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主流思想和学术导向的驱使下，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精神的自主，以至于从根本上消解主体真实地观照、反映客体所需要的独立的人文精神。诚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封建专制的社会文化生态造就了不敢正视人生与社会的文人；而文人的“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人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就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的一般景况。
从与报告文学有文体关联的散文创作看，清代桐城派散文统领文坛。桐城散文强调“文以载道”，讲究“道统”与“文统”结合的“义法”。这种“义法”与清朝的统治思想声气相通。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对“义法”作有表白：“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盂》其根源也……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鉴我皇上爱育人才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由此可见，桐城古文实为“御用”的传道之器。这样的文字，从根本上说，不可能真正负起真实地反映人生与社会的使命。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世界曰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鲁迅所呼唤出现的这样的文坛新景，在近代已渐露端倪。文坛新景的出现，导源于近代知识分子的开始走向自觉。这个“近代”，确切地说是特指19世纪90年代。早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史家陈子展就以为所谓近代应“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1898年）说起。光绪皇帝遂下变法维新之诏，重用一般新进少年，是为‘戊戌维新运动’。这个运动虽遭守旧党的反对，不久即归消灭，但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实在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的时代走人新的时代的第一步。总之：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就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近代史或文学史所具有的质变意义，实由一批“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所造就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的集体签名上书，对于维新变法的热忱设计与参与等等，展示着中国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可贵的精神风貌。释放着自我生命能量与激情的知识分子终于走到历史的前台，向社会演绎知识分子一种“真我”的情思与风采。
在文学中开始找回失落的“实录”精神，并加以强化，这是近代写实文学观持论者与实践者所作出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贡献。文学“实录”精神的找回，是一个进程，是一种集体性的操作。近代许多有识之士力主文章当“务归实用，不尚虚文”。太平天国“总揽文衡”的洪仁轩，撰《诫浮文巧言喻》，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实叙其事”，“语语确实”，认为“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王韬对专事阐释统治者认可经典的时文，颇不以为然，“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以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要求“以耳目之所及为见闻，以形色之可征为记载。”强调作者应写“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
近代写实文学观的提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古代写实文学观念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对桐城派古文的直接反拨。但更重要的是对激变时代于文学召唤所作的响应。19世纪的中国风雨飘摇，命途多舛。偌大而古老的华夏民族竟屡被外敌所挫，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身临其境，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幡然自觉，不再遁迹于象牙之塔，漠视生存的危局，而能关注于社会大势，民生国运，以如橡之笔，状写危如累卵的现实，鼓呼革新图变，拯民救国，以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救亡图存的斗志。19世纪中叶以降是西学东渐之时。“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眼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所谓同治“中兴垂五十年”，实为虚拟，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倒是实然。民主自由思想的输人，域外文学理论的引介，为文学的写实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写实的文学，又成为民主自由思想传播的载体。此外，近代写实文学观与近代新闻的兴起直接相关。新闻文体、新闻文学其要旨即在于真实。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称赞新闻文体“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新闻的这种优长影响着当时的文风以及文学的观念。
被我们名之为发生期报告文学代表作家的梁启超、黄远生，他们对文学的写实颇为认同并多有实践。有人认为：“远庸文艺的信仰，是合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为一的。”他的文章“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无欺。夫惟大胆，故能创造。惟不欺，故工写实。兼此二义乃完全为今日之新文学家。而此文艺，亦天然成就其为新闻业之文艺。”这里论者认定“写实主义”是黄远生的文艺思想，并将“写实主义”当作“成就其为新闻业之文艺”的某种条件。“新闻业之文艺”，或可别解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造就，从文艺思想角度视之，当以写实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写实，或写实主义是舶来的文艺学名词。我们从梁启超一段有关欧洲文学思潮分析的文字中，可以知道他对欧洲写实派文学的关注。写实派，梁启超另称为自然派。他在《欧洲心影录》中专门分析了19世纪中叶欧洲自然派文学勃兴的原因：“自然派所以勃兴，有许多原因。第一件，承浪漫派之后，将破除旧套，发展个性两种精神做个基础，自然应该更进一步趋到通俗求真的方面来。第二件，其时物质文明剧变骤进，社会情状日趋繁复，多数人无复耽玩幻想的余裕，而且觉得幻境虽佳，总不过过门大嚼，倒不如把眼前事实写来，较为亲切有味。第三件，唯物的人生观正披靡一时，玄虚的理想，当然排斥，一切思想，既都趋实际，文学何独不然？第四件，科学的研究法，既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卷人这一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棊础。”
梁启超从社会发展、读者心理、哲学思想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等多维视角，推导文学流变的内在原因。他的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些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对报告文学发生背景的解释。写实文学，主要包括自然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梁启超分析话语中所用的“通俗求真”、写“眼前事实”，排斥“玄虚”以及“客观分析”等，就可用以对报告文学写作规范与文体特征的表述。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近代作报告文学的文体实验，既承继古代史家优秀的纪实品格，同时，也为域外写实文学思潮所影响。进而，我们可以作此推论，中国近代写实文学观念，正是在继承和借鉴中，基于当时的社会情状，而逐步确立发展的。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就是近代写实文学观的积极实践。而这种实践，又有力地支撑了写实文学理论。
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的实践者，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将对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作为写作之要务。为了确保所写的真实，作者往往择取个人经验中的材料加以叙写，作品的题材择取表现出亲历性、亲验性的倾向。而对于个人亲历之事，也不满足于道听途说，浅尝辄止，而能详加考核，以求可信。“驰驱英法义比四国”的薛福成据所亲历，笔之于书”，写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对于所记之事能“逐事考求”。梁启超作《新大陆游记》有两个目的：“一以调查我黄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调査”与“实察”，正是报告文学得其真实的重要手段。梁启超对于新闻纪事的写作提出过“五字说”，包括“博”、“速”、“确”、“直”、“正”，其中“确”与“直”直接关系着作品的真实。他说：“本报纪事，以‘确’为主。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本报纪事，以‘直’为主。凡事关大局者，必忠实报闻，无所隐讳。”由梁启超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新闻纪事的真实，决不是指个人遭际的“小真实”，而是指“事关大局”的“大真实”。而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实践成果的报告文学，它所反映的正是事关宏旨，“可惊可愕”可观的时代的真实。因此我们认为，近代萌生的报告文学，决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具有文学性的更富含文献意义的历史实录。
在中国报告文学发生期的后端，遇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不断引介和特定语境中中国作家对其的认同，写实主义的理论主导了作家的写作，为人生的写实文学，为作家所倡导与实践，成为文学革命的一种追求。对写实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多有强调，认为中国的文学“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明确地指出：“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在他看来，“古典文学”，卫道疏空，“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者也。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报告文学文体意义生成的前提，在于它的社会写实性，非虚构性。报告文学无疑是一种写实文学。作为写实文学的“五四”时期或稍后的报告文学，以其写实性、批判性与启蒙性的建构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