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玉琴，尤凤伟
尤凤伟自“新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在崎岖、泥泞的文学小路上，并最终在90年代以“土匪”、“抗日”题材的系列小说赢得了文坛的青睐，被誉为当代文坛最会讲故事的作家。尤凤伟的创作题材极为广泛，除了“土匪”、“抗日”题材之外，在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农民问题以及现代化城市方面也都有重大突破，《中国一九五七》、《泥鳅》等都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特别是《中国一九五七》曾获200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一位。于2007年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衣钵》是尤凤伟创作历程中的又一标志性收获。
尤凤伟是一位相当注重文学审美性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深沉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作家，特别是2000年以后，他愈来愈走向了社会、文化批判立场。他的创作历程对当代文学的发展颇有启发性。最近，就尤凤伟作品中的历史感、现实性、历文本价值以及本人创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走访了尤凤伟。以下是具体的谈话内容。
姜玉琴：您是山东牟平人，我的老家是山东龙口，我们都属于胶东人。在人们的印象里，胶东人特别朴实，心直口快。看了您的小说，特别是和您面对面交谈时，觉得您的身上仍保留着这些特点。
尤凤伟：这是优点还是缺点？
姜玉琴：当然是优点啊。
尤凤伟：以前是这样，现在可难说？
姜玉琴：我一直在关注您的小说创作，总的印象是：您自始至终坚持真诚写作，尽显批判的锋芒。最近读了您新发表的长篇小说《衣钵》及《一九四八》，颇有感触：对您个人而言，我认为是您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对整个当代文学而言，这两部小说对题材和人物的处理都有很大的突破，请问您怎样评价自己的这部新作？
尤凤伟：自己真的不好评价。作家没有不自负的，没有不觉得自己作品好的。但事实常常有误。
姜玉琴：我感觉与那些有意或无意忽视“过去”的作家相比，您有着强烈的历史情结；与那些“无现实”，或者说有意识地把“现实”剔除出去的作家相比，您又有着强烈的现实情绪，《依钵》及《一九四八）是这两方面完好结合地体现。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促使您进行这类具有深刻社会性作品的写作。
尤凤伟：这个话题一说就会枯燥，可也无法回避。我自始至终认为，社会性是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元素，音乐可以没有社会性，绘画也可以没有，但小说（包括诗）不能没有，古今中外所有伟大小说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像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认间喜剧》、托尔斯泰的《复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当然还有中国的鲁迅。读他们的作品，能够使我们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怎样形态的社会中，还有他们心中对那时代的感受与态度。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一部《哈里·波特》全球发行数亿册，一部《指环王》获数亿美元票房。这类被我称为“美国玩法”的文艺作品基本上是抽去了“社会性”，却也是佳作，大受欢迎。这说明，当一个社会达到了某种文明程度，尖锐的东西变得隐性，人们都觉得可以这么过下去，别无他求，除了偶尔闹一下老板以期长点工资，剩下的就是玩，玩得舒心玩得别出心裁，就好。而我们这里，可惜还没到达这一步，“初级阶段”初级在哪儿？一是经济落后，二是民主落后。社会问题多多，大多数国人生活在艰难窘迫中，基于这种情形，那种“美国玩法”不适合我们的国情。
姜玉琴：我注意到近些年来您不停地强调作家的责任感问题。人们为了表明其“先锋”都尽可能地回避这类话语，而您肯大声地说出来，这使我想起了“皇帝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如果说过去对您执著于写现实的热忱还有所不解的话，那么现在我明白了。这样做，有些耶稣受难的意味。是啊，作家都集体对文学的责任感、社会性持有避恐不及的态度时，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正常的一件事。
尤凤伟：我觉得当代文学在观念上存在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叫“超现实”。很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掉下去了，社会生活无论是怎样一种形态，都看不见了。
姜玉琴：这种看不见可能是真看不见，也可能是假装看不见，还有可能是视而不见。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不去深度关注社会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作为作家，包括批评家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底线。在此穿插一句，我不同意作家高人一等的说法，同样也不同意作家就是老百姓的说法。作家，包括批评家，也可以说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层的主要特征是：要有勇气面对自己所存身的社会，哪怕这个社会是严酷的。
