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文学和集体的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兴起与人的觉醒有关。胡适讲新文学革命的两项内容，一是“活的文学”，一是“人的文学”。“活的文学”指语言工具的革新，是建设和到达“人的文学”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所以，新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乃是通过人的发现以建设人的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前夜，周作人在《新青年》5卷6号发表振聋发聩的大文：《人的文学》。这篇被胡适誉为“最平实伟大的宣言”的文章指出，新的文学“须营造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他把这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可见，新文学在它的发轫期就有很高的境界，即确认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个人，文学的灵感以及创造的全过程均与个人性的感悟与劳作有关。文学当然要作用于社会和大众，但文学是生发于个人、并经由个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发酵最后通往社会和大众的。但是这一根本性的命题，却在新文学的发展途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异。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的左翼思潮，几乎毫不犹豫地将文学定位于集体。这种定位导致前述那种文学的个人创造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严重的贬损和否定。
历史经历了弯曲终于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来，如今再谈文学的个人性已不再是异端。当今的中国作家已拥有充分的自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表达个人对世界和他人以及对自身的看法，而不受或很少受到干涉。以往那种被意识形态强行遮蔽的个人终于在文学中得到突现。社会的幵放和商潮的勃兴给个人和个性的发展带来广机会，这种形势也极大地影响了文学。文学写作的个人化现象于是成为90年代文学最动人的风景。这不仅意味着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均由个人自行其是，意味着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也不必如同以往那样听命于他人。
但当前的文学的个人化倾向使文学大幅度地游离了社会关怀和公众承担。在一些作家（并非少数）那里，文学已沦为梦呓般的私语和自我抚摩，这些作家在自恋自慰的陶醉中把自己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加以隔绝。作家的这些追求要是鉴于以往“集体写作”的教训而清高自处，那也无可厚非。而事实却是，这些作家（不是所有）却几乎是无保留地以这样的“个人化”取悦于商业时代的消费需求，而对身边、窗外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丧失”
保持警惕自有道理，但他们对现今的秩序却失去了警惕这原是欲望和复制的时代！欲望使个人无限地膨胀，而复制则最后地消弭了“个人”。
诚然，文学不能只关心自己。杰出的和优秀的文学总是通过富有个性的艺术和风格到达社会、并作用于社会。何况，当今的社会尚有诸多的问题期待着文学的关切和思考。
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学
全球化已不再是一个趋势，而且正在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全球化的大趋势产生于冷战结束之后。冷战时代的结束，改变了以往两个阵营、两种意识形态对峙的局面。不论你承认与否，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是，发达国家所代表的政治一一经济体系已“不战自胜”，它业已成为没有对手的力量。全球化并不是世界大同，也不是肚界各民族国家间实现了平等和睦，全球化也未曾带来全球性的和平。全球化意味着另一种霸权。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是被一些好听的辞藻遮蔽厂的。
除了政治的因素之外，全球化的形成也有赖于高科技的发展，这黾指的是人类社会业已进人电子化时代。
木犁书系厂风雨文丛计算机的发明，电脑的普及，特别是因特网的开通，更为迅疾地促进了跨国的人际交流。随着英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捤，语言的障碍也得到了一定的克服和超越。距离的缩短和边界的模糊，使原先被切割和被支离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也逐渐呈现出走向一体化的趋势。
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文化的一体化。西方所代表的价值观和文学标准，正在悄悄地影响着并改变着我们的观念。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文化形态，包括一些文学话题，通过一些媒体的传递，往往成为顷刻之间的全球“共享”。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近了、也接受了文化一体化的事实。
