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不止一次跟我吹过，他在俄罗斯有一帮很“铁”的朋友甚至是“铁哥儿们”。果不其然，第二天开始就出场了。
我们还正在吃早饭时尤拉就到了，进得门来，脱下一顶“列宁帽”，脱下黄褐色的短棉大衣，就进老马那间大一点的屋子，自己从柜子里搬出打字机，同老马说了一阵什么，就劈劈啪啪打起字来。
我有些纳闷：老马，他吃过早饭了吗，你不问问？
老马说：不用管他。俄罗斯人朋友间也不一定要问吃没吃饭。
我打量起这位尤拉，这是一张十分憨厚的脸，年青时肯定也很帅气；他中等个子，于今50上下了，越发有点“列宁”的味道了。
尤拉是来为老马打几分商业文件和邀请函，老马在俄罗斯闯荡了那么些年，口头交流基本不成问题，但形成文字毕竟不行。于是还得打电话，请翻译丹妮娅老太太来。丹妮娅就住附近，不一会就到了。老马既不用招呼喝水倒茶，也不用别的客套，只把情况、要求对丹妮娅说明，由丹妮娅转译过去，就妥了，下边的事就是尤拉一个人的了。
老马说：在俄罗斯，可以省去许多可有可无的礼节、客套，省去许多人际关系上的麻烦。
我若有所悟。乘丹妮娅已经没事，同她聊起天来。不过我还是按中国人的习惯，给这位年长的女士倒了一杯茶。
维利什卡雅丹妮娅一袭绿色长呢外套，一顶她姐姐织的法式毛线帽，与她小巧玲珑的身材十分相配。她不紧不慢的步子，半转身看你的神情，那种优雅与高贵，会使你想起她年轻时一定是个袖珍小美人，还会使你想起一个人--什么人呢？对了，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
丹妮娅出生在哈尔滨，父亲是十月革命后到中国的“白俄”--这“白俄”于今看来是个很不准确的名词，因为他们之中其实什么阶层的人都有。你不赞成革命或者不参加红军，那么，非红即白，你就是“白俄”了。
据记载，当年到中国哈尔滨的白俄最多时达26万人，到上海的也有10来万人。当然包括一些北欧人和犹太人。他们中既有有钱的资本家，也有文化人、艺术家，也还有小商小贩、仆人和流浪儿。他们带来了俄罗斯的音乐、芭蕾和话剧，也带来了红肠、面包和罗宋汤。还带来了他们的报纸、拳斗和枪手。他们和中国人一样承受过日本鬼子的欺凌，他们中许多人同中国人结婚生子，也有部分人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当然，也有在街头流浪的艺术家，有一年冬天哈尔滨街头发现过冻死的大提琴手。但总而言之，中国人以他特殊的也是古老的宽容接纳了这些失去家园的异族人，并且同他们和睦相处了40多年。直到1960年前后，中国因为空前的饥荒，加上两国政治主张的分歧，把他们统统遣返回苏联了。对遣返的人，当时苏联方面还审查过，都是工农或劳动知识分子出身；如果是阶级敌人出身，对不起，到澳大利亚去！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苏联，俄罗斯只是他们的祖居国，哈尔滨已经是他们的故乡、童年，甚至是青年。丹妮娅就是1926年出生在哈尔滨的，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她被分配到著名的秋林公司工作，但不久，她被遣返回她父母的祖国，却不是故乡。同期回国的有她6个同学，大家都不敢讲汉语。
原来当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苏联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第一。中国人把这些“白俄”或“白俄的狗崽子”看作苏修“特嫌”，苏联当局则也怀疑这些长居中国的同胞。原本他们绝大多数家乡在莫斯科、彼得堡或者附近，于今却不准他们返回苏联的欧洲部分，而是绝大部分安置在中亚和西伯利亚。他们想去莫斯科或其他欧洲城市，必须要写申请，得到安全部门的批准。
就这样，丹妮娅被分配到了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首府比什凯克。比起哈尔滨，比什凯克自然是座小城了。幸亏丹妮娅钢琴弹得好，于是让她在一所学校教音乐。直到10几年后，她才到新西伯利亚这样的大城市，能在专门的音乐学校教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如今已是新西伯利亚音乐界的名人。
