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在我这里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存在。它所召唤我的，并不是所谓的文学，而在于它的非虚构性，以及由此生成的主体的思想性穿透。
对报告文学作形式化的研究，并非毫无意义。但这种研究不可能寻得这一特殊文体的终极价值。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决定了现实关系不仅成为写作的一种背景，而且成为写作的直接对象物。作者对报告对象的选择以及对其意蕴的阐释，无不受到特定的时代境遇的影响。社会特殊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制约着报告文学写作的走向，而报告文学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社会文化生态的建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之间具有某种互动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择取文化生态作为观照中国报告文学流变的一个优选视角。我试图做的是，将已成为历史的报告文学，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在回到历史、触摸历史的过程中还原出报告文学存在的某种历史的本真面貌。
在这里，我将报告文学界定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这既是从报告文学史的观察中所获得的一种体认，也表示着我对报告文学写作境界的向往。这是我为报告文学研究设定的一个理论原点。报告文学的写作需要作者禀具知识分子的精神要素。作者选择报告文学文体，也就意味着他将现实关怀视为自己的职志。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种种的遭际，报告文学作为历史之镜，从中可以照见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形态。
就本书的体系及其内存而言，大约可以视为报告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在研究日益成为一类人生存方式的今天，所谓学术空白已很难发现的了。报告文学史也已出版多种，这些着述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物。但我无意于营构编年体式的史着模式。这是我的短项。面对历史，我总有一种言说的冲动。研究历史，其前提是回到历史，但其旨归又不在历史。
我想起了本雅明在《文学史与文学》中所说的一段话：“不是要把文学作品与它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而是要与它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文学才能成为历史的机体。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乃是文学史的任务。”对本雅明的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但对文学史“不是史学的素材库”之说，却深以为然。我所提取出的历史，只是历史存在中的极小的一部分。这样自然就存在由于“忽视”而生出的种种片面。我追求的是对文学史叙事中内在特质的发现与解释。尽管这种追求远远未及理想之彼岸，但这却是我所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