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跨人21世纪的门槛，90年代就不再是一个进行性的时态，它已被定格为一种历史性的风景。这样，面对作为历史存在的90年代报告文学，我们似乎就多了一种客观而自由言说的可能。
与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轰烈烈相比，90年代的报告文学差不多就是雪落黄昏静无声的了。在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80年代是一种具有标高性意义的存在。文学史演进的轨迹往往呈曲线状。批评家面对从峰点跌落的90年代报告文学，认为这一文体已经陷人了“困境”。指认这一景况的证据之一，就是报告文学已不再轰动了：“若翻翻全国所有的文学期刊，你就会发现，竟然没有一篇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即使个别在一定范围内有些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若与80年代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而张春宁则直接以“报告文学怎么了”的句式诘问并不尽如人意的创作现状。他认为尽管9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也有成就，“但如果和七八十年代的夺目光辉相比，恐怕还是不得不承认它的光彩已变得暗淡，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已大为缩小，它在读者中的形象已不那么令人肃然起敬。”“具体说来，这几年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着‘三化’：轻化、浅化、商业化；‘三多’：明星文学多、案例文学多、广告文学多。”但对90年代报告文学作肯定性评价的也不在少数。秦晋认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方面，在思维和叙述方面，都显得更成熟了。”9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在对前一段报告文学承袭与批判中开始显示自己的总体风格，体现了中国90年代文学新观念和创作思维的新方式”。01998年评定的首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的作品有《锦州之恋》（邢军纪、曹岩）、《黄河大移民》（冷梦）、《温故戊戌年》（张建伟）、《淮河的警告》（陈桂棣）、《敦煌之恋》（王家达）、《走出地球村》（李鸣生）等15部，高举各单项奖的榜首。于是有些论者就以为90年代的报告文学是颇为繁荣的。
以上诸说，从局部看，反映的都是事实’因此都是成立的。而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要从总体上描述90年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图景，并从学理的层面分析造就此间创作现象的内在根因。
生态变异：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语境”比较
在涉论90年代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时，人们往往将它与此前新时期的同类创作相比较，以此显示对象所具有的落差。诚如学者所言，前者轰动，后者相对冷寂。“轰动”是事物外在的景观。造成作品轰动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一般来说，它当然主要在于作品本身，在题材思想与艺术传达等方面溱至了相当的高度，但同时也与作品发生的特殊时代语境紧密相关。轰动是一种效应，它总是与某种“场”的存在作为条件的。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的潮涌，与其说是这一文体的轰动，毋宁说是当时特殊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某种共鸣。90年代前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显着特点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是当代中国的一种普遍性的表征。政治同化，制约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关系。文学是政治同化的重要对象，作家当然被改造，这种改造的旨归在于使作家中心化，即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保持高度的一致。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所出现的轰动，其实主要并不在于文学本体，而是文学对主流话语--政治同化的一种认同与回应。“文革”终结，中国社会开始进人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此间改革主要是观念性的，或精神性的。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事求是，是当时的时代流行语。相应于此，文学，特别是与现实社会关系密切的报告文学，其所表现的基本主题就是时代的主题；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兼济天下的抱负与强烈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地通过创作回应主流话语所要求表达的时代精神。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就其整体而言，是相当的政治化的，他们多数居于政治中心地位，对于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命题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进行演绎。
