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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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两地书――437

那是个“见字如面”的年代,远在他乡的人们的感情交流、信息传达都是通过书信。打长途电话和拍电报,只有在紧急情况才不得不使用的联系办法。当年的知青,是把写信当成最主要的精神生活的。无论文化高低,哪个知青不写信!每当收工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爬在炕头,铺一张白纸,此刻他们的快乐和苦恼、幸福和痛苦、思念和向往都涌上心头,流泻纸上,只觉得情长纸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们远方的亲人在盼着他们的信啊!也许比“家书”更珍贵的还有“情书”。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咫尺天涯,没有眉目传情和肌肤之亲,书信是表达爱情惟一的形式。

有这么一对老知青,原来是同学,后来是恋人,再后来是夫妻,他们在1968年到1977年间靠通信保持着联系,交流着思想,发展着感情。现在他们要把千方百计保留下来的437封书信结集出版,这是他们的两地书,也是他们的十年情。

我是从哈尔滨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热心的徐总编为我提供了这对夫妇的电话,我约好要去采访,他却先登门造访了――带着他们的书信和故事。没想到我们是同年生同届学,还是没见过面的文友――哈尔滨学院中文系教授崔积宝。说起他和夫人李桂茹的爱情也颇有戏剧性。他是哈尔滨8中老高三的学生,小李是这个学校初二的学生。他们相识于1967年的文革中,那时在“从头越”战斗队的小李到“只争朝夕”战斗队来借油印机,崔积宝热心帮忙,他发现这个小女孩儿,不仅长得精神,还刻一手好字。后来家住道外南十二道街的小李,经常在上学的路上碰到家住北九道街的老崔。他记得她总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绿条绒上衣,她记得他说话慢声细语,很有意思。他借给她一本何香凝题名的《秋谨集》,到她家取书,正赶上卸拌子,他帮着干了一下午。小李的父母特别喜欢这个热情的小伙子。

第二年的11月,他们都到兵团下乡了,崔积宝到了到了35团,李桂茹到了39团,虽然都在虎林――当年王震将军率领转业官兵建设的农场,却只能通过书信联系。这样,他们的“两地书”开始了,当然是崔积宝先写的,不过不能直接寄给小李,而是先寄到哈尔滨的李家,再由家里转给39团的李桂茹。这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不想让人发现她和男同学通信。因为团政委已经在全团的广播大会上说过:“你们小小的年纪不能谈恋爱,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边疆!”小李是个要强的姑娘,她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闲话。然而爱情会像植物一样自然的生长,是压抑不住的。有了爱情必然要表达,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小李给老崔的信是可以直接寄给他的,他不怕别人的议论,这方面他更勇敢。我看到了小李1968年12月25日写给老崔的信,全信的第一句是:“首先让我们身在边疆共同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信的开头是:“崔积宝同学:你好!你现在一定在紧张而愉快地战斗吧!”最后一句是:“今后,让我们共同在毛主席开辟的红色航道上奋勇前进吧!”信的中间介绍他们连队反右倾运动和他们正进行的排水、伐木和打石头的劳动,还列了一张他们从早上5点钟起床到晚上21点熄灯的作息时间表。我以为这封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书信是有文物价值的。

为了每封信的安全到达,崔积宝颇费心机又不辞劳苦。那是一个没有个人隐私的年代,私信被人拆看或被上交领导,是常有的事。老崔每次都要从新建的边远连队走上十几里,把信直接投到当地邮局的绿邮筒才能放心,因大雨如注被浇成落汤鸡的事儿多次发生。一次在风雪迷蒙的“大烟炮”中迷了路,差一点没被冻死在荒原里!老崔回忆说,那时的日子都是在对她的每封信的期盼中熬过的。在地头休息时,他躺在地上对着蓝天发呆。“寒雁只衔芦,何曾解寄书。”“雁来书不到,人静重门悄,一阵落花风,云山千万重。”那时他才真正体味了这些诗句。

然而好事多磨,他们的“两地书”却因为一件事中断了!思家心切的崔积宝决定1970年5月要回哈探家,可革命热情正高涨的李桂茹不想因探家耽误工作,那时她已当上了班长。老崔为小李的父母出了主意:给她发一封电报,说家里有急事,连队肯定给假!就这样在崔积宝回到哈尔滨几天后,小李拿着电报急匆匆地赶回来了。当她知道这是她所尊敬的老同学崔积宝制造的“骗局”,大为恼火!她气得两条小撅撅辫儿朝上了天,不管崔积宝怎样解释和检讨,她都不谅解。几天以后她就回团了,再也没给老崔写信!也许她要响应领导的号召集中精力工作,也许她感觉她的这位老同学不够阳光,不够进步!

