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千万别小瞧哈尔滨道外的那些大杂院小胡同，那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前些年这个城市许多腰缠万贯的老板，都起步于那些个门面低矮，灯光昏暗的小店小铺。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在那儿掏的。这正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对本城三教九流无所不知的哈尔滨日报记者申志远，见我对老知青十分着迷，便热心介绍我认识一位“另类”，说是他家藏丰厚，财富特巨，港商为之动心云云。听说这位安胜利先生的寓所在道外区政府后身的东兴街，我前去拜访。热心的安先生跑到区政府门前迎接，我随其后进入46号那座普通居民楼的一套住宅，二屋一厨，大约有30多米平。说是住宅不如说是仓库，二间住屋和狭窄的过道里，从地下到天棚都堆积着资料图书，挂着绘画作品，还摆放着瓶瓶罐罐，还有各种雕像。真是令人目不暇接。
好不容易在床角挤了一个位置，我坐下来，定神观看，这十多米的屋里竟是一个大世界，那墙上陈列的有毛主席、周总理和胡锦涛同志的大幅油画，还有雷锋、金训华、张勇等时代英雄的画像。这其中，也有安先生自己的作品，他也是位出色的画家。再仔细翻看，这堆在地上、塞在床底、架在空中，装在冰厢里的都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有的甚至是价值连城的文物。在那间无法下脚的小屋里，我发现了那块“安胜利家庭文革党史资料收藏馆”的牌子，还有老省长陈雷题名的牌匾“文阁轩”和吴祖光先生书写的条幅：“得山水情其人多寿 晓诗画气有子必贤”。我还发现了崔永元书写的小祯：“收藏快乐的记忆 交换美好的感觉”。小崔是有感而发的，那次他慕名而来，在安家斗室逗留了三个半小时，对安胜利收藏的电影画册爱不释手，最后安胜利赠给他16本电影连环画，有《柳堡的故事》和《瓦尔特保卫塞拉热窝》等。他要给小安钱，可他坚决不要，小崔便为他写下这张条幅。在这间斗室里，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这回读者和我都明白了，原来申记者给我们介绍的这位相貌平常衣着寒酸的安先生是一位收藏家，而且是位很有名的收藏家。大凡收藏家都是很有钱的富翁，可惜这位安先生是位一贫如洗的富翁。听了下面的故事你就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了。
安胜利出身名门，家族为满族正黄旗，曾祖父为清未秀才，祖父安永凯曾任民国年间的北京密云县县长，在抗日战争时被日本侵略者逼死。胜利的父母虽然都是普通教师，但书画收藏颇多，“文革”中家里被查抄过两次，东西是用汽车拉走的，然后所藏的文化珍品全部付之一炬。父亲仰天大哭，自愧先祖。后来这位老实敬业的教师还身陷囹圄两年有余。其原因是被一个亲属举报，那人在京城为官，文革初期来家省亲，安家以酒宴相待，酒过三巡无所不谈，正直的安老师对学校停课，老师被斗多有微词。那位亲属回京后，在斗私批修会上合盘托出。这样一来安老师以反对文革、攻击领袖的罪名被抓，受尽折磨。二十年后，那位亲属曾来家谢罪，长跪不起。已经退休的安老师扶他起来，声言道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两人皆热泪长流。
父亲被抓，母亲每天以泪洗面。1968年11月，在那个格外严寒的冬季，高中还没毕业的安胜利领着15岁的妹妹安淑平下乡去了嫩江农场。被洗劫过的家里已一贫如洗，他和妹妹的行李都很单薄，两人只拿了一个脸盆。当时维持家庭生活靠小弟弟在垃圾堆里收拣装伊拉克进口枣的铁皮桶，砸平后卖钱。
安胜利，先被安排到生产队当伙夫，因为能吃饱饭，他干得特来劲。农忙时连班倒，他困得站着都能睡着。一次半夜他提着马灯回宿舍休息，走到半路，倒在柴垛旁竟睡着，那马灯里的火点着了柴垛，要不是被路过的人发现，他就葬身火海了。还有一次他下到十几米深的水井里捞桶，连续捞了16只，浑身冻得发抖，如果掉在井里也就没命了。命大造化大的安胜利，因为能写会画，被领导发现了，把他调到了四分场政工组。这回他有了用武之地，写大标语，画领袖像，刻钢报印简报，连写带画出板报，这些活他都干得很出色。这时，他又碰到了麻烦，哈尔滨派来的人提审他：“你父亲问题非常严重，他都交待了，就看你的态度了！你如果不说，就把你带走！”原来他们在哈尔滨找不到给安老师定罪的实证，想从他儿子这里打开缺口。安胜利嘴很硬：“我父亲是个好人，他没有犯罪！”这些人走时，给农场留下话：“这样的人怎么能在政工部门工作！”