丹妮娅退休了，退休金是不多的。可她赶上了中俄两国重新友好的年代。俄罗斯人们日常用品的馈乏给了中国商人们、倒爷们以前所未有的商机。而在西伯利亚，找不到几个俄语翻译。丹妮娅恰恰没有忘记汉语，30多年40年了，她居然没忘。于是她成了中国商人们的“抢手货”。请她当翻译要预约，按小时计费。一小时10美元。
老马和她是老搭档、老主顾了。老马一个电话，她10分钟就到了。老马当然也要给她翻译费，但给法不一样。老马让她自己记，隔一个两个月自己报。这样老马很省心。
……不断有电话打来找老马。萨沙-卡恩也来了，不过直打盹，昨晚他带孩子，没睡好觉。两间屋顿时显得拥挤起来。小吴的时间最紧，老马要赶紧陪他去看存放水果的仓库。丹妮娅也有别的主顾--一个中国医生在等他。老马只好抱歉地对我说：麻烦你了杨作家，中午饭你自理了，还麻烦你招待一下尤拉。
尤拉目不斜视地打着他的文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连头都不抬，连口水都不喝。我真觉得他不光是劳动模范，简直是台机器了。只是当我于心不忍地用“热得快”给他送上一杯茶时，他才看你一秒钟--也就一秒钟，轻轻说一声：谢谢。
我不知该如何做一餐午饭来招待这位劳动模范。我翻遍厨房里的冰箱，只有几个小西红柿，两条黄瓜，一块熟肉，若干个鸡蛋。连面包都没有。可见老马在俄罗斯就像单身男人那样过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
怎么办？我连哪儿换卢布都不知道。好在口袋里有北京带来的100卢布，就在楼门口的售货亭随便买了个面包。
电炉灶倒是很干净很方便，可是那慢就别提了。烧一小锅水都得半小时以上，别说做饭炒菜了，再说也没有炒菜用的锅，老马上次回中国时本想“收摊”了，把炒菜锅、热水瓶、酱油之类全送了人。俄罗斯人是从不炒菜的，没有中国的圆底锅，只有煎鸡蛋的平底锅，要么就是煮肉煮饭的大锅。他们的正餐就是炖一锅肉汤里边加胡萝卜土豆之类，切几片生菜或者俄式的半生半熟的熏鱼就着面包黄油果酱就行了。想喝酸奶自取。
我灵机一动，有了！我不是带来了几袋榨菜吗？榨菜鸡蛋汤，用不着炖，水开就行。熟肉、黄瓜、西红柿是现成的，各切一盘就行。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尤拉还能接受我的榨菜鸡蛋汤，我不由得松了口气。不过他最钟情的还是那几片西红柿，他用它醮一点盐，细细地品味着这天下美味的佳肴。
我说：你真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尤拉有些腼典，似乎还有点脸红。他耸耸肩笑笑，没有说什么。
我早就从老马那里知道尤拉的过去。尤拉米哈依洛维奇40岁时就是苏联阿尔泰边疆区区党委的组织部长了，苏联的区、州相当于中国的省，也就是说，尤拉这么年青就是省委组织部长。用中国现时的说法，他是苏联共产党“第三梯队”的人物。可正当他前途看好的时候，苏联解体了，苏共也解体了。尤拉内心的痛苦和不平静，是可以想见的。尤拉当了类似中国文革期间的“消遥派”，他早早地办了退休手续。退休金是不多的，像他这样的“高干”，也就是3千来卢布，合人民币8百元罢。
他给中国人打起工来。中国商人、“倒爷”大量涌进俄罗斯。为什么他对中国人情有独钟，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是中国那里还有共产党在执政，还寄托着他的某种愿望。
尤拉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不迟到不早退。你让他乘出租车赶来，他肯定不干，他有公交月票，他要为你节约。如果你没有主动提出该付他报酬了，他决不会主动问你要钱。如果你要远行，把公司托付给他，那你就放心云游世界去罢，他不会拿你一针一线。谁说别的国家没有雷锋？我在新西伯利亚家里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雷锋。
