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纸的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报章文体”所造成的。近代盛极一时的“报章文体”，正是依托于思想精英主办的报刊，并且通过他们富有成效的写作实践，才得到长足发展的。而报章文体“是为那一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服务的”。报章文体中主要是政论，但并不如阿英等所说的仅是政论的一种，其间还包括了新闻纪事等品类。报告文学就是一种化化了的新闻纪事作品与旅行通讯。由此推衍，可见报告文学产生于政治色彩十分浓郁的文化背景中，同时它又直接参与了当时政治文化的建构。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或者其价值实现的道途往往有三：或作社会政治关怀，或作文化价值关怀，或作知识专业技术的关怀。近代特殊的社会情势，使当时具有知识分子特性的文化人，更多地襟怀天下，以现实社会作为观照思考的对象。正如日本当代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代化中，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大。或者说，在‘后进’国，多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政治家。”“越是‘后进’国，越具有目的意识。因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为目标推进近代化。由于是‘目的意识性’的，所以当然会带上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亦即是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近代化。因此，上述的作为异质文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自然也受到‘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要求的制约。”
晚清时期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后进”国。面对列强的觊觎人侵和内部的分崩离析，怀具社会责任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自然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其中的突出者就是名重一时的政治家或者是政治气息特浓的文化人。中国报告文学在近代的发生，正是适应了这些知识分子作社会政治关怀的需要。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新闻题材的文学性制作，倒不如说是思想精英“参政议政”的政治化宣言。政治使命的负载，使作品更直接地介人现实社会，并在介人中实现其独特的文体功能。由此而为社会所重，为“政治文化人”所青睐，成为他们作“政治宣泄”的工具。这样，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就有了某种时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正是由于时代的催化，由于政治意识见强的文学家或报人的亲炙，报告文学的发生才成为一种实然可见的事实。
在治报告文学史的学者看来，梁启超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奠基者。就其主体构成而言，他是文化人与政治家的组合。“梁启超本质上还是文人型的政治家，在‘觉世’与‘传世’之间，其前后期的侧重点虽有变化，但搞政治时不能忘情于文学，搞文学时又不能忘怀政治。”如若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或许他会选择别种方式表达他的社会设计思想；如若他仅仅是一个文学家，那么他就会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发表他对人生与世事的看法。正是由于主体具有政治家与文学家混成的特异性，才使梁启超在报告文学发生期会对这一文体有所作为。梁启超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是一位影响甚广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有自评，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由于他是学问家、文学家底子的政治家，所以他往往通过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社会理念。其于写作，最值得称道的是“报章文体”。严复曾有评价，谓“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尤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在我看来，引起“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的，主要不在于报章文体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所负载的政治见解和启蒙思想。梁启超好作政论，激扬文字，论时析事，其势不可阻遏，而又勤于纪事写人旅行文字的写作。通过时事报道、人物状写、政俗介绍，借人取事而见其大意，表达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长篇《戊戌政变记》发表于变法失败后约三个月。作品所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题材。全篇分正编与附录两大部分。正编由“改革实情”、“废立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记”、“殉难六烈士传”等五篇组成。由标题即可洞见作品总体的倾向性。我以为，《戊戌政变记》是一部有关维新变法的历史实录，同时又是一份主体性极强的政治告白。它是檄文，对以西后为首的“犲狼之政体”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又是颂歌，对致力于变法，献身于救国的仁人志士作了热情的叙写和褒扬。在这里，读者很容易看出，作者作为维新变法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所必然具有的政治立场。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戊戌政变记》是作者对维新变法所作的一次系统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变法思想、国是评判所作的集中宣教。总之，《戊戌政变记》并不是一部纯然的客观的新闻纪事，而可视为一份专题性的政治备忘录。《戊戌政变记》主旨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发生期报告文学作品主题的总体特征。
报告文学：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的实践
论及报告文学的发生，刘白羽曾认为“‘报告文学’、‘特写”不过是后来加的名称。至于这种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在大量发展着，诸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以及后来陶渊明、杜牧、柳宗兀、苏东坡，更不知写了多少好的‘报告’、‘特写’。”刘白羽的界说忽视了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条件和物质基础，将史传文学等同于传播性见强的报告文学。但刘白羽的观点也有其合理的成分，这就是他提示我们也应该从文体承继关系的视角，考察报告文学的文体构成及其发展。
报告文学虽新生于近代，但它与古代的史传文学有着内在的关联。我们观察梁启超所写的人物类报告文学，可见作者明显地受到《史记》的影响。梁启超谙熟《史记》，“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他特别推崇《史记》人物列传的写法，以为：“《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梁启超等对古代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在于他们对于史家品格的认同与坚持。梁启超说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
对人事物景情作“忠实”的反映，这是我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崇真，是古代文章美学的基本范畴。古人以为作文应做到“事信而不诞”。真实，也被用作衡文的重要标准。钱谦益对此作过形象的譬说：“文章途彻，千途万方……真则朝日夕月，伪则朝花夕槿也；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也。”司马迁之所以被人誉之为“有良史之才”，也主要是因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有一种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可以这样认为，发生期报告文学就其精神品格而言，它是对古代史家“实录”精神的一种呼应。曾任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积极提倡报道文学（报告文学）的高信疆，认为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个报道文学家”。他的这一观点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论者由此所持重的报道文学的“实录”精神却是颇有识见的。“实录”精神是贯穿20世纪报告文学的一种精神血脉。这里的“实录”并不仅仅表示“其文直，其事核”的非虚构的具体运作，而且更意指主体不畏外力，也无求私欲的独立自持的精神操守。“不虚美，不隐恶”，表示作者应该自由地选取报告对象，美刺有度，据以公正勿妄的理性精神论评人物事件。美当可美，刺当应刺，不作违心的言说。只有这样，报告文学才不会因故意地装饰现实而丢弃其应有的独特的历史性。从写作的实际情形观之，“实录”精神的难能可贵，更体现在报告文学作者对于非理性社会存在的批判之中。名篇《包身工》，20世纪50年代“干预生活”的特写，新时期一些问题报告文学等，都表明了作者对“实录”精神的坚守。这一类写作，需要作者依凭自己独立的观照和理性的思考，需要担当更多的责任甚至风险。因此更需要作者有胆识，有献身于人类理性的精神勇力。之所以将报告文学指认为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正是因为报告文学的价值生成，特别地要求作者能禀持司马迁式的“实录”精神。同时这样的禀持，也暗示着在非正常的社会生态中所会获致的司马迁式的遭际。这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的境遇。从一定意义上说，发生期报告文学所体现出的对古代史家品格的承继，为20世纪报告文学的发展作了重要的精神奠基。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文学理念。真实，作为文学家所崇尚的人文品格与文体精神，只有在相应宽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强化与张扬。因为写作的真实，实际应是精神的真实，这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意味着写作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清代统治者恰恰竭力剥夺文人的写作自由。这种剥夺有明目张胆地实施“文字狱”的酷政，更有以思想的统治，文化学术的“引偏”，诱使文人学士醉心于个人的功名利禄，埋首于书斋故纸，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有清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以八股作文为表现形式的程朱理学。“三纲五常”，八股为文，这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虐杀。特别是“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味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在学术界，清朝以汉学为显，引导知识分子潜心考据，避触时事，“束发就学，皓首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