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期报告文学所居的政治文化生态，由于社会跨越了多种历史存在，因而它的内涵与景态有着许多差别。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即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其时“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人了全面抗日的时期。尽管蒋介石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言行数有变化，但是战争初起时蒋介石还是宣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战争是政治极端的集中的体现，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压倒了一切的统一使用的政治话语，国家的公共话语。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使报告文学拥有了独特的“用武”之地。因为它具有真实快捷灵便反映战时社会状态，且特具鼓动性等文体优长。“小说、诗歌、戏曲……是炮兵、飞机队、坦克车队”，而报告文学等就是“轻骑队、游击队”。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报告文学曾是作为一种特别能战斗的“武器”而参战的，它“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暴和压迫和侵略结合着，和人民大众争取民族解放的血泪的斗争结合着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和受苦者一同呻吟”，因着这样的情势，“在战时的文坛上演了最活跃的脚色的，是报告通讯一类的小型作品。报告文学差不多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运动。”
现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主题是民主革命，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及各种进步力量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报告文学被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形式从而得到“重用”。“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式样。”“左联”执委会至少在两次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决议中涉及报告文学，明确地要求“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决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文学运动密切的和革命斗争一道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作家的生活才能切实的改变；我们的作品内容才能够充满了无产阶级斗争意识”。当时的无产阶级处于“在野”的地位，因而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样式的报告文学其基本的主题就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暴露而颠覆现存的统治秩序。“报告文学的目的是要暴露现有社会组织的缺陷，鼓励同一阶级的大众起来争斗”。30年代的报告文学名篇大多数是以批判见长的。被认为“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记录”的《包身工》，作者夏衍截取包身工一天非人生活的场景，极其真切地报告了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劳动大众的悲愤遭际，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一种控诉。萧干的《流民图》在题材上是对《包身工》的补充，它对30年代中国农民流离失所惨酷现实作了实录。而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则特选专制统治的一斑，以“新闻剪集”的形式，真实、典型而不无讽刺意味地描写了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那种沉重的“恐怖的氛围”。
政治文化制导下的报告文学，其基调总是两极对立式的，即或为沉郁激愤的批判，或为昂奋抒情的歌颂，可以认为政治主导是造就报告文学歌颂--批判模式的文化机制。这种歌颂与批判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批判的是异己的政治力量，其时主要是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和阶级的敌人--独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歌颂的当然应该是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进步事业。作为一种新兴的肩负着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政治力量，在其革命的过程中必然也存在着落后的东西，但特定的情势决定了对落后的处置采取的是内部的、组织化的方式，而不允许用文学这种外化的传播的方式。
对此，丁玲的例子可能是有说服力的，丁玲是一位向往革命、热心投奔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但到了1942年，大约是因为有一点知识分子喜欢思考的品性，所以写下了《三八节有感》等对延安的某些现象表示不满的文章。她对延安“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表示异议，认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应该向鲁迅先生学习，“为真理而说，不怕一切。”但事实证明丁玲的理想是不合时宜的。“人不能在一种怀疑的、批判的、理性的状态下投身革命。一面在痛击国民党，一面又十分理性地反思共产党的每个举措，这是不可能的。丁玲受到了批判。但当1944年丁玲等写了反映边区新人物的报告文学时，意外地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专门就丁玲《田保霖》、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致信两位作者。“丁玲、欧阳山二同志：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这仅是一个个例，但它已充分说明解放区对于文学价值取向的一种规定。比之于当代报告文学中的那种神话制造，应该说解放区报告文学对于人物的赞颂是相当质朴的。所见人物，即使是领袖性的人物，更多的是人性，而少有神性。正因为解放区的报告文学被确定在正面的、既写实又不乏抒情性的特定的规范之中，所以这一文体自然在解放区受到重视。解放区（根据地）是三四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已进人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开国之初，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巨大的困难压力，中国共产党人显示出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大气魄。当国际战火逼近国门之时，毅然出兵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国家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与新的政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这种建构的目的在于努力造就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以利于营造国家大政方针推行的舆论环境，促使全民对执政党及其新的政权有一种普遍的思想上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重视是有传统的，建国以后对于文艺的管理基本上沿用延安解放区时的做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样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就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可以认为，50年代的文艺实际上是解放区文艺的一次“场地转移”。所不同的是，建国后依凭主流意识形态主控的有利位势，更便于对文艺实施调控。国家对于文艺工作者实行组织化体制化的管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将文艺纳入意识形态的中心地带，这样文艺与政治就有了一种同心重合的关系。政治遮避文艺，文艺成了一种形象化的政治，甚至就是一种概念化的对于政治的图解。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中，作为一种对于现实政治极为敏感的文体，当时的报告文学，除了50年代中期极少数干预性创作以外，差不多都是一些写中心写政策的作品。当然，写中心既有文体内在的合法性，又有某种历史的合法性。报告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中的重大事件，这种重大事件造就了时代独特的风貌。像建国初期，反映抗美援朝，经济建设等报告文学，我以为就是有这双重的合法性，50年代报告文学政治化的极端就是写阶级斗争、写“大跃进”的一批作品。作者屈从或主动认同反理性的主流话语，不惜牺牲文体的真实性和主体人格操守，以撒谎作假迎合畸型的政治，这对于报告文学不啻是一种堕落，这样一种堕落为“文革”报告文学的彻底异化埋下了伏线。