尤拉早先也上过一个中国“倒爷”的当：跟人家合作，把当初分给自己的一套房子都作为抵押。结果赔了，“倒爷”跑了，他的其中一间房子也被抵押了。好在他还有原先的一套。可敬或是憨态可掬的是他不同意大部分俄罗斯人的观点：中国人优秀的都去了西方，不优秀的才来了俄国。他不改初衷，仍然为中国人打工，仍然认为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
难怪老马打趣说，自己在西伯利亚依靠尤拉就跟共产党依靠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似的。
又有人按门铃。进来的是一位高个子的精瘦精瘦的青年，一见我就伸出手来，握得我都有点疼，手劲儿可想而知。那握手的姿态怎么也似曾相识？对了--电视上的普京就是那种姿态。
“你是杨？”
“你是--”
“尤里亚--武术！”
我“哦--”了一声，也顾不得疼了，再同他握手。一说武术，我就知道他是老马的学生了，而且是老马忠实的武林弟子。老马早在80年代出任过黑龙江省武术馆馆长，1988年，一个十几人的苏联武术代表团自费到广州参加国际武术邀请赛，一则那时苏联已没什么钱，二则他们对中国情况一无所知，以致他们从广州返回哈尔滨之后已身无分文，不但没有钱住旅馆，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更糟的是时已10月，他们以为中国很热，只带了单衣，而哈尔滨已经下雪了。也就是说，闹不好这些苏联武术的精英要饿死冻死在哈尔滨了。那时中苏两党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黑龙江省体委起了侧隐之心：天下武林是一家嘛！于是指示老马出面，将苏联武术团安排在三星酒店，食宿全免，再就是送每人一件军大衣。老马还安排他们到馆里上了几天正宗的中国武术课，教他们几招，然后把他们送到绥芬河出境。
不用多说，这是救命之恩哪！也因此，老马的名字在苏联武术界几近神圣。第二年，老马率黑龙江武术团首访哈巴罗夫斯克市，市长亲自到站迎接，一排俄罗斯光头青年就跟少林弟子一般夹道欢迎来自中国的恩人。老马90年代初曾受聘于塔斯社，为他们编一个介绍中国文化的栏目。编稿之余，老马就在俄罗斯教武术，尤其是太极拳，是他的强项。那时在俄罗斯，一把龙泉宝剑可以换到一架幸福牌钢琴。老马在那里也收了一帮学生，这帮学生对“师道尊严”的恪守甚至比中国人还虔诚，大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劲头。还有许多人常常对着中国地图出神，计划着如何能去少林寺。
尤里亚就是老马这一时期的学生。我想，老马肯定早就向尤里亚说了有一个如此这般的中国朋友要来的消息。
我把尤里亚让进我的小屋，这样不会干扰另屋那位劳动模范的工作。尤里亚会几句中国话，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这句用汉语，另一句用俄语，攀谈起来。
尤里亚说他47岁了，这让我惊讶不已。因为一般来说，总是以肉食为主的欧美人显得老相，中国人的年龄在西方人看来常常是个谜。怎么这位尤里亚，老马的学生，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小10岁。
尤里亚在新西伯利亚开一个武术馆。他有过更好的机会，我是指挣钱的机会，他放弃了。他对中国武术的感情割舍不下，尽管武术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电影《少林寺》在世界各国的播放也曾风靡俄罗斯，但近几年已不再吃香。倒是日本的柔道、空手道开始走红。日本人鬼得很，也在新西伯利亚开了柔道馆，借机结交、贿赂一些官员，慢慢地，日本的汽车、电器进来了。
尤里亚还是教他的中国武术，一周有三四个晚上去体育馆，刀、枪、剑、棍、拳都教，器件都是老马帮助从中国运来的。尤里亚有什么不明白的，常常到老马这儿讨教。偶尔，老马这位“祖师爷”也亲自去一下体育馆指点指点。所以，尤里亚开口闭口都是“马老师”。马老师有事，一个电话，尤里亚肯定放下别的事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