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三题）
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不断行进的学科。它以无限的创造和补充而构成它的动态特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是一种不断的追踪，需要的是投入的精神。等待那些丰富生动的文学现象成为“历史”再对它进行“冷静”的“总结”的研究方式，显然不适合这一学科的特点。当代文学的研究当然需要科学的精神，但书斋式的埋头于资料的整理，可能会以失去足以珍惜的生动性为代价。
对于从事当代文考研究的人来说，敏锐的捕捉和观察那些在创作和理论运行中闪现的特征，在对这些特征归纳和提炼的过程中，关注文学的趋势和走向的能力至关重要。
材料的堆积和信息的泛滥已构成对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威胁。对于这一学科建设来说，资料积累的概念有它特定的内涵。概而言之，对于资料的淘汰也许较积累更为重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必须具备从纷繁的资料中判断价值和择取精华的识别能力。历史记住的是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相反。
当代文学研究与即时的批评关系密切，生动而敏感的、甚至带有某种即兴特点的“粗糙”的批评成为这一学科的合理内容。发现、开拓、甚至具有某种预见性是从事这一学科研究工作的重要品质。这些研究者注视着文学运行中的“异端的创造”，建设的精神使他们乐于发现并推进那些探索和试验的实践。当代文学认定，文学的发展有赖于新异乃至怪诞之物的不断的补充。在这里，理论勇气和开拓的眼光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当前我们的研究匮乏历史感。大家都在追逐新潮，却表现了对于历史的冷漠甚至无知。所以这二三年我一直在强调阅读和熟悉过去的作品，包括“文革”的和“大跃进”的。在这一点上，我宁愿蒙受“保守”的谴责。
当代文学有它的来源，在它的涌动中汇入了杂质甚至污秽，这却恰恰构成了它的丰富。前面谈到淘汰和择取，但有些“资料”显然不能因政治的颠狂而贬抑或否定它们文学的，社会的和史料的价值。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它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使它离开社会历史几乎得不到解释。
之二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当代文学这一部分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学科。用形象的比喻来看，“现代文学”好比是永远长不大的“兄长”，而“当代文学”则是已经超过了哥哥年龄的而且还将不断长大的“弟弟”。这现象曾经引起我们对“当代文学”学科名称合理性的质疑。
不论今后将如何处理这一先天的悖谬，我们面对的无疑是一个卓有建树且具有独特形态的中国文学时期。中国文学在四十年代以后的发展，开始了在政治划分下不同地区的独立运行，这增添了它的构成互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一文化母体因彼此阻隔而造出文学差异，使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闪射出因民族隐痛而发出的不无缺憾的异常。
我们当然不能心安理得地分享这种因国土分裂的现实苦难造出的文学繁富。在不断消弭裂痕和误解的过程中，对大陆和台、港、澳，甚至海外华文文学进行文学史的整合，无疑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义不容辞的使命。应当看到，目前我们已具备了进行这种整合的基本条件。
之三
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以因十年代的结束作为它的起点，既取决于社会形态移易的因素，亦有文学发展内在规律所使然。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产生于同一文化母体的中国文学，开始以大陆和台湾两大板块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按照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并接受来自不同层面外来影响而自成体系地向前推进。这造成某种隔绝和对话的艰难，但却也因而酿造和积蕴了丰富。例如，中国文学因农民文化及其审美情趣的提俱而拥有了赵树理类型的植根于乡村土层的本色的农民作家；也有如白先勇那样出身官宦名门而又感慨于身世飘零的、既接受中国传统又有丰博的西方文化素养的知识型作家。又例如：与五十年代席卷台岛的以纪弦为旗帜的诗界“现代派”运动发生的同时，在大陆则有与前者完全相悖的关于诗歌必须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指令。这异趣共生的文学奇观几乎随时都在发生。
