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和思想
学问和思想这一套书的作者，都是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们中有的是我的学生，有的论起辈分，也算是我的学生。这点，我是有点占便宜了。不是我好为人师，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是老师，而且我的岁数比他们大，所以他们只能是学生。怛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我的学业有成的年轻的同行。所以，能够充当这套书的主编，在我仅感到荣幸，而且很是亲切。
文革动乱结束之后，我国的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70年代末恢复高考，80年代初恢复学位制度。于是有了最早的一批我国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本丛书的作者，就是从那时开始在不同时段里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有志之士。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都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这些作者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如今都已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了。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古今做学问的，大抵沿着两种路线走。一种人以史证见长，他们博闻强记，谙熟典籍史料，对诸家学说有周到的了解和考研。他们有很强的综合能力，而且能够为前人补正甚至指谬。这大抵就是平常说的“我注六经”类。另一种人以发明见长，他们思维敏捷，敢立论，重创新。这种人充满智慧，往往出语惊人，发前人所未发。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六经注我”类。对前一种人，我特别佩服他们锲而不舍的毅力和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对后一种人，我佩服他们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光华逼人的才气。
当然，最好是二者兼而有之，即既电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又能够在事实基础上有创造性的发挥。但这种“全才”毕竟是很少的。就以后一种人来说，如若对“六经”毫无所知，那又用什么来“注我”呢？所以，离开艰苦学习和积累的所谓“创造”，是非常靠不住的。我常感叹目下那些华而不实的风气之误人，应当看到，一些浮躁之风正在毒害我们那些急功近利的学界同人。因此，我以为，不管你倾向于何种做学问的路径，首先必须作好打基础的事。所谓“学问”，第一要义就是要“学”、要“问”，首先是要读“六经”，而后才谈得上“我注”或是“注我”。
本丛书的几位作者，他们从事的学科，大都集中在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些领域。因为均切近于实际的学问，其间虽也有考据或文献学方面的工作要做，但总的看来涉及西郊夜活学问和思想木犁书系八风雨文丛83的和可供发挥之处并不多。故他们的治学风格多趋向于智慧与文采的发扬。即使如此，他们的情况也有不同，有的严谨，有的洒脱，有的激烈，有的风趣，有的有时也难免有失之空疏的弊端。但总的看来，并没有传染上时下流行的那种令人生厌的浮华浅薄的风气。
这套书所收多近于学术随笔一类文字，太过专门的学术论文未予收录。这些作者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直面鲜活的文化状态和文学潮流。他们把文学发展的动态，放置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他们的学术活动，其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当代的人文状态的充分关切。这是这些青年学者最为感人的学术品质，他们的确无愧于培养他们的那些学校和学术机构。
做学问最忌的是不着边际的空泛，是虚无缥渺的高谈阔论。本丛书的作者的专业是文学，文学较之其他学科具有更多的审美性和精神取向，相对于生活的物质性方面显得是有点“漂浮”的。因此，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始终保持和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的密切联系，对不断发展变革中的社会、文化、文学实际保持着精英意识的关怀和投入精神，是体现作为人文学者的胸襟、涵养和品质的最重要的条件。令人欣慰的是，本丛书的作者们的行事，大体上也都未背离上述这些条件。
本丛书的名称是“博士思想文丛”，我很欣赏这个名字。博士们是研究学问的，这个题目把学问和思想联系了起来，是很有见地的。做学问而缺乏思想，做的只是死学问。一个有作为的人文学者，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各个层面进行积极的思考是应有之义。说他们是以文为生还不够，极而言之，他们是以思考为生。思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建设性的思考必将化为积极的物质力量，从而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文学者是不应该与世隔绝的，他们的思考必须与社会兴衰、万家优乐息息相关，并将这种投人和关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
