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一种盛景，到了90年代不再复现。90年代社会文化生态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异。社会更全面、更深入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制导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所有制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等，进一步促成了文化的多样性。社会成员自主的空间变得更大，个体关怀前置于社会关怀，物质追求更重于精神追求。在文化上，激进主义让位于保守主义。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放弃激进的批判精神，实行温和而稳定的话语实践”，“放弃对共同处境的忧患、焦虑和怀疑，转变为对个人境遇的关怀和思考”，“放弃对终极价值、目标信仰的追求和提供，而是关注具体的局部问题的解决。”90年代知识界呼唤重建人文精神，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文精神有了在许多人看来甚为严重的陷落。而知识界本身也发生了分化：“知识分子到了90年代，随着文学轰动效应消失和启蒙工程崩塌，其优越的精神领路人的地位终于归于消解，人们在现实面前再也不需要圣贤般的宣谕和真理的代言人。”于是他们开始“走向世俗，抨击崇高，调整心态，张扬私人化，逃避历史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报告文学呈现出世纪末症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90年代虽然卢跃刚、张建伟、马役军、黄传会、李鸣生、何建明、杨守松等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从整体上看，90年代报告文学普遍地缺乏现实关怀的文体品格和对生活的思辨批判的文体精神。报告文学在90年代这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对许多重大现实课题不应有的缺席，或报告的浮泛使得这一在80年代已经走向自觉独立的文体部分地开始退化了。
报告文学就是这样与文化生态如影相随。特定的文化生态造就特定的报告文学形态；报告文学又参与文化生态的建构，成为一定时代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文化生态的演化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流变之间具有显见的某种互动性。这正是报告文学文体的一种独特，是我们观照研究报告文学的一个应予优选的视角。
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
文化生态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影响，是通过作者这一中介而实现的。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作者的精神品格，他们的话语方式等，对报告文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可以被视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为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提供了某种论坛或通道。理想中的新闻应该作为一个发布信息与公意的一个公共场所，应该作为一种现实监督的社会雷达。但现实中的新闻却往往并不尽如人意。法国的研究者梅林在《报告文学论》中曾指出：“在流行的报纸日趋堕落的时代里，在统治阶级的机关报成了愚民政策的工具的时代里，在这些报纸的通讯员都成了说谎的传播者的时代里，社会的报告文学者的工作的责任比平日更加重大了。”由此可见，通过真实地（非“说谎”）报告现实生活的场景，以开启民智（非“愚民”），正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历史使命。从这种文体使命中，我们可以联系知识分子的某种社会职志，可以发现两者的内在理路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
知识分了这是一个含有多种义项的范畴。对其不同义项的选取，会生出与其相关存在的若干不同的命意。有学者将现代散文指称为一种知识分子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这样的认定，着眼的是现代散文与知识分子之间存有的那种精神的自主性。自由精神是连结两者的关键词。而将报告文学命名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提取的是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现实批判的意义。在对批判性的禀持这一方面，报告文学与知识分子之间是精神相通的。在我看来，现代知识分子，也许并不应该更多地追寻私人化的所谓自主自由的精神空间’而是应该缘于精神的自主自由进行独立的理性的言说，以实现公理与人性守望的职志。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将报告文学视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
这里我们需要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一界定。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是一个舶来的名词，中文译名的出现在现代。中国古代将知识分子称为“士”，孔子有“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一说，民间则将知识分子泛称为“读书人”我们指称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泛说，它不是作为某种学历、专业技能、职称的一种普泛化的代码。萧干对知识分子被泛指颇有异议，曾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儿在中国用滥了，仿佛只要读过几年书，领到过张把文凭，就是知识分子了。”在萧干看来，“知识分子不是闭门埋头搞自己的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这种作为国家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命名为人文知识分子。这正是我们所要设定的基本内涵。
人文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言说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的重点课题，中外学者对此作有大量的研究。概括这些研究，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及其存在方式就有一种总体性的认识。举其大端有二：
一是公共性、社会性。人文知识分子并不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因为他的工作并不是私人化的，而是将自己设定为社会公众的代表，从事着具有公益意义的活动。萨伊德将知识分子解释为“是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公众（for）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知识分于的“向公众”和“为公众”并不意味着将自己大众化，而是相反，要成为引领公众的思想家。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指出：“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更象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自己等同于被赋予普遍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形势，开出处方，为主体的自我实现，或至少是这种实现过程的进展，提出建议。”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余英时曾有一综述。他说：“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总之，知识分子自认为或被认为是真理、正义、人性等人类普遍价值的代言人与维护者。
