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天空和地平线
我们依然要紧紧把握今天。而今天是从昨天走来的，那些美好的和不美好的记忆是我们的财富，我们不应失去它。那些今犬正在发生的一切，正期待我们关注的目光。这就是我们的天空和地平线。
当然，这一切必须是诗的：情感、想象力、内心的丰富性，以及纯熟而简洁的技巧。没有比简洁更重要的了，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化繁富为简洁。
彗星的光痕整个80年代是中国新诗史一个漫长的狂欢节。中国诗人以空前的热情参与了自有新诗历史以来极有想象力、也极有使命感的创造。80年代那些叱咤风云的新诗潮弄潮儿的名字已为世人所熟知，他们的名篇如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也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些人物和这些诗篇已经成为历史被保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潮汐有起有落，这是规律。新诗潮大约在80年代的后半期便开始式微。整个中国诗歌界被一种漠视秩序和权威的流派竞起的局面所代替。这是一个充满创新热情和挑战精神的诗歌阶段。出现了很多的自以为是的诗歌主张和宣告，也有一些表面喧腾的“展出”，但总的看来，这阶段的诗歌创作言说多而实效少，得到公众肯定并且能够保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它留给我们一个反思性的启悟：诗人的劳作是严肃的，浮华与喧嚣不能导致诗歌的繁荣。
但80年代后半期的诗创作，却也并非空无，一批又一批追求各异的诗人竞相出现，他们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并引为自豪的诗篇。海子就出现在此一时期，并且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照亮了此际丰富而又贫乏的诗歌天空。
海子的创作始于1983年，而终于1989年，他的短暂的一生犹如划过天际的彗星，虽是稍瞬即逝，却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光痕。海子是农家子弟，后来迸了北京大学。他是一位既对土地充满深情、又接受了现代学术洗礼的年青一代知识者。在他身上，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和面向世界的精英意识、有的结合，应该说，他具备了成为优秀诗人的良好条件，80年代充满更新诗歌的总体气氛中，完成了作为“诗歌烈士”的一生。海子短暂一生充满神奇的创造力，数百首短诗和几首长诗如喷泉般装扮了他实在太过匆匆的诗歌生命。
海子的重要作品如《亚洲铜》、《五月的麦地》中交织着他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怀想和对现实的焦虑，他以废墟般的零乱和破碎来呈现诗意的整体辉煌。他燃烧的诗情灼痛了生命本身，他的悲剧般的生命也在这种燃烧中结束。彗星殒落了，他的充满热情的光陷却照耀着中国世纪末的诗歌风海子说过，“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海子是一位诗的理想主义者，为了伟大的诗，他宁可牺牲个性而服膺于集体的“行动”。他毕生呼唤伟大的诗，他心目中的诗的神圣是和一些神圣的名字相联系的。“但丁将中世纪经院体系和民间信仰、传说和文献、祖国与个人的忧患以及新时代的曙光一一将这些原始材料化为诗歌，歌德将个人自传类型上升到一种文明类型与神话宏观背景的原始材料化为诗歌，都在于有一种伟大的创造性人格和伟大的一次诗歌行为”。他据此断言：“在伟大的诗歌方面，只有但丁和歌德是成功的，还有莎士比亚。这就是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目标与成功的伟大的诗歌。”
海子是无疑是在赞赏，也在冀企着他所谓的“伟大的一次性诗歌行为”，在这令人费解的表述中，有着让人内心为之颤栗的某种神秘的预谶。海子最后的消失或者竟是种隐喻，它预示了中国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也预示了中国现代诗的悲剧。但不论如何，海子为诗而生、为诗而死的壮烈，毕竟是给纷繁而又动荡的80年代留下了不灭的光辉。
激情时代的终结80年代的诗歌伴随着一连串的死亡事件而宣告结束。中国世纪末的诗歌是从死亡幵始。对比80年代的充满热情的试验与创造，90年代更像是诗的收获季节，而对着自“朦胧诗”
开始结下的累累果实，90年代的创造力显得是相对的贫弱了。整个诗歌界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激动人心的事件一当然偶尔也有一些可供谈论的话题。但当前的状况的确是，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事件”的年代。
没有“事件”未必不好，诗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诗在中国某些时期的“轰动”，多少总由于现实中的某种匮乏。于是，人们便把异常的热情倾倒在这个原不应“轰动”的事物上面。诗人更多的时候总是独自咀嚼着一枚人生的苦果。而以往的中国，总是驱使着诗人离开诗本身去做一些力不能及的事。很少的“轰动”是由于艺术创新所带来的激情。