农场领导心里有数，小安子是个好青年，这样有才能的人不用，用谁呀！领导安慰他说，你好好干！你爸你是你爸，你是你。我们想怎么用，他们说了不算。至今，安胜利还十分感谢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农场领导对他的信任。后来妹妹病退返城了，安胜利被调到了兰西县插队，因为一个亲属在县知青办工作，他想走曲线返城之路。在兰西县，他认识了一个叫孙嘉英的哈尔滨女知青，她是从长水河农场调到兰西县的红旗公社插队的。后来，他们俩都被调到县办工厂当工人。小孙的父亲在东北农学院当教授，她很爱好文学，诗写得很好。她常把手抄本的小说拿给小安看。那天，安胜利从箱子里给我翻出来当年小孙给他的“手抄本”，一本是《普希金诗集》，一本是《第二次握手》，都是用蓝沫水写在硬壳的笔记本里，字迹特别清秀工整。那本《第二次握手》后写的日期是“1975、8、30”。安胜利说，当时他们正在热恋，这两本小书，就是他们爱情的信物。当然这两小书，也成了安胜利最早的收藏品，现在他收集到的文革中的“手抄本”有上百本，而对他来说这两本是最珍贵的。1976年8月，安胜利和孙嘉英一起返城被安排到哈尔滨市物资回收公司当工人。当时，他们的心情就如同从笼子里又飞回蓝天的鸟儿，可他们想不到那蓝天上也有乌云和暴风雨。
回城的老知青都有一股“从头再来”的劲头，安胜利还是干写写画画的老本行，是公司须臾不能离开的人物。特别能干的孙嘉英还当上了纤维经营部的经理。他们在安家那间只有19平方米的房子里结了婚。家里分三层铺，老奶奶住顶层，父母住二层，他们住在地上只有5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幕之隔还住着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许在这样环境里只能叫活着，而不能叫生活。可他们活得很顽强也很幸福。1979年儿子出生了，他们给他起名叫“安居”，一个月后安老师被落实政策，分到了一间十几米的小屋，安胜利欢喜若狂，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了。
那时，安胜利又开始了自己喜爱的收藏。在“文革”中，他曾半夜起来到街上撕大字报，只因那字写得特别好，为此他曾被造反派毒打。在农场时，他曾利用在邮局工作时收集了大量的邮票，那时邮票上经常印着领袖像，工作人员怕犯错误，邮戳只盖在角上，那些邮票都崭新如初。回到城里后，一有空，安胜利就往南岗奋斗路的报刊门市部跑，那里也销售纪念邮票。那时小安和爱人都是每月40元的工资，再养一个孩子，生活十分结拘。可小安总花钱买报刊和邮票，开始小孙容忍了，后来看见他买就给他撕掉，如《地理知识》和《航天知识》就被她撕掉了。没办法，小安向同事借钱，后来大家都不敢借给他了，怕他两口了闹矛盾。其实，小孙比小安还爱读书，可吃饭更重要，作为家庭主妇，她只能紧衣缩食。
那时，安胜利所在的道外正进行棚户区的改造，开始了大规模的动迁。这样一来，所有的街道都成了旧货摊。准备开始新生活的父老乡亲们，要抛弃一切旧时代的物件。在别人眼里的垃圾，在安胜利眼里都是宝物。特别让他心里难过的是，当年制造了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毛主席的画像、着作、像章、语录本和印有领袖形象和语录的物品在街头堆积如山。而在当年，对此有些许的损坏，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要被判罪的。也许出于一种崇敬和热爱，也许是为了某种纪念，他开始大量地在旧货摊上收集有关领袖和文革的各种纪念品。
十多年下来，安胜利的收藏品就十分惊人了。如各种版本的毛主席着作就有一万册、毛主席语录一千余本，最早的有1946年大连出版的毛主席着作。他收集的毛主席雕像100多尊，有瓷的、铁的、铝的、玻璃的、石膏的，有立身的、半身的、有背手姿的，也有挥手姿的。最早的是一尊1952松江省作为篮球赛奖品的毛主席石膏像。他收集的毛主席像章有3000多枚，质地有钢、铜、铁、铝、镍、岫玉、五彩玉、陶瓷、玻璃、木、竹、橡胶等，最大的的一枚直径30厘米木制的，最小的一枚是1·3厘米不锈钢的。最珍贵的一枚是别在一块红布上的毛主席穿军装的瓷像章，红布上写着：“忠于毛主席，国庆19周年纪念。六八年十一，国庆十时见到毛主席，在四川观礼台。我在后二排74号。当时共发170枚像章。成都革委会张震。”安胜利还收集了文革中出版的报刊1000多种、图书1000多册、唱片800多种、宣传画100多种，传单等印刷品更是无计其数。
