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陈昕先生主持策划了上海三联版的经济文库。经四五年的努力，陆续推出了经济学术系列、经济学译丛系列近百余种，其不少着述至今仍在经济学界产生着影响。列入文库的作者林毅夫、樊纲、胡汝银、潘振民、史晋川、王新奎等均已成为着名学者或学科带头人。新闻媒体曾以“三联经济学派”的美称表示赞赏。姑且不论“学派”之称是否恰当，这毕竟是出版理念的一种创意。
跨千年之际，笔者又重新回到人文社科的出版岗位，主持上海三联的编务。接盘伊始，便有一个意愿，企求能为繁荣、活跃中国学术文化尽绵薄之力。策划《三联评论》拟可视作上海三联出版理念的延续。自然，学术命题已不局限于经济学，将广伸到文、史、哲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王元化先生曾对目前知识界、教育界存在的“注重理工科、重实用，而轻文史哲”的倾向表示担忧，后者正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三联评论》的任务是将学界精英及中青学人的成果推向学界和公众社会。这一理念得到上海三联同仁的一致支持，为此，我感到欣慰，并充满着信心。
策划《三联评论》的初衷是旨在活跃学术文化。学术的本质意义是科学、是知识。作为学术研究，学术思想的探索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品格。不否认，任何时代的学术文化都渗透着部分或局部的意识形态成分，意识形态也因不断吸取新的、优秀的学术思想而显示其活力，但学术文化毕竟不是泛义的意识形态，它有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三联评论》丛书所追求的，是学术的原创性和多样化，鼓励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价值的学理知识，充分显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理性，在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所规范的秩序下，倡导学术文化的自由。这也是我们确定丛书基调的出发点与归宿。
鼓助有思想的学术，不仅仅是指学术理念、学术伦理价值和学术文化构建，还包括认识论、方法论的创新。我们不准备在词章考据、文字训诂的传统学术方面开拓出版疆域，而是注重提升知识与思想之间的建设性张力，注重对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因此，收入《三联评论》的着述，可以是前沿性的思想文化研究，也可以是边缘性的学术探索；精英学术文化与大众学术文化并存，国学与西学互补；既欢迎某一领域的学理创新，也欢迎多元文化话语对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文学、美学的讨论；学术思维方法不拘泥统一，实证的、微观的、宏观的，兼收并蓄。但有一点是强调的，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应作为出版价值判断的依据。
学术着作出版的创意，还想在文本及形式上作些尝试。我们将《三联评论》限定在8万到10万字的学术着述。相对煌煌宏论而言，它们只是“微型学术着作”。这是希冀学者将某一命题研究的精华熬成一书，在简约的着述中凸显其学术思想的含金量。这一出版理念也是想矫正90年代以来盛行学界的空疏、矫情之风，重树“理精而义明”的务实学风，以匡正文化消费主义、商业世俗化侵蚀学术而导致的浮夸与焦躁。求短、求精、求新，将是《三联评论》这一品牌的定格。现收入丛书的，既有学界名流的精品，又有新进学人的力作。正是学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才使策划人的意图得以实施。
编辑《三联评论》将一以贯之三联的出版传统。这就是三联创始人韬奋先生所提倡的文化的继承和时代的创新”。我们将把《三联评论》视作学术新人的一块园地，即使有的着述还不够成熟，但只要有一点建树和突破’我们都表示欢迎。同时，学术研究作为科学知识，有着自身的价值基准和游戏规则，对一家之言，也将持宽容、尊重的态度。有位学界朋友说得好，“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世界主义化过程。”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耕耘和建设，应该是开放性的、前瞻性的，决不能抱残守缺、拘泥传统，自然也不提倡抛弃传统。构建多元的、适应全球化的中国学术文化体系，将世界意识渗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应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必然态势。这也是《三联评论》努力的方向和应尽的责任。
王元化先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时，对学界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希望：“学界不要让世纪末的时尚口号和花哨的旗帜所遮蔽，使相互认同产生障碍”，“要沉潜于自己的专业，为迎接新世纪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拿出真东西来”。我和上海三联的同仁将以先生的希望自勉，执着、努力，为社会多出版一些优秀的学术着述。
吴士余
2000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