也许80年代最后发生的那个大事件改变了中国诗歌创作的运行。海子以后，接二连二的诗人的死亡，似乎暗示着对繁华和激情的告别。中国现代诗在持续了至少整整十年的狂热之后，无可回避地进入了它的沉寂期。
但诗的进步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80年代新诗潮带来的冲激促使了诗歌观念的大解放。诗歌内涵无阻拦的扩展和丰富，造成诗广泛涉足于从社会到内心、从实有到幻象以及意识的深层的所有领域。至于诗的审美追求，以意象化对于文革模式的挑战为发端，全方位的艺术探险，早已促成了中国当今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格局。现阶段中国诗人所拥有的创作自由可说是空前的，诗歌这匹过去受到意识形态严重羁束的马，如今挣脱了缰绳而一迳狂奔起来。当前诗歌写什么和怎么写已经很少存在障碍，这就是90年代中国诗歌发展的良好环境。
个人化倾向对于社会或时代“代言”身份的扬弃，促使中国新诗迅速地走向个人化。有一个时期，诗人们在激烈谴责中国诗人历来扮演的“政治动物”、“文化动物”和“历史动物”三种“世俗角色”之后，开始拒绝诗对意义和价值的承载。那些论者认为“人类的教训、愿望无一不是在与事物的利害关系上展开的。诗歌的真实就在于它脱离了这种利害”。这种主张使中国新诗最后摆脱了伴随新诗大部分时光的非诗的困扰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动机曾使新诗不得不在诗美之外承受着无尽的负荷。为了这些功利的原因，新诗不得不牺牲自身以适应周围环境的需求。这种局面现在已基本结束。
在90年代，诗歌的确回到了作为个体的诗人自身。一种平常的充满个人焦虑的人生状态，代替了以往充斥中国诗中的“豪情壮志”。我们从中体验到通常的、尴尬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平民的处境。这曾是中国新诗的历史欠缺。在以往漫长的时空中，诗中充溢着时代的烟云而唯独缺失作为个体的鲜活的存在。现在，“这些诗歌中，我看到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们是读者的朋友”。平常人和平常心迅速地使诗恢复了常态。那些高高在上的众口一辞的宣讲结束了，弥漫在诗行中的是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普通和平凡。日常生活，即所谓凡人琐事大幅度地进入诗中，这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普遍的“大题材”占领的局面。
诗歌的出发点本来即在个人，所有涉及外界的大的关怀或钟爱，无不生发于诗人的内心。从最初的动心到表达，诗的营造过程都是个性的。当然，不管诗的动机如何的个人化，它最后总作用于他人，但这种引起他人激动的作用，依然归根于诗人融化内心情志的个人性的劳作。从这点上看，诗的生产的群体化是违背其本性的。中国诗行进到了本世纪90年代，使游离的诗心复归于诗人的个性，并且相当程度地拒绝了意识形态的浸漫，显然是历史性的辨正，其重大意义不容怀疑。
90年代的新诗大幅度地展现出中国诗人内心的从容与舒展，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国人以往缺少的享受生活的情趣和姿态。过去被严峻环境所催逼的紧张得到松弛。这大大增强了诗歌抒写个人情态的分量。“早餐有煎鸡蛋，午餐有西红柿，晚餐有红肠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我牢记所有成员的嗜好和进食时间（朱文：《中午的实验》）；“我坐着看着尘土的玻璃窗彳心境如外面的天空阴郁爿或者晴和没有第一个愿望7也没有其它的愿望（小君：《日常生活》），这是当今诗歌的最常见，也最“广大”的题材。
在诸多的一般化日常生活的表达和抒写之中，较有价值的是那些虽是讲述个人性经历、但却使人联想到更多的人的经历的作品。这些作品摒弃了成为风尚的带有明显的追求欲望的愉悦，而表现出个人生存的困顿、尴尬，甚至蕴含着对于生活的忧患这些表达有的直接性很强，有的则较为迂缓曲折，但却更为切近中国人真实的处境。这方面的诗如梁晓明的《各人》、《我感到我一直是块毛巾》、阿吾的《时间的指针还需要拨动》、周伦佑的《第三代诗人》等。较为典型的则是于坚的《0档案》。在于坚的这首有争议的诗中，神圣的个人变成了数码编号。在人被消解为符号的大量琐屑的书写背后，隐藏着诗人未能泯灭的批判的机锋，在这里，耐心的阅读不难发现诗人对历史和人的关切的目光，尽管他把这一切出之以揶揄的方式。这是一首毁誉不一的复杂的诗。
由于个人化写作的进展，诗歌迅速地把原先远远伸向外界的触角收了回来，如同蛙人的劳作，诗人们把感觉和体验潜深到内在世界的无限丰富之中。前面谈到的诗人从社会的群体回到单纯的个体还只是问题的初始，诗人把以往对外部世界的无保留也无节制的才华的抛掷，来了个一万八十度的转弯，他们开始把关注停留并凝注于个体生命的细观默察上，心理的和潜意识的细末微妙之处的体察和把握，代替了以往的伟大和神圣。诗歌结束了它“向外转”的曲折多艰的历史而义无返顾地完成了由“外”向“内”的根本性移置。
