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的诗歌精神
林庚先生是中国文学史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授，他又是一位诗人。林庚先生对古代诗歌有深刻的研究，应当说，他是非常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究竟的人。但据我所知，林先生是不写旧诗的一至少是我没有读到。他是一位始终如一的、真真切切的现代诗人！深厚的古典诗歌造诣与真切的现代诗实践，这构成了林庚先生的特殊魅力。
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已是一门很成熟的学科，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专家。近世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对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连接，特别是在时代背景下考察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至于文学和诗歌的艺术规律的探讨，则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抽象和概括，而对于诗歌深层的屯美价值的探究，则往往是浅尝即辄土的。林庚先生个一同，即使是在思想非常禁锏的时代，他也是一位敢于谈论艺术、而且敢于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学者。
林庚先生的踭歌研究是全面的。从大的方面讲，他非常觅视诗歌艺术风格与时代精神的密切关联二他对一个时代诗歌的总体精神有许多精彩独到的概括和把握。如他用“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来概括产生那些诗歌的时代之艺术精神和艺术性格，便是极有个性的和极有创造性的表达和阐释。他认为建安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艺术解放的时代。至于盛唐诗肷，在林先生那里更有美轮美奂的热情描写。林先生在做这些历史性的巨大总结的时候，不仅是投入他对于诗的特殊领悟力，充分地展示他的审美理想和艺术信仰，而且融人了他健旺的生命力。
林庚先生对占典诗歌的艺术把捤，不仅重视精神层而的诗与时代1质的联系，而口。也重视诗体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变迁，并深入到语言结构和节奏感，以及诗的气韵生成等圪面。
林先生在关尸古典诗歌从楚辞到唐汸的研究方函，有很多惊人的发现和独到的总结。例如，他对从“二字马”到“三字尾”演变中分析出由于新节奏的出现所带给诗的创新意义，他关于诗的语言形式的成熟、以及诗的浯言诗化的过程对于诗的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等，都是一些极富铝发性的理论发现。“五言诗的带来了建安时代的楔峰，而更高峰则要到七言诗也继之成熟的唐诗的黄金时代”，林先生认为，这种成熟的进程是诗的语言诗化的进程带来的。
林庚先生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成果，丰富厂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在中国诗人中，像林先生这样既对古典诗歌有深刻的研究，又始终坚持新诗写作的人是很少的。在新诗与旧诗之间，林先生保持了一种别人少有的独特的姿态：~方面，是非常深人地探究旧诗的发展规律，从时代精神到艺术流变、甚至是某一个诗人的某一昏诗、某一首诗的某一个词的阐释；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他又一以贯之地坚持新诗的写作，而且坚持他的新体格律诗的试验和实践。
林先生的“九言体”是中国新诗持续最久的一种诗体实践。不管诗界的潮流有多么频繁的变化，林庚先生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自己选择的地方。林先生不仅不写旧诗，而辽不写他的“九言体”以外的新诗一当然除了早年的自由体创作之外。我们不妨把这种以九言为基本调式的诗体称为“林庚体”。林先生格律诗的主张积极地推动着新诗的建设。它焉新诗，因为它立足于以现代汉语来写作，而且表达的是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它是对于五四新诗传统的坚定维护。但是，林先生这种关于格律诗的坚定态度，却是针对着早期新诗“散漫无章”弊端的反驳。而关于“林庚体”这一切构想的资源，从节奏、章节、到神韵，却是来源于他对古典诗的悉心研究，可以说是得其神启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林先生作为‘个新派人物，却没有人们容易患的文化上虚无主义的毛病。
林庚先生是一位绝对地不守旧的现代诗人。但他又是深入旧诗的“虎穴”取得足以滋养新诗的“虎子”的“盗宝者”。我常感叹世上奢言古为今用者其多，而付诸实行、乱见到成效者甚少，像林先生这样深入到古典的精髓中去，而又不陷人其中，探得那些至宝，切切实实地将那些古典的精华用以建设他所钟情的新诗的，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了。中国旧诗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更是一种永恒的诱惑。许多原先写新诗的人，而且是原先甚至到底也不懂旧诗的人，到了后来都很自然地“皈依”了旧诗，写起了自以为是的既不合平仄、更不合诗律的“旧诗”来。而林先生决不，他是深知旧诗、而且完全有条件写好旧诗的，但他没有随众，始终坚持着他独立的艺术精神！