我们正在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我们也正在感受全球化给予的威慑。这种威慑是潜在的、而且是越来越深刻的。当然，我们应当审慎地对待政治一经济一文化正在走向一体化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应该说，这一进程对于中国曾经有过的自我封闭和自我禁锢，是一次扩大视野、改变心态的大解放。它改变了中国人以往对世界的无知和麻木，它结束了中国在世界的自我孤立，而进入厂“对话”状态。它无形中消解了中国式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及更为深远的政治--文艺教条主义的朿缚，而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具体地说到中国文学的事实，这就是，我们从此摆脱了和基本终止了自20年代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经营着的左翼文学一一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这种中国式的“一体化”的逻辑和实践。
全球化改变了上述那种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笼罩，从而使我们获得一种释放。比较而言，我们如今面临的“大”的一体化的事实，要比我们原先拥有的“小”的一体化的事实更乐于为我们所接受。从这点看，我们是正在成为全球性事实的一体化的受益者。
处身于全球化大趋势中，我们当然不应忽视它所隐含的新的意识形态性。它的确带来了沟通，也是一种对话。但其背景并不平等一一它代表了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扩张和侵害。它的支撑点是作为基础的强势经济，这是不言而喻的。
前面说到的扩张和侵害是非武力的，是一种和平状态的演进。但这演进却是不可阻挡的。它在政治上表现为强国对于弱国的压抑和吞噬，在经济上也是一种霸权的行使。而在文化上，则表现为更为文雅的“和平的进军”一一摇滚乐和的士高的进军、麦当劳的进军、微软的进军。在这种进军面前，中国固有的文化表现出全面的危机。“振兴京剧”和“唐宋古韵”的提倡，都可以看出它们背后的危机感。所以，此刻的我们，是从一种小的一体化中脱身出来，立即又投入了大的一体化的网罗之中。
文学的重大主题
题材有大小，主题有轻重，这是文学创作的事实，也是文学批评赖以进行的依据。文学表现世上的千情百态，其间有大事件，也有小人物，有家国的兴衰，也有一己的忧乐，驳杂而烦屑，林林总总，构成了人生的、也是文学的繁丽画图。在这里，原也没有什么大小、轻重，乃至高低、贵贱的区分。
事情的变化可能是与进步的文学理念、特别是阶级斗争观念的引人有关。表现阶级斗争是文学的重大主题，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主导位置的被剥削者，是重大主题中的主要的和正面的人物。以此逻辑类推，则除此以外的一切，均是非重大的和不重要的。这样，文学对它所表现的内容、以及由内容概括出来的主题，就有了明确的臧否：表现什么主题，不仅体现着重点，而且体现着价值。
文革前后掀起轩然大波的对反“题材决定论”的批判，就是针对那些对文学的“题材决定意义”、从而构成了“重大主题”的特别地位的怀疑和不满而进行的整肃。它传达的明确的信息依然是，题材决定意义，重大主题决定重大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整合出来的“重大主题论”，是文学发展的必须。这是对重大主题论的坚定重申：写什么题材在文学创作中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写什么题材是决定性的，重大主题是文学家进行活动的理所当然的追求并应予以实现的目标。
重大主题是革命文学理念的核心。这个风气改变了新文学的历史流向。从2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70年代后期，重大主题的实践支配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言文学创作则必然是表现重大主题，舍此无他。文革是这种文学实践的极端化。
但文学毕竟是如此生长的。文学世界是由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材料构成的。正因为它容纳了大，也容纳了小，故构成了一种自然和谐的合理生态。主题的确有大小之分，但却难以大小论成败，更不能以大小定高低。大主题而没有坚实的根基，其在艺术上则毫无价值可言。文学表现的内容若断然排斥了除了“大主题”之外的一切，举目所见尽是所谓的“重大”，那可能是一场灾难。
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鄙夷并摈弃大而无当的重大主题的倡导是合理的。但反过来说，重大主题不时兴了，来个非重大主题、甚至是“小主题”的一统天下，却也并非文学的幸运。不难设想，若我们的文学失去了对于厚重、深刻的关怀，只剩下“小女人”、小摆设、小圈子，那也是非常可怕的情景。而当前，最堪忧虑的正是后者一明确地说，我们应当赘惕“小”的流行病。
作家的写作立场
旧时的中国文人，写作为文大抵都站在为圣贤传言、以文章经同济世的儒家立场上。他们孤绝清高，虽然悲天悯人，却极少表现出与普通段众的亲和感。当然也难以表现出独立的个性特征来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文人，但为数寥寥。
这种局面到了新文学诞生以后有了改变。文学写作中出现了摆脱旧文人习气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个性的觉醒，民主的意识，赋予作家的写作以崭新的姿态。尽管传统文人的意识仍然人量地存在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家之中，但通过他们的言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品质业已出现。新文学带来了作家写作意识和作家自我选择的巨人变化。
五四时期新兴作家的写作姿态，因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作家秉性的各异而互不相同。但由于中国社会处境的约定，大都站在了救国新民的立场上。那是一种不受他人指定的自我抉择。当时的整体气氛是宽松而自由的。例如初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立，都是因创作的倾向的接近而实现的自然结合，而并非来自某种指令。它们互异而又互渗，但并不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