这时老崔没有放弃对她的爱,他更爱她的单纯、真诚!然而他给她的信,泥牛入海无消息。他把对她的爱埋在心底,投身到建新点的艰苦劳动中,他时常仰望天空等待鸿雁传书。“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这首黄遵宪的《今别离》就是当时崔积宝的心情。

1971年5月,老崔终于等来了李桂茹的来信:“首先检查我自己,当时的态度和一系列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我希望我们还能恢复和保持以前的那种正常的通信联系。”这正是崔积宝求之不得的,他马上给小李回了信,表达他对友谊的渴望,倾诉了他一年中默默等待的心情。他们又恢复了老同学间的通信关系,不过他注意到了她的来信中把“崔积宝同学”的“崔”和“同学”三个字去掉了。老崔说,那个时代的爱情就是这么循序渐进。慢慢积累的爱情如根系很深的大树,是经得起大风大雨的。

1972年,他们相约一起在哈尔滨过春节。老崔和小李先后回到了家乡,回到亲人的怀抱中。亲情中滋生着爱情。书信中他们千言万语,可见了面却都红着脸不知说什么好。勇敢的崔积宝一夜无眠,给小李写了封信,那信上只有一句话:“亲爱的桂茹,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在他们就要结束假期返回兵团的前二天,老崔终于盼来小李交给他的信,那上面也只有一句话:“积宝,我是永远属于你的!”看完信,老崔激动地要求要和小李握手,她脸红了,但没有拒绝,两个热恋中的年轻人的手第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两天后,小李先走,老崔到车站送她,又提出再握一次手,小李笑着说,算了,我不习惯!几天后,老崔也回团了,他们的“两地书”更热烈更经常了。从此信上的称呼都加了“亲爱的”了,信的最后又加上了“吻你”的字样。这是他们继“握手”之后的新目标。年轻的读者可能觉得这爱情的节奏太慢了。可老崔觉得这样的节奏才韵味无穷。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

1973年夏天,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招收大学生了。老崔和小李的爱情又面临着考验。那时老崔所在的连队推荐了他,但领导不愿意放走他这个连队骨干。不过也答应,如果他的女朋友推荐了,也让他走。老崔急着给39团的小李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被推荐?正好昨天晚上和小李要好的副指导员告诉她,根据群众的推荐,又因为她工作特别好,领导已经决定推荐她上大学。遗憾的是,这个电话被人偷听了,有人发难了:为什么还没有公布就提前告诉她,还约定和男朋友一起走,她入学动机不纯!结果,小李又下来了。而35团那一面,老崔因为对象被推荐了受到了照顾――他上了鸡西矿务局的师范学校。虽然学校并不理想,但总算是上了大学。来自39团小李落选的消息让老崔后悔莫及,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小李写信,让她坚定信心等待明年的机会。然而不幸接踵而至,第二年,小李没有过连里群众推荐这一关;第三年,连里这一关过了,到团里被挤下来了;第四年,连里、团里的关都过了,在师里被挤下来!

四年,对一个年青人是多么漫长的日子,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这四年里李桂茹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泪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彻底的绝望了!她决定自己承担痛苦,不能拖累崔积宝了。1976年11月22日,她在信中向老崔宣布:“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了吧!”“是你,使我感受到爱情的温暖。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必须正视它。希望你不要想不开,尽快在你的学校里选择一个志同道合,你所满意的人。在此我预祝你永远幸福!”11月27日,崔积宝收到小李的信,马上回信:“拆见你22日信,心如刀绞,我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情,跑到邮局,我怕你等信,写了电文‘你22日信大错,我极痛心,请等信’拍出,想已收到了吧!”接着他在信中批评小李的错误的决定和对自己感情的伤害。12月1日,李桂茹来信说:“看到了你的信和电报,我知道你难过痛心,生我的气,我后悔这封信不该发出,太伤你的心了,我愿意接受你的责备。但是,你信中有些话是冤枉我的,要知道,我那封信实在是违心的!我深深了解你那颗赤诚的心,我也知道你是深深地爱我的,我又怎能没有你呢!可是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我们的结合为什么这么难?难道是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吗!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残酷呀!”这封滴满泪水的信,现在看着还让人心酸得动容!

还是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精诚所致,金石为开”。1976年的12月,老崔和小李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小李被招工回哈。她先给老崔发了电报:“已定29日回哈”。崔积宝在这张电报上写下:“今日见电报,几欲仰天笑。八载抑郁郁,一下豁然了。”有情人终成眷属。1977年7月,老崔和小李结婚。第二年底,老崔也从鸡西矿务局师范学校调回哈尔滨4中当老师。这之后他们的两地书不必写了,可人生的故事还在继续下去。小李分配到省电力局所属的送变电公司工作,当过油工、保管员,30多岁时开始学打字,后来被调到省电力局史志办当编辑。老崔又到哈师大先读了两年本科又接着读了两年古代文学的研究生,现在哈尔滨学院工作。1978年他们已经有了儿子,生活十分艰辛,做一锅二米饭,全家吃几天,为了省钱,中午,上学的老崔总是回家吃饭,骑在自行车上,饿得全身都在颤抖。如果没有老岳父每月补助5元钱,到月底他们都揭不开锅!

苦难已经成为昨天,在享受幸福的今天,不敢遗忘昨天。老崔夫妇最大的心愿是早日出版他们的“两地书”。“那是两个生命在十年间的历练,两个灵魂在十年中的物化。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细节,那么多心灵深处的话语,那么多灵与肉的悸动与震撼。”老崔还对我说起马克思的话:“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人的存在”,“人们的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为他们未来的书起了个名:《个人的时代历史――一对老知青的437封两地书》。

我问到了他们的儿子崔常丰――那个在武汉大学读完法律学士,又在香港大学读完法律硕士,现在香港的一家律师所工作的小伙子。他颇有“乃父之风”,在学府书店买书时和一个也是法律系专业毕业的美丽女生一见钟情,今年他们已经结婚去香港定居了。在网络时代,他们大概不会写那么多“两地书”,当然也就不会有十年苦恋的痛苦了。

他们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