前些年有人呼吁作家的学者化，究竟多少人在响应、多少人在实行，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都很难说。今天我还想再补充一条，这便是对学者的要求一他们应该同时是一位思想者。在这个平庸的年代，这种想法也许会招来窃笑，只好由他去了。但当我面对着这一套充满人文关怀的着作，打开书页，为它那喷薄而出的锐利的思想力和批判精神所感动的顷刻间，使我对自己的这些想法顿然有了某种自信。
澳门文学研究的新成就
澳门社会的发展有一段相当长的不平常的历史。澳门文学在以往的长达四个世纪的发展中，受到这一特定历史时空的约定，也形成了它的有异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特点。对澳门自公元16世纪中叶以迄于今的文学加以研究和总结，不仅对中围文学的深厚博大的积蕴有更为深人切实的了解，特别是对存在于特殊环境中的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了解是必要的，而乱，对于研究东西方文化、文学如何在它的历史性运行中通过交流互渗进而造成融汇互补更有其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文学研究自进入新时期以来，在观念和方法上有了全面且跨度很大的更新，在学术空间的展开方面，也有了充分的推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重视了中国大陆以外的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文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态势的了解与研究。这就是我指称之为“大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理路。台湾文学史和香港文学史，甚至这些地区的各体文学史，近年来都有人在做，澳门文学的研究也有积极的幵展。现在这本《澳门文学发展历程初探》在千禧之年的出版，可说是澳门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束报春花。
郑炜明博士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澳门，是一位才识兼备的青年学者。这一本《澳门文学发展历程初探》，对澳门文学的历史作了清晰的梳理，对其性质和特征也作了客观科学的界定和描述，它的理论价值和所具有的开创意义是肯定的。前面说到，澳门文学的生长和发展，与澳门这一地区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这种“有关”，要而言之，首先是，澳门是一个港口。它面对海洋，背倚大陆，它既是商业和交通的港口，也是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港口。既是港口，则是商贸及各业人员来往频繁的地方，即在文化上也表现为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再就是，澳门作为中国的领土又曾沦为葡萄牙殖民地的这种身份，构成了澳门文学的另一特点：中国文化是这里的根，但又在数百年中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葡萄牙文化的影响，这种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和融汇，造成了澳门文学有异于其他地区文学的特殊气象。
文学发展的流动性，以及中华文化在它的发展中的稳定性，它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改造所造成的积极结果，构成了中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本书的写作，可说是紧紧围绕着上述有异于中国本土以及其他地区的特点而展开的。论及文学的流动性，香港也有，但香港地面较大，也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澳门则给人以始终总在流动的感觉。基于这样的文学特性，本书作者在界定何谓澳门文学方面，就写作的语文、作者的身份、作品涉及的内容以及发表与出版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标准。这方面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建设性。
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加强，澳门文学的研究在近20年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对之进行全方位的、多侧面的、系统的考察尚不多见。澳门以外的学者的加入，给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气象，但由于多年中断，使这种研究有“隔”的感觉。现在这本《澳门文学发展历程初探》是澳门学者写的，而且作者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澳门当代文学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因此，读起来并没有那种单从资料出发的着作所具有的隔膜感。本书这种给人以亲切感的气氛，特别是在叙述80年代以来这一时段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刊物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中如“澳门笔会”、“澳门日报镜海时期”等的叙述，都给人以“现场”的感觉。