改革，首先作为观念性的一场革命，在当时特别需要一种思想的启蒙。报告文学作家承担了其中部分的使命。他们的作品将在非常年代被抛弃的常识与公理加以重新的确认与肯定。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在报告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设若将其置于90年代的背景中，那它的轰动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的。它轰动于常识匮乏而时代又亟需常识的年代。它所肯定的是曾经被唾弃的公理，即知识分子以及科学技术的意义与价值的被确认，是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报告文学作家所作的思想启蒙的另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对于社会现实中某种矛盾与问题的披露与揭示，使人从某种麻痹自乐的病态中得以警醒，从而思索社会改革与现实优化的方略。报告文学的优长与生命在于它的真实，而艺术与文学的真实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中只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神话，“文革”中更有反对写真实的律令，生活需要的只是粉饰。一个充满着危机而只能用粉饰使人满足的社会究竟是颇为荒唐的。即使是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文革”，我们所听闻的仍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的颂词。而真正的文学家，当然如契诃夫所说的“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个负着责任的人”。他们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把生活的真相，社会历史演进的本貌如实地报告给他的人民。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处于社会走向开放解禁的时代，当文学的真实成为可能，而报告文学又特别需要真实的时候，他们便将现实中另一种发人深省的存在凸现在读者面前。《人妖之间》将劣迹昭着的大贪污犯及其生成的环境作了令人惊讶的透视。《三门李轶事》中披露的党员被群众拒绝的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神圣忧思录》、《西部大移民》等“问题报告文学”，以对现实的碰撞与剖析，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引导读者走出顺向的思维的定势，对现实作思索性观照，从而构建一个独立的思想着的主体。思想启蒙是80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其时的报告文学部分地参与并承担了这种宏大的历史使命。这样许多作品的轰动也就是必然的了。
物迁人异，90年代的中国社会究竟不同于此前十余年间的存在了。转型期的或曰世纪末的社会图式以其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呈现在世人面前，高度一体化的神话已经或正在被消解。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成为社会的显性特征。社会的改革正由观念的层面转向至实践的层面。经济的多样化与经济中心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促使着技术中心主义的高涨。准网络时代世俗的大众的文化进一步遮蔽人文的精英的文化；思想启蒙的旗帜似乎并不依旧高扬，对现实社会的普遍的精神关怀，渐次让位于对于个体利益的趋重。社会异质的建构，极大地拓展了个人活动的空间，人的自由度获得了空前的扩大。相应地更多地重视对个体的关注，对物质的崇拜，逐渐弱化对人类理想的倾心，对于社会公理的求取，躲避崇高，成为某种时尚。9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知识分子，在经济中心、技术中心的年代里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一方面使得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多的思想自由与精神独立，另一方面边缘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激情正在冷却，那种作为人类普遍价值以及良知、正义等代言人的思想性知识分子十分匮乏，于是人们就有了寻找知识分子的呼吁。在一个普遍缺乏精神性资源的年代，自然就不会涌现需要深刻的思想作为前置条件的若干的一流报告文学家，和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在这样一个年代，即使有个别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其他作家亦然）写作了个别的优秀作品，也不会出现掌声如潮的整体性的轰动现象。在我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说，轰动是一体化的产物。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使文学的轰动失去了共鸣谐振所需的同一性。文学不再居于社会的中心地带，作家不再被人顶礼膜拜，作品也没有了洛阳纸贵的盛况。从社会整体而言，文学的历久轰动，也许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的边缘化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必然现象。文学的中心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学功能的超重，会使文学的发展陷人一种尴尬的境地。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从报告文学是否轰动来评价报告文学的成败得失。让报告文学回到报告文学，从本体的维度来观照这一文类的内在流变。
精神坚守：另类现实的关注与批判
