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一些反映教育题材的报告文学，读来也让人唏嘘叹息，心情沉重。此前的力作《神圣忧思录》已使我们有过这样的一种体验。原本是造就民族希望的太阳底下最光辉事业的教育，一度竟以其地位的低下而遭致人们的唾弃，这着实发人深省。与《神圣忧思录》相比，90年代的这类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的视界更加开阔，其视点由主要关注教师拓展到既关注教师更关注学生，而且作者将教育与贫困挂联起来，取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另类”景象。部队作家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以极其质朴的笔墨叙写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工程情形。“希望工程”无疑是充满希望的，而“近几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至少有一百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事实让人深感问题的严峻，每个善良的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面对着“一百万双饥渴的目光”，心中该会装下几多沉重？他的另一篇作品《中国山村教师》如其所说是“献给用自己的脊梁负载着中华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师们”的。山村教师他们精神伟大而物质困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支付着社会的欠账，以自己的清贫换来了山村文明之光的传承。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自然为人物精神的崇高而感奋。然而，又岂是一个感奋所能了得？作品所提供的若干细节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一个获得“希望工程园丁奖”的山村教师参加表彰会来北京的路费还是找人借的”，因为“她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而乡里却“在建商业街，又买汽车，钱不够，就把老师们的工资也顶上了。”读这样的文字，我们除了对山村教师怀有深深的同情之外，更多的就是对自私的负罪的“乡里”愤慨了。晚近何建明推出的长篇《落泪是金》，在题材方面具有独特的新闻性。
作者首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系统而深入地报道了贫困大学生的生存境遇与心理世界，作品中有许多材料看起来具有传奇色彩使人难以置信而实际上又是真实的事实，这些对吸引阅读有着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我以为《落泪是金》最值得称道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通过叙写颇具特异性的题材，反映了如箴言式的文题所蕴含的主旨。“落泪”是苦难的一种象征，而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在我看来，“落泪”的并不应该仅仅是贫困的大学生，也包括全体的我们，因为在这里，“落泪”并不表示着对命运的屈从，而是意味着负重与责任，意味着自强与奋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然。当我们歌舞升平之际，不应该忘却我们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满蕴沉重之味的作品显示着它的特殊意义。
思想启蒙，文化批判，在90年代已不再是一种社会时尚。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对新兴的网络文化的向往，以及由通俗的感官的大众文化泛滥等所导致的对享乐主义的亲和等等，无不给予思想之剑峰以重挫。正是在思想者式的报告文学作家相当匮乏的一种情势中，那些坚守思想阵地，在与现实的深度的撞击中，干预现实的报告文学家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这些作家尽管人数甚少，但他们的意义却是卓而不凡的。置于20世纪报告文学发展史的视界中考察，其意义就更加显见。他们至少赓续了报告文学那种关怀现实，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文体精神。从主体的精神品格看，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看，卢跃刚无疑是90年代最为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主要有《辛未水患》、《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讨个“说法”》、《大国寡民》等。卢跃刚的作品表明了作者对重大题材的职业敏感，表明对弱势人群的仗义执言的精神关爱，对正义的维护与呼吁。在卢跃刚这里，作者与文体成为了最佳配对，报告文学不能没有卢跃刚这样的作家，卢跃刚也需要报告文学，或者说是将其首选用以作为实现人文知识分子生存价值的重要方式。卢跃刚之所以要写作，之所以不写商人、经理、明星之类题材，他倾心于写那些多少有些“涉险”的作品，因为在他看来，他写作报告文学原动力来自“我有话要说咽喉被一股力量强有力地扼住了。我有话要说！我必须说！直截了当地说！于是，我拿起了报告文学这柄剑”，“我感到，小说在这个时刻，突然变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时，更需要清晰明快的事实陈述，更需要刀刀见血的逻辑力量，更需要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我只能把小说珍藏起来，先把堵在喉咙里的话说完，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说完。”卢跃刚认定“报告文学的文学功能与其他文学门类不同，时时处处都应逼近社会、逼近人生报告文学正是建立在‘希望’和‘良知’这一基础之上的”。卢跃刚的报告文学无疑是最为逼近社会、逼近人生的一种社会与人生希望的实现，正是以人类对于良知的亲和为其前提的。而良知有时是一种易碎品，它需要有理性的人类倍加呵护。