在这里，我看到的就不仅是题目所标出的一“林庚的诗歌精神”，而是“林庚的人格精神”了。
郭小川的意义郭小川是中国当代一位杰出的诗人。和历史上任何一位杰出诗人一样，他的创作灵感来自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真实感受和独特的情感经历，他的诗也因而成为那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者。20世纪50年代是郭小川创作的成熟期，并由此走向高潮。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是郭小川以他最初的昂扬蓬勃的歌唱，传达了那个从衰败走向新生的新时代的乐观激情。一曲《向困难进军》传出了那个万象更新时代的典型的声音。郭小川于是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颂歌时代和政治抒情诗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作为诗人，郭小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对他所亲历的现实生活以及特定的时代精神的独特把握，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还在于他具有更大的超越性。在那个思想和艺术都推行标准化的特殊时代，郭小川保持了诗人最可贵的独立精神。在统~的意志和理念受到推崇的年代里，进行独立的思考并通过独特的艺术予以表达的创造性劳动，其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后人难以想象的。郭小川在那个年代里，堪称是一位艰难坚持的强者。
在《白雪的赞歌》中，他深入了没有爱情时代的爱情禁区，甚至踩上了那时可称为异端的“第三者”题材的雷区；在《深深的山谷》中，他的思考进人了严酷环境和严格纪律约束下，知识分7的内心苦闷乃至因渴望自由而绝望的悲剧主题；在《一个和八个》中，他甚至无所畏惧地把笔触伸向了当日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件的领域；特别是那首受到公幵批判的《望星空》，在那111，诗人面对浩瀚的星空，纯真的心灵无意间触及了宁宙久远、人生短暂的文学最具魅力的永恒话题。这些，远不是这位诗人创作的全部。似仅就上述这些话题的其中任何一项，当日都可以使诗人遭到雷殛。而生在那个严酷年代的郭小川，却似一个极地的探险者，坦然面对那一切可能降临的灾难。
郭小川创作最重要的那些年代，也是中国诗歌艺术走向严重的单调划一的年代。但是自50年代至60年代，郭小川的创作却与那个时代的整体状态构成极大的反差。50年代他首写旨在政治鼓动的“楼梯诗”获得了成功，四方传诵，影响甚大。但他并不就此止步，以此为起点，从五四新诗传统，从民歌，也从古典诗词歌赋，广泛吸收各种艺术养分，用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在这个期间，他多方尝试，屡写屡变，屡变屡新。时而短句，时而铺排，时而简洁，时而繁丽。从《林区三唱》、《将军三部曲》到《厦门风姿》、《甘廉林一青纱帐》，在艺术贫瘠而停滞的年代，他创造了一种奇迹一一他的充满活力的艺术创新，在灰暗的底色上画出广一一道活泼鲜丽的风景。
郭小川是在中国革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的修养与气质均与这个他视为神圣的事业有关。他对中国革命的倾心和真诚，已经成为他的诗歌的灵魂。这从他的所有诗歌中（包括那些曾被目为“毒草”的诗）均可感受到。他从来未曾改变过这种信念，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这点看，郭小川是真诚而单纯的。但正由于他是真诚而单纯的诗人，从诗出发，他当然会感到当日诗歌的严重匮缺）诗歌能离幵艺术的多样性吗？诗歌能不涉及人的情感的丰富性吗9这些疑问，催使他在危险的岁月对诗歌艺术作危险的探导。
在思想禁锢的年代，创新意味着违逆敁至“背叛”。接连不断的“批判”不仅给他带来伤官，而辻造成心灵的隐痛。7是，单纯的诗人在单纯的年代就变得并不单纯了。围绕郭小川诗歌的诸多争议和批判现在已成了历史。在现在看来，一切是那样的淸楚明白，但在当日，却是扑不去、理不淸的疑团迷雾。好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郭小川就是这样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和诗的历史思考的沉重话题。他的苦难给我们以启迪，如今已成了我们的财富。
郭小川欢乐地迎接了中国社会的新生，他以优美而动人的诗歌颂赞过他曾经为之奋斗的新生的社会，后来他乂被痛苦地推人深渊。直至那个难忘的秋天的胜利带来了狂喜，他又在那场狂喜来到的时候消失在狂喜的烈焰之中。他没能和我们一道分享他毕生向往的思想、艺术自由的权力。有许多死亡是自然而然的，但看到了胜利而未能享有胜利的死亡，却始终让人伤怀。
在中国新诗界，蔡其矫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其实，他的为人，说平淡也平淡一他是一个随和、洒脱甚至有些散淡的人；而他的经历，说奇兀也奇兀一他是印尼华侨，早年从国外回来参加抗日战争，成为革命者。但是他的命运多舛，在相当长的岁月里，他屡遭批判。甚至到今日，尽管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卓着，世人皆知，却依然徘徊于“边缘”，始终是一位“面目模糊”的、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