尤凤伟：说到现在社会的严酷性，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毒奶粉、毒蔬菜、毒鸡蛋……让人不知道什么可以安全人口。特别是人心之变。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叫“道德滑坡”，不是滑坡，是颠倒。最严重的是公器私有。官员大面积贪污，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刚爆出北京市副市长贪了一千多万，苏州副市长受贿过亿，被判刑都喊冤叫屈。广东一个交通厅长说到自己的贪污振振有词，说钱他没收，是给了他儿子，因此他没犯法不能追究，荒诞不荒诞？一个检察官讲他查办的几十个贪官里，只有一个没养情妇，其他个顶个都养，最多的养了十三个，还美其名曰XX十三钗。糜烂不糜烂？所有这一切，找不到任何适当的词语来形容。
姜玉琴：毕竟文坛上还有像您这样不愿沉默的作家。不知您注意到没有，在所流行的批评术语中有个“底层文学”的概念，从您的小说创作看，有很大一部分是描写、反映底层社会与底层人物的，是否可以把您的这部分作品归结到这上面来？对这个“底层文学”的命名您有什么看法？
尤凤伟：我是不大赞成“底层文学”这个概念的，还有什么“打工文学”。我想底层叙述应包含于现实主义文学之中的，有人将“底层文学”说成是现实主义的深化，似乎有些牵强。而且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底层文学”具有粗糙、激烈的品性，以使其成为艺术上的等外品，也是颇有偏见的，如同对现实主义的态度一般。
姜玉琴：您的具体创作情况似乎有些复杂。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我认为您不是一味依赖自我经历或自我经验来写作的作家。
尤凤伟：您的感觉很对，确实我的写作不怎么依赖“自我经历”和“自我经验”，原因之一，我的个人经历比较平淡，没有大起大落，除了大饥荒那年挨饿记忆深刻，再就没遇到什么磨难。后来我想，自己是掉进严酷现实的“夹缝”中了，“土改”时是怀中的婴儿；“反右”时是天真少年；“文革”时在部队当“革命战士”。“复员”回地方后，又当上了领导一切的“上层建筑”，再后来进到文艺团体当编辑、搞写作。我没像众多遭受苦难的作家那样被打成过“反革命”、“右派”、“5·16分子”什么的；也没有上山下乡，没支边、没南下与越南人打仗，人家受苦受难的时候我还过得挺安逸的。自身经历不值得一写，那种无病呻吟的所谓“私人记忆”又觉得写出来没多大的意思，于是便逃离“自我”。
姜玉琴：在艺术上您是擅长以“虚构”写“真实”的。我个人认为，您小说中的“石门”系列和“抗战”系列的小说基本都是以审美为目的的，尽管这两个系列的小说中有不少“人性”的东西，但隐藏的相当巧妙。换句话说，故事和语言本身的魅力战胜了一切。对此，有评论家说您实际也很会“玩文学”的。的确，文学能“玩”到这个程度上也算是炉火纯青了。您后来转向长篇小说，如《中国一九五七》等的写作时，显然对创作心态作了调整，您把其戏称为“倒退”。评论界在评价这部作品时也更多强调的是历史真实等问题。
尤凤伟：对“真实”的要求取决于作品的题材。那种科幻类小说，人能够在时光隧道中于现实与历史间穿梭，这不真实；魔幻现实主义的《百年孤独》中的人物坐上毯子升天，也不真实，可谁也不会计较，甚至是愈奇异愈好。而那些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作品则必须要真实，否则不可信，缺乏力量与感染力。
姜玉琴：让我们换个轻松些的话题吧，“人性”问题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可不少作家在写这个的时候总是与叙说、渲染“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时感觉“人性”在新时期以后的文学中似乎等同于“兽性”、“野性”了。您的小说中有时也描写“性”，但您笔下的“性”似乎并不天然地承担着反映所谓“人性”的职责，而且在《生存》、《生命通道》、《远去的二姑》，特别是《中国一九五七》、《衣钵》等更为明显彰显“人性”的小说中反而很少有“性”的描写，你是怎样理解“性”与“人性”的？
尤凤伟：当下，作家似乎普遍在尝试写“性”，女性作家似乎更猛。“性”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这没错。当然了，不写“性”或少写“性”，也未见得就不能写好“人性”。“人性”是最为复杂的，不是单一的。“性”在人的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位置？贾平凹为此曾幽了一默：甲问乙：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乙答：XX，甲又问：再呢？乙又答：歇一会儿再X。如果老贾不是听来的，是创造，那你还真得佩服他。当然这个不雅的段子过于强调“性”高于一切，并不合客观实际。人最重大的事情还是生存。我觉得写“性”不是一般的人能所胜任的，有难度，须有这方面的“天才”（与实践关系不大）。实事求是的讲，我没有这方面的天才，所以知难而退。
姜玉琴：刚才您提到了女性作家，在当代文坛上，女性作家群一直保持着强劲，甚至有些进攻性的创作势头。您平时阅读她们的作品吗？怎么评价她们的创作？
尤凤伟：我觉得中国的女作家与男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有一次我读一个男作家的作品，也许是出于对那个作家的了解，我爱人问了一句：是不是写得很臭？我说：不，很香，说香是指作品有一股脂粉气。女作家写出脂粉气可以谅解，男作家就不可以。当然男女作家之间的差别还是有的，我觉得女作家对于写作这码事更认真，在写作观念上趋于平和，注重情感，注重个人体验。她们追求的更多是文学本身，这一点全世界的女性作家有共同之处。