卢跃刚所致力的是通过对野蛮、邪恶等的揭露抨击表示着对文明、正义、良知等的诉求与声援。卢跃刚差不多是特立独行的报告文学作家，当正义、良知最不应该缺席或缄默，但常常缺席或缄默的时候，卢跃刚出场了。《以人民的名义--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实录》，充分表征了卢跃刚作为报告文学家所禀具的品格与气质。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作者角色差不多就是社会公理的代言人和民意的发言人。因此，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可以说是在“以人民的名义”写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就是人民作为国家公民的意识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与强化。国家公民这一话语，在汉语语汇中出现大约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封建统治历时久远所造成的强势，使奴性成为中国国民性中某种重要的劣根性。《以人民的名义》中的主人公颜跃明的意义在于，他以现代的方式--以人民代表联名的方式，对不称职的市长提出“罢免”。这是与现代官僚的一种短兵相接的交战，是对人民代表权利的一种真正的实践，同时也是对封建奴性一次彻底拒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人民的名义行使人民代表合法权利的颜跃明竟遭打击迫害，被罗织罪名，蒙冤下狱。这样的事件发生在90年代，足以令每个思想者深省。作为报告文学家的卢跃刚，他的意义则不仅在于他也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代表个人伸冤鸣屈，而且更在于他对现代语境中报告文学作家的行为准则作了一次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以人民的名义》涉及到一个敏感且复杂的政治题材，由权力网络所建构的坚硬外壳是极不易攻破的。国际报告文学的重要作家基希曾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体裁。卢跃刚的作品所涉及的题材无疑带有某种危险性，而他令人敬重的正在于通过“涉险”，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维护正义良知的崇高精神与敢于碰硬的社会批判的勇气。这一点在精神佝偻习见的90年代报告文学那里，特显亮丽不俗。
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坚守，也可见于90年代的问题类作品。9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其规模与深度当然不能与80年代的相比拟的。但这类创作中所反映出的作家对下现实的关注之切，忧思之苦，并由此形成的批判性差不多是近似的。我们虽不能说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是为问题的报告而备的，但毋庸置疑由对问题的发现观照，进而到对问题的剖析思索所形成的主题的批判性设置，不能不说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体征。吴海民是90年代较多地写作问题报告文学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如《中国新闻警示录》、《书号“魔方”》、《大陆音像圈》、《扫黄的困惑》等，“大都针对一些中国特有的‘怪胎’”。在这些作品中，吴海民通过大量的访谈和资料的收集，比较具体地反映了90年代中国社会某些令人触目惊心和发人深省的现象与问题。尤其是《中国新闻警示录》第一次用长靖报告文学的形式，对中国新闻界存在的深刻的“道德危机”作了详尽的描述。“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新民谚无不讽刺意味，却也真实而严峻地反映了新闻腐败的现实。新闻的腐败不仅导致“新闻生命的自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社会警戒系统的失效。一个有效的新闻系统存在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它具有信息传播功能，而且也体现它作为社会“雷达”，对社会各个构成要素起着舆论监督的作用。因此，新闻腐败给人的警示并不只限于新闻界，而广及全社会。导致新闻腐败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制约和监督。由新闻这一个案，作者再一次推导或实证了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社会真理：“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将导致腐败。绝对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将绝对导致腐败。”
文体退化：前沿躲避与思想短缺
从绝对数量考察，90年代的报告文学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繁荣的，一大批作家在制作着各式各样的报告文学，许多刊物仍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刊发报告文学，如《中国作家》、《当代》、《十月》、《昆仑》等。80年代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选刊》，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刊，而至90年代末新的《报告文学》杂志又创刊了。从外在的各种指数看，报‘告文学在这一时段是丰收的。但90年代报告文学的品级下降却是一个为多数人确认的不争的事实，作品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某种不成比例的情状，恰好表明此间伪报告文学的“盛长”了。
判定报告文学的真伪，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依评论家周政保所说真正的报告文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兑现三大环节，那就是细致扎实的调査采访、叙述的全方位真实、客观而又深刻的判断或分析及独特的见解”。据此作出相反的推导，那就是虚构的缺乏深刻独特的判断与见解的报告文学就是伪的。实际上，影响报告文学品质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我们在这里并不想从整体上全面论述这个课题，只是结合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择其大要作出描述与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