报告文学与现实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一定时期主导现实关系的政治文化必然对它产生重要的影响。政治也许是报告文学无法远离的一种存在。政治文化对自立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制导具有正负两面的意义。那种体现历史发展进程的、代表正义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利益的政治，对报告文学有一种促进作用。报告文学在见证历史中实现文体自身的价值；而报告文学依附于反理性、反人性、反人类普遍精神的荒谬政治，这无疑是报告文学的一种自戕。
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特显光彩的有两个时段，一是30年代，二是8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报告文学迈出了走向自觉的步履。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是对以30年代为发端的自立期报告文学的承继呼应与反拨超越。其承继呼应的主要是30年代报告文学关注国民生存图景，积极介人现实生活的基本精神，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在对现实多向的富有的深度的参与中，充分实现着文体的自身价值。反拨超越的是政治文化制导期由于政治对报告文学的过度遮蔽而造成的自主性的失落。报告文学借助于政治的推力，会呈现出某种强势，但这种强势的获得，有时是以失去主体与文体的“本我”为代价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寻找丢失已久的“本我”，开始用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表达方式，写作既体现出某种时代精神又凸现着主体鲜明色彩的作品。新的历史语境为主体自觉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肇始于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其前端相接的是十年“文革”。历史已经表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是一场对中国历史进步造成重创的破坏。从思想史的角度视之，它以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对人民，特别对知识分子作了一次精神虐杀。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宣告了一个灾难性的历史时期的终结。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标志着一个全面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现代化或现代性是一个多质复杂的概念，对此可以作出种种的诠释。但其中的关键词必须包含着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与旨归。现代化的人或者说具有现代性的人，首先他是作为主体存在着的。这一主体应是自主的、开放的，不乏原创力而又具有人类理想的。这样的主体“五四”时代曾经出现过。此后由于救亡革命等的需要，个体的、自主的人逐渐为集体的、阶级的人所取代。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着某种合法性。但“文革”是一个极端，8亿人民只能发出一种声音，表达一种思想。这样，现代意义上的人就被丢失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就是将被禁锢扼杀的人复原为自主的人。开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文化一元化的单一结构，而建构与物质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并又能能动地影响这一进程的旨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现代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多样性、创造性特征。新时期现代文化的建构，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走向自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社会的改革开放，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使新时期报告文学开始依照自己的理路，走向本体性的写作。报告文学已不再被理解成为一种阶级的文学，或仅仅是政治化的宣传。报告文学从狭窄的天地屮拓展开来，题材的泛化成为一种可观的景态。同时，作品的容量得到了增大。“集纳式”、“全景式”的报告文学批量推出，打破了原来单一的一人一事的报道模式。综合性报告文学的风行，与作家报告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许多作家不仅仅从新闻、文学的层面报告对象，而且“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等广结良缘。”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就决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抗震救灾的文本，而是选取一个特置的场景，多角度地洞照了非常态条件下的人性百态。观念的更新，体式的变化，使得那种好人好事记载式的作品不能再自如地冒得报告文学的文体之名了。
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表现在创作中可见得作品的思想性得到了强化。思想性是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作品体现出的深刻的思想，反映着作者对于人生社会的卓识。作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的不俗之处，就在于当主流话语还没有彻底全面否定“文革”时，徐迟以自己的思考，通过对陈景润致力于科学的忘我精神及成果的报道，从一个方面批判了“文革”对于知识分子的践踏，从而开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先声。乔迈的《三门李轶事》报告了一个在当时极为敏感的事件，在村分组包干中，“五个共产党员是哪组都不要！”后来经过自省、自强重新获得了村民的信任。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不是群众冷落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群众。不是人民不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人，而是我们不怎么像共产党员了。”
新时期报告文学屮最引人注目的存在莫过于问题报告文学。这一时期问题报告文学的数量、所提问题的深度等在报告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本来对f问题的揭示，对不合理现象等的批判，都是报告文学文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其基本的主题取向是批判。“它的本性是抗争，是批判。它和一切丑恶的东西为仇，是有锋芒的文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野文体。但以往报告文学的批判基本上是体制外的，体制之内的批判--自我批判颇为困难。50年代中期写作干预生活特写的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而历史行进到80年代后期，情势就大不一样了。这一时期主导报告文学潮流的就是问题类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轰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问题报告文学的轰动。《中国的“小皇帝”》、《神圣忧思录》、《国殇》、《世界大串联》、《西部在移民》等作品所提出的问题，一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这种景况一方面反映作者和公众具有一种普遍的现实关怀精神，同时也表明社会多了一种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正是现代文化生态的重要品质。正是在开放的兼容的历史语境中，报告文学开始以主体的自觉，以题材的拓展，文体的增容，思想性的强化和批判性的回归，实现着文体的自觉。中国的报告文学显示出它成熟的风姿。而文体成熟的风姿，正是报告文学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一种投影。“整个社会弘扬人文精神、生命意识、个体苦难的体验和反思，强调理想和建构新的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知、社会的尺度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动力。”报告文学作家以报告文学为方式实践着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社会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