中国当代文学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冲突、激宕、交叉、对立，由互渗互补而指归于融汇。像这样的局面在新文学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加上中国大陆数十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其影响深深决定并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性质和命运。这些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相互纠缠的事实，增加了这一学科研究的难度，却也造成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丰富。把动荡时代和艰难时势给予文学的这一切繁复的叠加，以文学史的方式加以描写，是海蛱两岸学术同行共有的使命。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和了解的增进，旨在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定并在大中国的视野下，既是综合的又是比较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正急迫地期待我们去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只是分割的“半部”而不是完整的“一部”。这种遗憾也许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能够得以补偿。
中国当代文学如今成了可以无限地向前延伸的学科。也许它的某些组成亟待在现代文学史中得到接纳，而在这愿望未能实现之前，则中国文学的发展能有多长，“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亦将有多长。这局面甚不合理，而旦带来了研究的难度，使当代文学学科面临双重使命的困窘：一方面，它面对的是对于已拥有的四十余年文学历史的归纳、总结和清理；一方面，它还必须面对源源不断地出现的作家、作品和纷繁驳杂的文学现象。当代文学学科面临的是静态的学术研究和动态的现状跟踪的结合，文学史、思潮论和文学批评的结合这些双重乃至多重职能的逼迫。这种逼迫成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宿命和不解的难题。
中国文学一旦结束禁锢和封闭，便如决堤之水汪洋恣肆。新作家在浦现，新作品在堆积，各种出版物铺天盖地。在当代文学学科，不仅面临对于历史的整理和重读的重大课题，同时还面对资料鉴别、剔除和积累、提炼的沉重负荷。对于历史经验的沉思和对于当前现象的动态归纳，足以使任何精力旺盛的学者和批评家心力交瘁。如何全面地把握历史和现实，如何在纷至沓来的复杂现象面前开搌、提取那些富有意义的典型事件而排除非典型的权变，这对于从事此一专业的人是一种特殊本领的训练。学者的冷诤缜密与批评家的热情锐敏；科学的周密与参与的激情；宏观的整体把握与对于文学潮流涌动的追踪与捕捉这些综合品质，正成为对于从事这一学科研究者才能的某种期待。
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在五六十年代的高等教育中，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附录部分而未予以独立的确认，在丰富而成熟的现代经典之林中，当日的当代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弱势，从那时起，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门类便受到学界普遍的轻忽。“文革”后，这一学科在一些高校率先从现代文学中分立出来，于是开始独立学科形态的建设。在当代作家、批评家以及学者的多方面努力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获得了显着的成果。在这样的局势下，旧日那种“当代”只是“现代”的补充或附庸的观念显然是不适应了。
文学创作的品类、风格的走向丰富多彩，从内容到形式的广泛而多样的实验，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不断更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挤压逐渐消解，反归自身的文学迅即为改变以往的单一模式，而终至实现文学的多元格局。独立的心态，创新变革的激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推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高度。但是，一些定型的观念依然漠视这一事实。这就要求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以严格的律己精神和充沛的敬业精神修正并弥补已察觉的缺憾，为建设更为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硏究秩序而尽力。
2.理想的文学史框架（二题）
之一
说到我们的本行，“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沿用已久而颇有值得质疑之处。这一概念的背后是一种政治语境，它依附于那时发生的政治现实而不是基于文学的特质。要是真的从文学切入，那么，现今流传的文学形态和文学秩序不是始于五十年代，至少应当追溯到四十年代初期。但是，“当代文学”显然与这漫长的时间段落不相称。事实上五四文学传统仍在发展，而“当代文学”却是对五四传统的一种“截流”，截流的基本原因则是政治。
目前采用的“现代”、“当代”的划分已经出现了轻重倒置的状态。“现代”死了，而“当代”却越来越“古老”。一个学科的发展有赖于科学的概念界定，目前这种名不符实的状况的确令人焦虑。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和相关性来看，消解“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动机对应了某种整合的要求。