为什么收藏如此之多的“文革”资料？安胜利说，是对巴金老先生要建文革博物馆的一个响应。他想告诉后人那场不可思义的疯狂、残忍、荒诞无稽的“运动”是怎样由伟大英明的领袖亲自发动，而我们勤苦善良的全国人民是怎么自觉半自觉地卷入的。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怕揭开自己的伤疤的，痛苦中的反思会让我们觉醒。现在看来没有“文革”的倒行逆施，是不会有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进步的。安胜利身在斗室的大思考，终于被更多的人认可。他小小的家庭“文革”博物馆创办十多年来，吸引了许多观众，其中有饱经文革磨难的高官，也有着名的学者，有收藏界的大腕，更有普通的学生。他们被一个平凡人的非凡创举感动了。安胜利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他收藏的范围从“文革”发展到党史，从党史政史，发展到近代地方史。特别是他收藏的日伪时期的资料特别丰厚，大到当时中国地图、记录“满洲国”风情的画册，小到“良民证”、“劳工证”。这都是研究哈尔滨人文历史的宝贵资料，更是揭露当年日本侵略暴行的罪证。
也许更宝贵的是安胜利追寻历史，抢救文物的痴迷精神。为此他几乎倾家荡产了。有一次孩子发烧，爱人给他钱去买药，安胜利走到北九道街时，发现地摊上摆着那套1949年出版的毛主席着作，经过讨价还价，物主要100元，他看自己手里的钱不够，又跑到附近的朋友家借了8元钱。他如获至宝地跑回家，给孩子买药的事全忘了。又有一次他在地摊上发现一册《满蒙写真集》，这是一个日本着名摄影家，受总理大臣之命在中国拍的一套反映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人生活境况的画册。他当即买下，听说还有几本让另一个藏友买去了。他立刻坐上70路汽车在红旗小区找到了那个人，人家要1900元，经过商量最后降到110元。安胜利马上回家取钱，当时爱人得病正要去住院，手里只有1000元，结果都让他拿走的。后来爱人从父母那里又借了钱才去住院。还有一次他发现一个人有16麻袋的资料要卖，他粗略地一翻，竟在其中发现了一套康熙年间的“梅花谱”、一套民国年间出版的64卷本的由袁了凡和王凤舟批注的“史记”，还发现了一套明朝木刻版的《西游记》。他激动得心直跳，人家开出了数万元的价格，安胜利跑回家和爱人商量，要把自己的住房卖掉来买这些东西，后来因为爱人和父母的坚决反对，他才作罢。如今，安胜利还在后悔，认为这件事他收藏史上的一个失误。
其实安胜利也是一个顾家的男人，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为了给妻子看病，为了给孩子买奶粉，1979年他曾把“文革”中收藏的邮票卖掉一洗脸盆，5元钱一斤，一共卖了17元钱。那时他才明白了什么是忍痛割爱。后来那个买的邮品的藏友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不但说出了自己的喜悦，还以赢家的口吻道出了安胜利的目光短浅。
对于失去那些今天能以万倍以上价格出售的邮票，他心里很难过，但并不后悔。他永远对自己的妻子――那位患难与共的老知青怀出深深的愧疚。也许他们的生活太清苦了，也许因为自己对她关心的太少，也许他没有钱给她更及时更有力的治疗和抢救，孙嘉英于是2000年2月28日因肝病去世了。当时儿子刚上初中。去世的前几天，她冒着风雪跑去到大庆，把自己这么多年攒下的几万元给了姐姐，告诉她在自己儿子结婚时用。她说，不能给胜利，有了钱他就会买文物！在临终时，嘉英拉着他的手说：“你可要对儿子好，他是我们的希望！要孝敬父母，他们为我们操心太多了！你搞收藏我不反对，适可而止吧！”当时安胜利抱着妻子大哭，边哭边说：“放心吧！我听你的！你可不能走啊！”在场者无不落泪。
可以告慰妻子的是，安胜利已经把儿子培养教育成人，还是应了吴祖光先生的那句话：“晓诗画气有子必贤”。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儿子在一家数控集团当电气工程师。更可喜的是，他也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儿子，那个可爱的小孙子的照片就挂在孙嘉英的照片旁边，他那灿烂的笑容，为这间昏暗沉闷房间投进一缕温暖的阳光。
已经下岗十多年的老安在街道上当治安员，无论早晚都要戴着红袖标在街上巡逻。每月600多元的收入，让他过着清淡的日子。他本来可以过上富足的日子的，1996年一位企业家朋友要出12万元买下他的收藏，他没有答应；后来又有日本人和港商要出30万、40万收购他的藏品，他都谢绝了。他说这些东西是国家财产，也是我的命，不能卖！他还忙着自己的收藏，正筹备办一个知青文物展，今年不正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40年嘛！他最犯愁的是，这个越来越满的屋子已经再也装不下更多的文物了，他已经捐给博物馆一部分，还想捐。
说起自己的近二十年收藏生涯，安胜利说：“我就是好玩，是八旗子弟的遗风吧！每天翻看自己这些宝贝，只有快乐，没有烦恼！”我说：“你玩得太好了，太大了！在老知青中你可是个仙呀！”
可惜，我的字写得不好，否则我会为他写一幅字，也挂在他的屋里，是刘禹锡《陋室铭》里的话：“斯是陋室，惟吾德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