二是独立性、批判性。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普遍精神的代言人，这就决定着他必须是独立自持的；而他在守护人类普遍价值时，必然需要批判那种反理性、反人性等负面的现象。美国《时代》杂志在1965年5月21日载文诠释知识分子的含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就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金耀基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所作的题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的演讲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多有强调。他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关心他个人身处的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确认与他作为人类理想主义者的设定有着内在的关联，他所憧憬的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并不能对接，于是批判的使命就责无旁贷了。“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的情景，很自然地，他总是倾向着怀疑与批判的眼光的，他的想法与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是有距离的。而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也因此知识分子总是无法对现实社会不保留地加以拥抱的。”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被正式命名大约只有70年的历史。对它所作的研究大多是形式化的技术性的，许多未得这一文体的真谛。但识者自有，以为“报告文学主要不是作为文学，而是作为社会良知的表现才备受推崇的”。作家“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把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观察、思考这种理性的成果，用文学形象的方式拓展出来，交代给社会，在社会上起启蒙作用”。这里所提示的“社会良知”、“启蒙作用”等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正好与知识分子的意义相对接。
报告文学的价值存在于与现实真实的、直接的关系之中，马尔克斯指出报告文学的‘实际的’力量，在乎全面地拒绝现实的逃避，即所谓最进步的报告文学形式……乃是由于知性和感性而获得的正确的‘现实把握’之谓。”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在《报告文学论》中转述基希的观点，对报告文学作家的质素作了表述：“据基休的意见，假使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那么非有下述的三个条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的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连结的努力。”正因为这样，一个持有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人是决不可能成为报告文学作者的，而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必定具有社会意识，承担着社会的和艺术的双重任务。这样的作家与人文知识分子的血脉是相通的，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文知识分子型的作家面对写作的艺术性、审美性与思想性、鼓动性的选择，如果不能两全俱美，那么他们总是更倾向于后者，写作可能不会传诸后世但却能作用于现实的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的批判性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困难不在于对它作理论上的阐释，而在于批判性在特定语境中的运作。在理论上，中外报告文学作家与研究者对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功能基本上都是确认的。国际着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曾经写过《秘密的中国》这一对中国报告文学产生影响作品的基希，他就认为在自由被压抑而暴政肆虐的国土上”，在“文学方面流行着多情善感的晦涩风格”的时候，“报告文学就是要揭露劳动和生活方式的真相”。在许多时候，揭露，对于主流社会来说是一种威胁，所以这样的报告文学并不受到欢迎，于是基希就将报告文学命名为是“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苏联着名的特写作家波列伏依也指出不仅是小品文作家，我们特写作家也同样能够，而且应当在报纸上揭发一切落后、保守，发了霉的、从昨天带到我们光辉灿烂的今天的东西。”奥维奇金更提出了特写“干预”生活的观点。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以现实报告为基本特征、以社会批判为重要价值取向的报告文学与以人类基本价值守护为使命，以人文关怀和启蒙性、批判性为基本职志的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相互契合的内在逻辑。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方式有很多，但毋庸置疑，报告文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从发生学的角度视之，报告文学正是近代知识分子借助于其他文化条件所新创的一种具有显性社会意义的独特文体。
中国是一个文化之邦，自然读书人不少，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却不多。因为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缺乏知识分子生成的基本条件，这样形成知识分子群落的精神思想资源显得匮乏。当欧洲新思想风行，知识分子处于一个活跃的原创时期的时候，中国清朝的士人在“文字狱”等高压下只得皓首穷经：
知名士，好标格，词章考据兼金石。考据有时参说文，谐声假借徒纷纭。辨微先析古钟鼎，自谓冥披驾绝顶，义同声近即牵连，一字引证成长篇。既汗牛，复充栋，骤观其书头便疼。外间边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作梦……
林纾的一首《新乐府·知名士》将清代学人的生存模式作了真切的描绘。在我看来，有清所谓朴学、小学等学术的繁荣，是以牺牲士人的人文特性与思想性为代价的。这究竟是一桩学术的幸事，还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中国士人有规模地转换成知识分子是在晚清。西风东渐，殷忧难堪。这是一个造就知识分子的时代。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开始自觉的士人，他们知道对朝廷除了顺从外，还可持有异议，还可以设计国家政治，还可以新民立人。于是就有了“公车上书”的集体请愿，有了“百日维新”设计与参与，有办报撰述的思想传播行为。康、梁等人已不仅仅是学问中人，而更是关注现实，作社会思考的思想家。梁启超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奠基者。他以“饮冰室”题名，反映着他以焦虑的心境关怀着社会现实。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经常具有的一种心态。他写作的一些具有报告文学素质的作品，并不是自适之作，也不是卫道之制，而是借人物事件的叙述与评论，表达他对基本价值的释义与评判。他写李鸿章，将人物置于40年的历时背景中，给出了一种开阔的社会全景；视被清廷处死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为烈士，在对烈士的褒扬中抨击着封建专制体制的残忍。梁启超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反体制的，所以他的作品总体表达了一种批判性的主题。而这在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写作中是具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