毋庸置疑，90年代的报告文学与70年代末期到整个8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整体上，并不在一个层级上。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无视90年代报告文学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理由。事物的发展进程并不是线性的，文学史的运动也总是此起彼伏，峰谷相依。单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而言，90年代的报告文学，就为我们摄取了这一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段风景，留存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史演变的档案。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文体。自然，90年代的报告文学描绘着此间知识分子的一段心路历程，反映着他们的思索、进取以及某种无奈，甚至也能从中看出他们中一些人的蜕化。
科学地评估报告文学，需要有一种合体的价值尺度。报告文学是一种边缘性的文体，试图以一言以蔽之的做法对这种文体加以限定，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从报告文学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某种文体精神、文体品格，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它是我们考察评价报告文学的基本尺度。何谓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文体品格？对此的解答可能会莫衷一是。我以为评论家周政保的若干表述多有可取之处。他以为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并将精辟独到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也就称得上是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对报告文学，周政保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二是报告文学的社会性、批判性，以及与社会性、批判性相关的公众意识。”他认为“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文体精神”。报告文学的非虚构的方式，通过对现实的深度的切人钻探，真实而又理性地反映社会的当前状态及其发展趋势，讴歌社会公理、正义，人类理想，批判那些反人类、反人性、反真理的丑恶的存在。90年代的报告文学，并不是指它的全部，甚至也不是说其多数，但确实有一批作品在承继这一文体优良传统。作者在反映当下的现实生活时，坚守了报告文学所应禀具的品格精神。
阅读90年代的若干报告文学作品，我们会获得一种沉重感。我不无偏执地认为，沉重感之于优秀的报告文学也许是不可或缺的。在我看来，具有沉重感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作家对于生活沉人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沉人，便会负重；负重的作品才会有它的分量。报告文学并不是因为需要低眉浅唱、吟风弄月才出现的轻浮文体，负重仿佛是它的重要的文体使命。
具有生活分量的作品可见于整个90年代。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过度的扩张，使得这一文体及其许多知名的作家，在特定的社会情形中陷人了某种不自在的境地。90年代初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调整期。作为对80年代报告文学功能扩张的反拨，此间的作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为地弱化报告文学应有的文体功能，使报告文学差不多类同于一般浮泛的新闻报道。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进人我们阅读视野的李存葆、王光明合着的《沂蒙九章》（《人民文学》，1991.11），为我们在失望中带来了欣喜与希望。《沂蒙九章》是处于低谷期的报告文学中少数具有某种高程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并没有机械地成为主流话语的某种注释，也不是以折损主体的能动性为代价的所谓的主旋律作品，它正如编者在编发作品时所说的那样“这颤栗发烫的文字，是血的潮动与真实的结晶”。《人民文学》在创刊四十多年中，首次差不多以整刊篇幅推出这样的作品。在我看来，阅读《沂蒙九章》，这凝结着创作主体生命激情（“血的潮动”）的作品，会使我们产生“颤栗发烫”的深度感染。“颤栗”者，其间必然具有某种撼动人心的力量。《沂蒙九章》撼动人心的并不是高大全式的伟岸的英雄人物，或是让人陶醉的升平景象，也不是所谓耸人听闻的揭秘或是声色俱厉的批判。依照庸俗文学评论的观点，这是一篇“歌颂”类的作品，但其实并不如此，因为此间也有批判与否定。作者的用意并不在于浅层的两极对立式的歌颂或是批判，他们所要企及的是让厚重生活本身撞击读者的心灵。作品叙写了沂蒙山区的人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业绩。这是一片创造奇迹的热土，它不仅创造物质，更创造精神。作者所特重的是对沂蒙精神的触摸与挖掘，是对沂蒙人人生况味的提取与凸现。他们避免了同类作品那种只注重再现有形的物质辉煌，而抽空人的精神存在，只注重当下的业绩，而割断历史血脉的做法，而是将人、历史、现实有机地衔接起来，将现实的存在倒映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用以实证今日沂蒙的巨变正导源于沂蒙精神的历史性积淀。沂蒙精神作为一种颇富历史意义的存在，它就意味着负重与奉献。在风雨如磐的战争年代，沂蒙人用山脊一样的肩背支撑着中国革命，用鲜血与乳汁滋养了一代革命的将士，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然而建国数十年间这里却依旧贫困，当年作出巨大牺牲奉献的人们曾经被人遗忘，更有甚者遭致了不公正的对待，这又多少令人可叹可悲。《沂蒙九章》就这样既具有历史的崇高，又具有历史的悲情，既让人感奋，又让人沉重。它以复合的主题与多重的滋味，造就其独特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