本书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的工作。作者运用传统史料学的方式，考订了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中如从对妈祖阁赵同义刻诗的作者的时代与身份的考证，追述了澳门本地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最早年代，读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论文还引用了作者个人发现与收藏的史料，如40年代出版的刊物《艺峰》、《迅雷》等，显得弥为珍贵。本书对最早与澳门有关联的作家作品，也有相当精细的考订，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如最早的现代小说、诗、散文等，其间涉及郁达夫的小说《过去》、闻一多的诗《七子之歌》、冯骚的散文《舱中之夜》等。
从澳门文学作者的流动性以及澳门文学的多元性特点出发，本书在论述离岸文学、土生文学、澳门的葡语文学、以及澳门的其他外语文学等，不仅表现出巨大的涵盖面，而且还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上述这些内容过去一些着作曾有涉及，但多语焉不详，也不够系统。郑炜明的叙述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为我们展开了充满地域特色的澳门文学的丰富景观。这个工作应当说是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郑炜明勤学敏思，学问也做得扎实，是一位很有追求的青年学者。我早在80年代就与他相识，读了他的不少诗作，后来又接触到他的学术着作，觉得他的学术视野开阔，有很多独立见解，印象一直很好。1999年12月20日，我受中央民族大学之聘，担任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由五名各方专家组成，大家严格审查了他的论文，并对此作出积极的评价。论文答辩的进行是民主的、公幵的、也是透明的。论文答辩举行日，适值澳门回归大典，各位委员均真诚地向这位来自澳门的年轻学者致以由衷的祝贺。这对我本人也是一个难忘的经历。
值得称赞的治学态度
社会上的各行各业，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取决于许多主、客观条件。但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主观因素。主观因素中，勤奋是第一位的。拿做学问来说，所谓敬业，就是对学问要有敬怵之心，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不虚妄，也不讨巧，知是知，不知是不知，知多少是多少，不惨假，也不伪饰。做学问者能如此，距离成功的行标，就走了近半的路程了。才华是重要的，悟性加上才华，往往能使研究者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展现他出类拔萃的素质。但这些先天性的条件必须有勤奋做基础。人要不用功，不勤学多思，不强闻博记，不去作长期的、艰难的积累，再了不起的天才到头来也会是一事无成。
西郊夜活夕值得称赞的治学态度90木犁书系厂风雨文丛我的这些话，可谓是了无新意，很陈旧，但却是我毕生问学、求学、治学的体会，也是我在人生旅途上多方观察的心得。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可说可不说的话，现在在这里郑重地重复说出，是在我读了郑振伟的论文集之后的有感而发。我认为郑振伟就是我上面所肯定的那种老实做学问的人。他当然不缺乏才华，他原是一位充盈着智慧的年轻学者，但是，在他身上最动人的品质，却是除了才智之外的那种毫不含糊的、扎扎实实的做学问的精神。
认识郑振伟是在岭南大学（那时还叫岭南学院）的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当时我应邀在那里做研究。郑振伟是中心的一位成员，他一面工作，一面在读香港大学的博士学位。
我在香港的三个月学术访问，受到中心主任梁锡华教授的亲切关怀，在生活安排和研究资料等方面，更得到郑振伟周到而热心的帮助。这位年轻人的敬业精神，当时就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为了中心的行政工作，他几乎付出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一一编刊物，编书，协助中心主任做学术组织工作，事无巨细，他总是全力以赴。在港岛金马伦半山那座美丽的校园里，我和郑振伟有着长达数月的相处，就这样建立起了我们忘年的友谊。
这次郑振伟多年写成的文学研究论文要结集出版，索序于我。为了庆贺他的研究成果，也为了回应他对我的信任，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郑振伟这本文集，共收论文十余篇。从篇数看，数量并不算多，但涉及的方面却相当广泛：从儿童文学到旅游散文，从女性写作到史料考证，文集展示了广泛的学术覆盖面一小说、散文、诗歌批评、儿童文学、女性文学以及文学史研究和史料学研究。对比时下学界文章越写越长，书越出越厚的风气，郑振伟这本书是不甚起眼的。但我却很看重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作者面对学术研究的那种让人起敬的严肃精神。这本书中的每一篇都写得非常认真，没有一个题目不是精心准备、周密思考的结果他总是把研究学问当成一种很庄严的事来做。
在郑振伟的文章中，看不到丝毫的敷衍从事的痕迹。他熟读文本，对其中细节条分缕析，再佐以理论的说明。从每一篇论文来看，题目并不大，都是就某一具体作品或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这在一般人那里很可能是就事论事的，即就这一题目做开去，而不涉及或甚少涉及其他的地方，他却从不含糊。他总是以做大文章的办法来做自己确定的“小”
题目一这原是吃力不讨好的，但他却执意地毫不动摇地做下去。以关于何紫的儿童小说的研究为例，他通读作者的四部小说，近200篇。对每部小说的写作、出版、乃至再版的时间和出版社，都作了认真的考订。论文谈论的是何紫的儿童小说，但他却把论述放置在作者全部创作活动的背景中，乃至于整个的香港文学的背景中考察。这种以全面占有资料为前提，再从四围向着论题的核心逼近的方法，是郑振伟一以贯之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