这也成了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兴起的切实而巨大的背景。笔者始终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诗歌成就中，除去“朦胧诗”在反思历史和艺术革新方面的贡献是别的成就无可替代之外，唯一可与之相比的艺术成就，则是女性诗歌创作。这是仅次于“朦胧诗”（当然，女性诗人中有些人也是“朦胧诗”的参与者）而加入中国新时期诗歌实绩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
中国女性诗歌的写作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中并非罕见。早在五四新诗革命之初，便有女性诗人加人了新诗最初的创造。冰心的《繁星》、《春水》便是女性诗人对草创期中国新诗的贡献。从林徽因到陈敬容和郑敏，尽管为数并不多，但中国女诗人都在各自的时代发生过突出的影响。但在“文革”以前的长时间里，中国女性诗歌的表现形态及其实质，大体只是表现在女人写诗的层面上，即她们和男诗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她们是女诗人。这话的意思是，要是撇开性别差异这一点，则她们所写的和男诗人所写的是同样的无差别的内容。这样的表述也许有点绝对，事实上男女诗人在表现同一事物时在感觉和表现会有差别，而中国女诗人的创作除去诗歌社会性的完全一致之外，女诗人基于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压迫的事实，而在女性自立，男女平等，以及争取婚姻恋爱自由等方面也表现了她们特殊的关注一就是说，男女诗人在创作的风格和题材的选择上也并非完全相同。
但事实上中国长时期的女性写作大体总处于无性别差异的状态。战火连天的年代，动荡不安的环境，女性应有的一切被剥夺，女人承担了和男人同样沉重的命运的负荷。整个时代要求于女人的，是做一个和男人一样的人，而不是女人。这样，中国女诗人笔下的风景就是无差别的风景。尤其在倡导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女人细腻、委婉、善感多情、温柔缱绻，这些性别给予的特点，在艺术上均得到施展的机会。这一无可回避的事实，就大时代的总体氛围来说，看起来并不合理而事实上却是合理的。毕竟自上一个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的忧患一直剥夺着文学的审美特征、从而逼使文学背离自身而四处漂泊。文学总的处境是如此，更不用说女性诗的写作了。“文革”结束后整个文学自由开放的态势，以及“朦胧诗”引发的一场大的艺术变革的机遇，再加上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这些诗歌内外的条件促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罕见的女性诗创作的全面繁荣。
从“女性写的诗”到“写女性的诗”
这种繁荣用最简括的表述就是，诗回到了女性自身。社会性的附加被剥去，长时期游窜在诗中的功利目的也受到冷落。这种女性诗不再是“女性写的诗”，而转进为“写女性的诗”。这样看似简易的词语倒换，表达了诗歌在一个新时代里的巨大进步。过去受到忽视或被驱逐的一切，如今都回到了女诗人的创作中来，而不仅仅是女性的自尊和价值重新肯定。诗歌的发展很快地使舒婷的《致橡树》或《惠安女子》成为古典的话题，一般认为，这位女诗人所传达的美丽的感伤尽管震撼人心，却也并不是单单属于女人的那些感受。
中国文学中女性的“自我抚摸”或进入“私语”状态发端于诗歌，而后才进入小说，再而后才进入散文及其它。诗在新时期文学运动中始终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年轻的和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大踏步地超过“朦胧诗”造就的成果，她们无拘无束地一迳向前而去。她们进军的方向不是向着外界而是向着自身，向着女性自身丰富而隐秘的内在世界。“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事实上，每个女人而对着肖己的深渊一一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一一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中国女性诗歌就在这样状态下“彻悟”过来。在中国年青的女诗人面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宇宙，她们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地发现了自己的身体、身体内部的感觉、那些仅仅属于女人的一切体验，生理的和心理的。也就是说诗歌一下找到了过去未曾深掘甚至是没有真正发现的一个巨人主题：女件的精神性别。在这个方面只需举出若干代表性的作品就可以表明当代女性诗歌所已达到的位置：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伊蕾），组诗《女人》《翟永明组诗《黑色沙漠》〔唐亚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