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给五十多万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厄运。我曾问我的一个打成右派的本家叔叔反右运动给他造成了什么影响。他痛心疾首地说：毁了，全毁了。事实上他的一生都毁了。二十多年的改造且不说，改正后没有好的工作也没有称心的婚姻，最后孤独而死。这几乎是大多数“五七人”的命运。
这是对个人而言。那么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呢？我在《中国一九g五七》后记中说：反右是中国走向极权的开端，而开端的意义总是非凡。
“文革”是被彻底否定的运动。这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在所有政治运动中，“文革”又是最复杂最怪异最让人难以言说的一个。出现的“大民主”虽然短暂，但却让国人对民主有了尝试，像一场民主的启蒙。另外，正如那句“文革是触及所有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的说法，福祸消长人人有份，各阶层的人都吃了苦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倒显出了某种“公正性”。
有人在谈到历史时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教科书上的历史除了时间和地点是真实的，其余都是虚假的。这么说或许有些绝对，但就我们所知而言，我们的历史确是一个被“打扮过的小姑娘”。
因此我觉得，在历史学家失语的情况下，作家不能漠然置之。而文学对于历史的呈现与诘问，小说应当担负更大的责任。这也正是文学“寻根”之所在。
在写完《中国一九五七》之后，我本想将一直写着的历史题材继续下去，因为有些方面虽曾涉及到，但不宽阔也不深人，如前面提到的土改和“文革”。但不知什么使然令我一改初衷，将目光转向了现实。开始了现实题材的写作。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泥鳅》就是。
现实题材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冒险。当然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写作。
表面看来，写“现实”要比写“历史”便当得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嘛。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亲历也好，道听途说也好，许多“资源”可以直接进人创作中，省事省力呵。但事实上并不这么简单，还得要看你如何面对现实。只要你是个严肃作家，怀一颗真诚的心写作，你就会发现“现实”比“历史”沉重得多，让你托举不起，假若一意孤行，会折了你的腰。
现实是什么呢？这似乎是个愚不可及的问题，人们会齐声回答：现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嘛。正确。可再问一句：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这恐怕就不会众口一词了。
现实世界只有一个，但对于不同的人却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在一些人眼里世界是温暖的亲和的，是天堂，在一些人眼里又是冰冷的浄狞的，是地狱。人们对其的好恶自是从自身的利益位置出发，存在决定意识嘛。那么有没有一类人能超越个人的局限，而能持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来审视眼前这个世界呢？有。这类人便是知识分子。国外有一种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关心并讨论公共事物、代表社会良知、超越所有个别集团的利益的一类人。既然超脱了自身又代表了社会良知，理所当然要对“公共事物”发言，好则说好，孬则说孬，同时还要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对黑暗的东西进行批判。赛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中，同样有“批判精神”这一条。对文学而言，也许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批判的武器可以“刀枪人库”，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变成了“君子国”。但这一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有了这样的背负，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作家的写作就变得“不能承受之重”。
这在于对现实的认知与“规则话语”存在严重的不一致。
“现实难道是这样的吗？”这由来已久的诘问至今还回响在写作者的耳畔。
作家当然清楚现实是怎样的。但又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真实的反映现实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
答案自不难做出，于是大家学会了“规避”，懂得把握“尺度”、“傻大胆”们试探着打出“擦边球”，却又为之惴惴不安有人说从未感觉到外部环境对创作有什么限制，如果真是这样，那可真是个大内高手。
为作品的真实而奋斗，成为许多作家心中的一个结。