我觉得王瑶先生用过的“新文学史”这一概念反倒妥贴。新文学“新”在哪里，其根本之处在于语言的新、工具的新、内容的新。汉语这一古老的语言从文言向白话转型，这标志着文学本文中符号系统的整体性、根本性变化。但遗憾的是，不知什么时候起（大约是六十年代初），“新文学史”这一概念被淡忘最后被遗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过两个“新”，一个是新文学运动，一个是新时期文学。两个“新”都有某种革命意义。如果把“新文学史”对应“现代”的概念，那么也许可以把“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尽管后新时期的提法存有异议）对应“当代”的概念。这样做，使我们在消解“当代”这一概念的同时又不至于遗弃它，从而使当代本身能跟随时间永远在滑动。在西方，当代一词“coatemporary”就有“同时的”“发生着”的意味，这样就造成了概念的一致性。
也许是因为进入二十世纪的尾声，叙述历史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重写文学史的吁求再度回响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虽然每次重写的背后都有一份同样的焦灼和沉重，但九十年代的重写显然因为叙述者自我的调整而获得迥乎有别的姿态。重写，归根结底是寻求一种理想的文学史框架，这是进入并把握历史的并不可少的方式。
之二
文学史是人“写”出来的。它是活物，有生命，必须在不断地被“重写”中获得发展。事实上不存在那种不变的文学史著作。文学史只能、而且必须在不同观念和不同视点的交叉、冲撞和融汇中延展它的生命。这就是说，理想的文学史生态不是个别权威一言定鼎的产物，而流动、杂呈、不稳定应是它的常态。
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著作当然要求有稳定性，却也并非不变的。任何学术的发展都要与教条式的僵死为敌。而活泼的生机来自讨论和竞争。大学的讲坛不能只有一种声音，那里天然地排斥定见的灌输，那种灌输将扼杀青春的思考活力。文学史敎科书也会“老”，对衰老的疗治是以新变来更新它的生命。
目前流传的文学史模式来自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那里传出的气味与活泼的思维无关而刻板和琐碎却是它的特点。我们从那里看不到历史的流动和它的整体感，文学史仿佛是一座神殿，摆放着一尊一尊大小不等的偶像，那里甚至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3.回归本位或继续漂流
原先说文学只能是阶级的事业，如今又说文学仅仅只是个人的劳作。从阶级转到个人，我们的文学是大进步了，因为文学终于回到了个人独创性的根本话题上来。
当今的文学写作，表现了相当的自由度。尽管不时仍有应当如何如何的训导，但作家却很少理会。许多作家都在率性而为。他们尽兴地编些没完没了的让小市民看了抹眼泪的肥皂剧；他们还随心所欲地制作些不明年代的后宫佳丽或世家仕女的艳情逸事。有一段时间他们起劲地讲荒山野林里的原始粗放，现在则不大时兴了。长盛不衰的倒是那些闲适雅趣，因为这些最能体现当代人的超凡脱俗。对比之下，诗界可谓相当清净，但被编辑们目为“不明飞行物”的泛滥，也令人头疼。
应当说，对于艮期受到抑制的文学，它理应享受当今这份创作的自由。但是，当整个的传媒手段充斥着那些粗俗的相声不是相声、喜剧小品不是喜剧小品的二者混合的杂烩汤——以及浓妆艳抹地哼唧着诸如“希望的土地播撒希望”之类的“美丽的废话”的时候，人们不免担忧：到哪里去找中国文学艺术的一方净土！
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繁荣，已是学界的共识。但目下令人忧虑的却是文学这种无可挽回的欹斜。越来越多的杜绝人间烟火的“幻觉”，越来越多的失去历史记忆的编造。文学的展示似乎与公众的关怀断绝了“邦交”。
的确，对于那些洞彻中国社会根底的人，会对那些旨在启蒙或试图救赎的文学动机感到可笑。但是，关于重建社会良知或是张扬理想精神的呼吁显然不应受到奚落。
中国有无以数计的在现实铁壁之前碰得头破血流的文学事实，但宽容的文学却不应冷溴甚至揶揄文学家有过的今后仍然会有的严肃追求。当然，拥有自由的文学家可以尽情地去写你们想写的一切，但是，我们却有理由期望那些有志者为中国文学保留一角明净的精神空间。
4.危机在于缺乏节制
散文在近期的“火爆”，与以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上的跋涉和《文明的碎片》的拾拣为代表的那一路创作的影响不无关系。但就实情而言，这一路散文的被注意，大多停留在知识阶层，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共鸣者，其涉及面非常有限。散文在一时间的升温，多半是由于女性散文的写作，尤其是青年女性散文的写作。青年女性的散文大量涌入九十年代的创作界，造成了当前文坛的一大奇观。
不论人们如何评价这一类散文，不论人们的价值判断有多大差异，你不能不承认，女性散文的繁荣的确展示了时代进步，更是文学进步的一个侧面。从最低限的估计来看，女人们不顾这样那样的“提示”和“指导”，能够如此这般自如而随意地写自己所思所想所乐于公开的包括具有私秘性的那些内容，这不能不是文学已获得相当自由的一个证实。
现在，人们是越来越注重文学的消遣作用了，不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很容易在“游戏”或“闲适”上面找到共同的文学趣味。那么，当前的女性散文的走红，是否也适应了这种趣味呢？我们从这类书籍的通过传媒手段的刻意包装中，不难发现其中隐秘的商业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