早年的蔡其矫，为神圣的使命所召唤，从蕉风椰雨的热带的国度，横渡马六甲海峡，经新加坡、缅甸，历尽艰苦，终于汇入了抗战的洪流。他被中国革命的壮丽景色所吸引，如使徒之奔往圣地。辗转曲折到了延安，再由延安行程三千余里，到了晋察冀根据地。这些经历不可谓不奇。《肉搏》与其说是‘首诗，不如说是一尊让人惊心动魄的悲壮的雕塑。
而《兵车在急雨中前进》和《炮队》，则是充满动感的战神驾着战乍隆隆前进的连续性的画面。这些发自40年代的激越的声音，都是作为革命者的诗人蔡其矫的最好证明。
但蔡其矫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此类诗人。在那些崇尚集体意识而漠视个性的年代，他对艺术的忠诚以及对美的倾心，因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坚持和突现，而使他的存在显得格外突出。他无疑是保持了纯粹性最多的一位诗人。因为保持得最多，所以他又成为距离这一庄严称谓以及它所拥有的品质最接近的一位诗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给他的人生增添了许多灾难性的、甚至有点传奇的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位诗人的经历乂是很不平常的。
蔡其矫幼年即受到中国古典诗文的熏陶，有很楔的古典文学的修养，他特别喜爱李白和苏轼的狂放和浪漫。后来读到英文版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受到极大的启示，认为是找到了适合的诗的方式。他对惠特曼的创作和生平有过专门的研究，并得到公木先生的肯定。后来又从惠特曼转向聂鲁达，译过聂鲁达的诗。广泛的阅读使他能够博采众长，但他的审美追求倾向于自由洒脱一路。
从蔡其矫的生平和创作的情况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一手举剑，一手举着玫瑰的典型的、传统诗人的形象。他一生追求真理和进步，有维护公正和正义而歌唱的激情；他又渴望自由，解放个性，怡情山水，淡泊名利，一生乐于名山大川间的壮游。由于钟情爱与美的女神，而于当时的整体氛围相悖，他于是久不见容于“主流”诗界。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在严酷的年代里，写着自以为是的诗。这种坚持体现了作为一个诗人的最重要的品质，也为蔡其矫赢得了历时愈久愈确定的诗名。
50年代以后诗歌创作的环境，有着异乎寻常的严重。蔡其矫在那个年代里，依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当然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短暂的“百花时代”过去以后，1957年正是山雨欲来的严重时刻。这一年，他被大海浩瀚所激动，写了许多关于海洋的诗。他几乎不顾当日眼前耳畔正在生发的激烈风云，仍然一味地沉浸于爱与美的讴歌之中。这一年他写《红豆》，诗的最后高呼：“星辰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在当时，别说写了，就是读到这样的诗句，也会让人紧张得心惊肉跳的。同年写《相思树梦见石榴花》，说那梦永远无声，“为的是怕花早谢，怕树悲伤”，这一种柔情蜜意也与那时代的气氛不和谐。
反右派的1957年，这一年漫山遍野的苦雨凄风，似乎没有进入诗人的眼帘。他依然故我，按照他的所思所想写他的所见所闻。特别是那一首《雾中汉水》，写“艰难上升的早晨的红日，不忍心看这痛苦的跋涉，用雾巾遮住颜脸，向江上洒下斑斑红泪”。在那个政治情绪髙昂的年代，他以特有的“低沉”的声音，表达了作为纯粹诗人的高贵品质。
堪称是《雾中汉水》的姐妹篇的《川江号子》，写于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年代，在他的诗中，却是‘阵又一阵的“碎裂人心的呼号”，是“悲歌的冋声在震荡”，是几千年无人倾听的静默。在那样的年代写这样的诗，也许需要的不再是才华，更重要的是良知。据说那也是一个“诗歌大跃进”的年代，但那年代的风行一时的诗，都随着岁月流失得无影无踪了。而蔡其矫这首当年被激烈攻击的诗篇，却被保留了下来。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最有耐心，不应当丧失的东西，经过时间的考验，终究补偿那丧失。
此刻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特别的诗人。他始终面带微笑，对着那无边的苦难。即使是在非常丑陋的年月，他的诗中也会有美好的花朵和灿烂的笑容。他把身外的一切看得淡漠，而美高于一切！他不停地行走着，独自一人，宿雨栖风，置一切尘嚣于度外，尽情享受那自然人间的美景、美情。生命不觉间进入晚景，而他的青春依旧。面对历尽沧桑的诗人，面对至今依然勃发着无限生机和创造力的青春生命，人们不禁要惊叹这一个特别的蔡其矫。
晋江曾阅先生致力于蔡其矫年谱的写作，始于90年代初，迄今已近十载。初稿成时曾呈公木先生阅，先生热情为作长序，记述蔡其矫先生事略及与蔡先生之交往甚详。公木先生今已作古，唯留嘉文以飨后人。曾阅先生着手年谱写作之初，即与我有约，希望在公木先生序后，再由我作一短序，我答应了。现在年谱付梓在即，就等着我来践约了。聊为千言，缀于公木先生文后，以表我对诗人蔡其矫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