我在一篇《真诚能够走多远》的文章中说道：写作一部作品首先将真诚、真实的问题提出，这本身便是种很荒谬的事情，与文学创作的本质相悖，情理不通。也正是这种情理不通，困扰着当代文学及其写作者。真诚、真实成了一件费斟酌伤脑筋的事，无奈只好将商业促销的“打折”手法用在创作上。将现实生活打上几折，于是“生活真实”就成了“艺术真实”。作家面对着现实，再面对着自己的作品，有谁能坦言自己没有打折？这是一种集体的游戏，也是一种集体的无奈，也差不多是当代文学的现状。
这是我写作《中国一九五七》时发出的感慨。
话题回到《泥鳅》。
《泥鳅》的故事可以说是发生在当代都市大街上。大街是个有目共睹的地方。
现今人们看到的都市大街可谓是今非昔比：马路宽阔、高楼林立、绿化加亮化、白天和夜晚皆五彩缤纷……
但真正的“现实”并不在大街上。
粉碎“四人帮”时有句形容社会状况的时兴话叫“积重难返”，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叫“与时俱进”，社会的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前进着，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实在不容乐观。
最严峻的问题是社会的公正性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
曾听人说过这么一句话：问题不在于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而是有人挣钱太容易，有人挣钱太难。
我们不时会在媒体上看到对某某精英的如此称颂：说他靠几百、几千元起家，几年后便成为亿万富翁。骄人的业绩呵，然而从经济学来分析，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除了他开办的是印钞厂，而且是给自己印钞票，否则便不可能“发展”这么快。这就不由得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想问题。这种经济神话是怎么生成的？意味着什么？
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煤矿爆炸炸死人（接连不断地发生），当地官员参与对上级的欺骗，致使焚尸灭迹的事情发生。再查，却是官员从矿主那里收受了贿赂，他们沆瀣一气，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顾。
权力对利益的浸淫，就是通常所谓的寻租。
专业人士对“寻租”的解释是：寻租行为是寻找直接的非生产性利益，通过政府（权力）影响收入和财产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力来实现某个人和某个集团的利益。
不用这么拗口。说白了就是钱权交易。
乔治·萧伯纳早在192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需要注意的是分配制度。如果分配制度出了差错，那么宗教、道德、政府等，一切都会跟着出问题。萧伯纳真是有先见之明。
有权力与利益的存在，这种互通有无的“分配”便必不可免，问题是法律是否提供有效的遏制。《泥嫩》中的一个小老百姓说过这么一段话：无官不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啥都贪？不在于榜钱容易，而是榜钱的风险太低。有人打比方，说贪污被抓的几率与出门遇上车祸的几率差不多。所以就不害怕。谁会因怕遇上车祸不出门？
低风险的无所顾忌地侵吞让中国人一点招都没有。只期盼能从反腐小说和反腐影视中多走出几个清官以兴利除害。
“寻租”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也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妖魔化”。翻开每天的报纸你可看到各种见利忘义的丑恶事情发生，腐败、制假、图财害命。无奇不有，耸人听闻。有拐卖儿童者，卖红了眼最后竟连自己的孩子都卖了，真是旷世奇谈。老百姓对这一切似乎已经习惯，见怪不怪，在看过这些报道后安然入睡。
安睡者似不应包括作家在内。
文学究竟应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回避？沉默？如此文学就真的变得“优雅”而“高级”？
话题再回到《泥锹》。《泥鳅》写的是社会的一个疼痛点，也是一个几乎无法疗治的疼痛点。表面上是写了几个打工仔，事实上却是中国农民问题（在校对此文时看到《中国作家》2002年第七期发表的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农民问题可谓是触目惊心）。现实情况是农民在这半个世纪里经历了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承包责任制等一个个阶段后已经濒临困境。土地减少，负担加重；粮价低贱，投入与产出呈负数；还有农民深受村霸、地霸加官霸的欺凌压榨。农民在土地上已看不到希望，只好把眼光转向城市。据说全国的农民打工族有一亿之众。