姜玉琴：的确，女性在面对社会和人生时，一般动用的不是大脑，而是本能。在生活中，动政治脑筋的女人还是比较少的；在创作中，也很少能从她们那里听到“玩文学”之类的说法。面对文学，她们往往更容易陷人真情，不能自拔。文坛上为数不少的女作家其实就是生活在文学的幻觉中，“性”写的大胆、泼辣，可能冥冥之中她们已把文学视为了自己的“情人”。西方就有一句谚语，说不要和小孩、女人一起同台演出。
姜玉琴：您认为当代文坛是一种什么状况，应如何评价？
尤凤伟：这个，可不好说。一般说来，文坛应是无形的，如国外那样。我们这里是有形的，有一级一级的“组织”，有各级领导，也“支部建在连上”，是“在组织”的文坛或者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坛。由此，文坛也是官场，是文人跻身的官场，官场里存在的东西这里样样俱在。至于如何评价，这要看创作成果，那个叫顾彬的汉学家不是讲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么？
姜玉琴：据说是媒体歪曲，顾澄清说他是说卫慧、棉棉的作品是垃圾。
尤凤伟：可这种说法有些滑稽，一个正儿八经做学问的汉学家，研究来研究去，最终发现两个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照这种说法，只要将这两人的作品剔除，当代文学就遍地是黄金了。真实情况是，真正的文学垃圾并不是美女作家生产出来的，有专门一帮人制作，顾瞪着眼没看出来。
姜玉琴：恐怕他的本意就是说整个当代文学是垃圾，见惹起众怒，便立刻改口。
尤凤伟：其实顾怎么讲可以随他的便，一家之言嘛，塌不了中国文坛的夫。可奇怪的是这码事竟酿成文坛的一个大事件，大家都在谈顾彬，且同仇敌忾大加讨伐。有的刊物还发了专辑。我觉得是小题大做，不值当。从中也反映出文坛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势。
姜玉琴：话还要说回来，你对当代文学的成就如何看？
尤凤伟：借用毛的两分法，有好作品，也有顾说的垃圾。
姜玉琴：这是大路的说法呀。
尤凤伟：我还没把话说完。文坛怎么样，是否健康，是否正常，不在于出了什么样的作品，也不在于好作品与坏作品是什么比例，而在于评价机制能不能把好坏区分出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缘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评价机制已失去客观评价作品的能力，或者说意愿。一些明显很烂的作品，只因有些什么背景，便争相说好。好成“经典”，好成“代表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准”。这样不负责的态度对文学造成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关于中国文学需要澄清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如何评价现代文学的问题。有人讲过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现代文学是五粮液的话。
姜玉琴：我记得在一篇“对话录”中，您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在成就上整体高于现代文学。
尤凤伟：我似乎说过这样的话，这倒不是把当代文学的成就看得有多高，而是不认可将现代文学抬得那么高。一提现代作家似乎文学大师一大片，作品皆是文学经典。事实恐怕不是这样的。
姜玉琴：从业者们对现代文学普遍抱有尊敬之情，是事实，这大概与中华民族“尊老”的美德有关。当然，也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些人不愿跟“当代”打交道，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麻烦或者说纠纷。在高校里多数人还是更愿意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尤凤伟：几乎每所综合大学都设有现代文学专业，那么多的专业人员围绕着几个作家、几部作品转来转去，但实际上却不能承受如此之重。想想，所谓“现代”的时间跨度也就那么几十年，很短暂。古典文学博大精深，那是几千年的积淀。几十年又会有多少作为？这是其一。另外，“现代”是中国历史最混乱不堪的一个时期，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垮台后便风起云涌，一会儿共和，一会儿称帝，再共和再复辟，军阀打来打去，之后是国共交峰，几次合作几次分裂，将国人弄得晕头转向不明，东西。鲁迅将自己的一本书起名《彷徨》当是出于对那个时代的切身感受吧。在那个争王争霸、云诡波谲的时代，有几人能寻得真义对“时势”持一种清醒，不过是随波逐流罢了。于这种时代与精神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文学，其思想的局限性可想而知，且不说那类盲目过激的小布尔乔亚，连鲁迅不也被“忽悠”了吗？如果认为我这么说有些武断，那不妨将诸位大师的作品搬出来进行一番评估。当然要以今天的眼光，看看到底有多少部堪称经典。
姜玉琴：到底能从现代文学中捞出多少部“经典”，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评判标准的问题。完全像您说的那样“以今天的眼光”衡量、苛求他们，可能也会有失公平。说实话，面对现代文学中的一些作品’也包括现代学人所写的一些学术文章，我常常会遏制不住地产生不敬的想法。当然，这种“不敬”往往在瞬间就被扼杀了。听您今天的这番话，倒也启发了我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重新反观现代文学中的一些问题。请继续讲吧。
尤凤伟：再讲下去怕更是异端邪说了。
姜玉琴：没关系，我想多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