叫大跳，在大院里飞奔开，告诉每一个碰见的大人和小孩：
“老杏树花开啦，春天啰！”
记得每个大人，不管是教授们还是干部们，全都冲我们点头微笑，仿佛我们就是那杏花，就是那春天。当如今我已长大成人，重新揣度从前那大人们的心态时，益发体味出成人的那种对不曾留意的春天猛然莅临的欣喜。
那棵老杏树，一定是协和大院众花树的精神领袖。从它的花朵绽开之日起，我们大院便一年鲜花不断了。第二棵开花的是黄家驷教授楼前的那棵“中年”杏树，而第三棵则必定是29号楼旁边的那棵“青年”杏树。这3棵杏树罢了，就是雪白的梨花了。大院里只有一棵梨树，每年结不结梨印象不深了，那随风飘曳的冰清玉洁的梨花，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谢了梨花，大院的花事就纷繁起来了：大门口的迎春花迎客始罢，甬道两旁就走来一棵棵白丁香紫丁香。不几日，桃花也伴着嫩叶开了出来。还有我最喜欢的灌木榆叶梅，一团一团的粉红色像人工造出的大花球，远远地就让人看醉了眼。这时候，草地上的绿草，也早已染绿了那一方方土地。柳条依依，白色的柳絮迷蒙了天地空气。最给人以喜悦的是生命力极强的杨树叶，等它们唱歌似的一齐摆动着新绿时，不要说从它们之下穿行，你就是看着它们竞长，也痴痴地觉得自己正在长大似的--那时候，我是多么盼望自己快快长大！
而大院里的人们，不论是教授们还是干部们，一个赛着一个地“贪婪”，对周围这么多奇花异草仍嫌不够多，还一起动起手来栽花弄草。于是，看罢了绿树，再回头来看鲜花，便更加眼花缭乱了--粉白相间的海棠花，红的、黄的、紫色的月季，宽瓣的芍药，甜香的槐花，火红的石榴花，五颜六色的蝴蝶花，小太阳似的蒲公英，小红灯似的倒挂金钟，名贵的花之王君子兰，还有奇异的令箭荷花和仙人掌花，一现的昙花和千年的铁树花，浓杏的晚香玉和夜来香，娇嫩的含笑和美人蕉，挺拔的大丽花和菊花，以及红云似的一品红，婀娜多娇的仙客来……还有许许多多我叫不上名字来的各色花卉，直开得将春延长到夏，将秋延长到冬……
前面说过，我们大院离天安门不远，这便占尽了地利之优。我们这群孩子们，一年之中最欢乐的两个夜晚就是“五·一”节和国庆节。一俟那轰鸣的礼花腾空，院子里就被花朵的雷霆灼照得红腾绿舞，亮如白昼。如果风向对头，还会有一顶顶白色的降落伞从空飘下，把我们撩拨得哇哇大叫……
呵，如今想起这一切，真是旧梦依稀，止不住的女儿情呀！
而这一切，至“文化大革命”罹祸，一夜之间便破坏殆尽了。
那个血雨腥风的1966年，先是花草树木被砍、被烧，又是抄家的书籍旧物被砸、被焚，冲天大火一连烧了数日。后来，便是医院里的造反派携家带口搬进来“占领牛鬼蛇神大院”。理由是：“你们这些走资派(指干部们)和反动权威(指专家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是对广大工农兵的蔑视和欺侮！”于是，教授们被勒令腾出一间又一间住房，由洗衣工、淸洁工、门房、厨师、花匠……等组成的无产阶级住房大军，进驻了一座座哥特式小洋楼。
唯一幸免的，是28号楼。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派人保护了林巧稚大夫一家，使大院得以保留下唯一一座教授楼。
10年不短，大院当然发生了一系列大小事变。因其重提引人心酸不已，干脆跳过不提。只有两件事不可忽略过去。
第一件，是“工人阶级”进驻不久，院里召开居民批判大会。为的是新搬进来的一个厨师，走路有望天的毛病，院子里的孩子淘气，给起了个“望天儿”的绰号，还跟在背后学他走路。嗬，这可是太岁头上动土！一位当时被造反派结合的、红得发紫的小干部激动地发言，连声音都直打颤：“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是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们在发泄对工人阶级进驻大院的不满……”
第二件事，是1972年某日清晨发生在大院的一幕：那正值美国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期间。那一天，晨练的人们刚刚归至家中，大院里走进4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只见他们随处走着，拍着照，最后停在39号小楼跟前。这座小楼从6年前有一位工人同志住进后，在半个木顶凉台上垒了一间有门有窗的小平房，还留了一个烟囟通道，使哥特式风格溶入了某种中国的建筑文化。4位洋人大概被这种神奇的“洋为中用”能力惊呆了，半晌才如梦初醒似地举起了照像机……后来，从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传来消息说，这4个洋人是跟着尼克松来访的美国人，其中有一位当年曾在这大院里住过，大概是寻故旧来了。“革委会”认为那位工人严重地丢了中国的脸，措词严厉地限令他于XX日内将小平房拆除，恢复哥特式原貌。而那位洗衣工全家拼死拼活地闹了一通，便又让“革委会”丢了一次脸，那小平房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屹立”至今。
如今，每当我看到那“中西合璧”的39号小楼时，心里都涌出一丝惆怅。物非人非，今日的协和大院里，已住进200多家，除了教授、干部们之外，还有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儿女，几乎百业俱全。最有意思的是那家有着两辆外国小轿车的个体户，昔日是大院里最贫穷的一家，全家6口人就靠当家的40来块钱吃饭，如今，已成为大院里食最精细、衣最美艳的首富。
真是世事沧桑啊！我的大院，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所幸的是，改革10年，大院又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草坪又重新植上了，柏树又重新栽上了，花坛又重新砌上了。还于一片绿意鲜花之中，新添了两座历史上也不曾有过的白色的藤萝架。1株盆粗的银杏树和5株两人搂抱不过来的老槐树，也被钉上“古树XXX号”的标记，被铁栅栏保护起来。大院又重新恢复：四时鲜花不断的面貌。在今日高楼林立、喧闹拥挤的北京城中，这一座花园式的院落，更显示出幽深的宝贵，便于一早一晚，吸引来大批的附近居民。清晨来打太极拳和做迪斯科操的老年人居多，傍晚是牵了孩子来散步的中青年夫妇们，与红花绿树交相辉映在一起，又构成了一幅幅颇动人心弦的画卷……
那3株报春的杏树，竟还都幸存着，虽然其中的两株各被劈去一半枝杈，但两株半残的树都还在开花、长叶、结果。只是这一切亦是物非人非了--我早已不再是20多年前那个梳辫子的小姑娘。那在寒风中天天企盼开花、然后惊喜地向大院里的人们报春的小姑娘，该是我的女儿了！这满院神奇的花草树木，也该是属于她的了。
只有这悠远的旧梦，依然属干我……
（1988.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