其实农民进城并非始于今天，这一现实状况由来已久，不足为怪。我的父亲在解放前离开村子到大连当了店员（也是外出打工）：但那时候的情况与现在迥然不同，我父亲从放下铺盖卷那一刻起就成为一个城里人，无论实际上还是感觉上都和城里人没有区别。而现在乡下人哪怕在城里干上十年八年，仍然还是个农民工，城市人不肯接受他们。用之，又拒之于千里之夕卜：青岛有家报纸登出一个市民的建议：在公交车上将城市人和乡下人隔开。理由是他们身上脏、有臭味儿。看后我怀疑又回到上个世纪种族隔离的年代。我写了一篇名为《泥鳅也是鱼》的短文（那时我刚刚写完《泥鳅》），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想先向提出（包括赞成）在公交车上将打：1：者隔离的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把你们的建议再推进一步，一不做二不休，将打工者全部“隔离”出这座城市，那么城市会出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不妨想一想，描绘一番。我想，首先所有的城市建设都要停下来，绝大多数工厂要停工停产；公共事业、服务行业要陷人瘫痪；生活将出现无法解决的困难：吃不上菜，喝不上奶，电断了没人接，电梯坏了没人修，下水道堵了没人疏通，草坪干枯，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城市一片狼藉，臭气熏天……这只是有限的想象与描绘？实际情况甚至比这要严重得多。
现实情况是打工者离得开城市，而城市已离不开打工者，城市已在很大程度上对打工者产生了依赖，只是这种依赖人们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不愿予以正视。
我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有这么句话：每一座“五七人”的坟墓都是一本书。也可以这么说：每一个打工者都有一份血泪辛酸史。《泥鳅》中写到的不过是九牛一毛。
《泥鳅》不是凭想象杜撰出来的作品。它有着真实的生活基础，作品主人公国瑞“发迹”最终让他送掉性命的案件，生活中确实发生过。真实情况远比《泥鳞中写到的“传奇”得多。“那个人”当上了“老板”，出人坐高级轿车，而真正的老板却是给他开车的司机。正是这个“司机”最终将他送上不归路。“传奇性”达到作家虚构不出来的地步。批评家一贯拒绝文学作品的传奇性，认为这会破坏了文学的纯粹性。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传奇，一出久演不衰的荒谬剧。
《泥揪》是为农民写作？如果有人这么认为，我想我不会反对。
再进一步说，我认为我是怀着深深的情感来书写他们。当我看到背垃圾的民工从豪华饭店自惭形秽像小偷似的匆匆溜走，我的心感到疼痛，我为他们鸣不平。我不认为这些是矫情虚假的情感，尽管有人觉得在现今这“欲望”年代里什么“正义”、“怜个”、“同情”之类俱有些“可疑”。
的确，人们已不再信什么了。不相信自己利益之外的任何东西。
在《泥鲍》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几个打工仔在人民广场过夜，发现他们认识的一个作家住在前面的一座高楼上，其中的一人问作家在高楼上能不能看见露宿街头的他们。讨论的结论是：大概看不见，因为广场太暗了。
中国许多要命的事情恰恰就发生在暗处。而暗处成为文学的盲点。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字眼叫“职业化写作”。许多作家不认可职业化写作。我想是对的，但有一点，作家的职业角色却是笃定的，这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作家也不必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不是说作家比老百姓“高级”到哪里去，而是作家毕竟可以做一些百姓做不到的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说：我们不要小看了自己，因为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你已经充当了那些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只要通过倾听并且让他们的声音在你的书中占据一些篇幅，就是一种功德。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文学的“功德”。
话题再回到现实。
文学与作家所存在世界的关系，我想，这是作家必须面对又必须较真的问题。其实也是再清楚不过的。还是纳丁·戈迪默说得全面：“我们（作家）对世界的影响，在于使这个世界更富有人性，尤其是就狭义的解释，就政治影响而言，应当如此。”她又说：“很难说现代社会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对统治者的政府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且能够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直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而且起作用更持久，更潜移默化。”
用戈迪默的这段话作为这次讲演的结语，在于它符合我的文学理想，这就是，一方面文学应该具有意义，以此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发挥作用；另外，文学又不是政治口号，不是粗糙的批判书，也不是万能药。而戈迪默没具体说的“另外一种方式”，我想那是文学的感性与灵性吧。
我写作的通常的情况是：理性在前，感性在后。也就是理性思索，感性写作。一旦进人写作，理性就要撤出，进人艺术的感性天地，让想象张开翅膀，让人物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发展。作家不参与价值判断，让读者自己从作品中获得感悟，我执拗地认为：让理性与感性在一部作品中“鱼与熊掌兼得”当成为一种可能，且已被古今中外经典巨作所证明。于是我要说：我心目中的好小说，一是要有（思想）重量，再是要有（艺术）光泽。人世间什么东西具有这样的双重品质？是黄金和钻石。而这两样东西又着实是稀罕之物。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