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兴起的是一场不作宣告的文学革命。这一场革命所带来的深远的巨大的文学转型，是现代文学史开掘不尽的资源。随后开始的“后新时期文学”乃是它的前行者壮丽事业的继承与发展，当然更有合乎时代逻辑的嬗变。但不论如何，它不能取代甚而遮蔽前驱的光辉。毕光明这本《文学复兴十年》以令人亲切的可读性唤起我们对那个节日般的文学时代的追怀。它的醒目的书名、丰富的内容和结实而新颖的表述使我们意识到旧话重提的必要，一同那个十年本身的辉煌相比，我们吃惊地发现以十年为题对其进行研究的专着迄今不过有数的几部。当又一位研究者倾尽心力用独有的方式建设性地重构出那最富活力的文学创造世界，我们的感觉又被唤回到潮流拍岸、水沫盈袖的温馨和激动之中。不仅如此，“文学复兴十年”这个包含了价值的文学断代史标从一定时间距离上正在召邀理论批评向它的重返。这本书践履了一种责任又证实了重获趣味与深度的可能性。
《文学复兴十年》主要论述1978一1988十年间的文学运动。作者特别注重“新潮”和“纯文学”的介绍和辩析，而不求全面展开。在这本书中，他着重讨论了新潮诗歌和具有前倾姿态的小说。作者把新渐诗运动和现代派文学潮流看成是十年文学中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文学现象，故论述最为充分。
这本著作所述虽不求全，但从总体的布局看，其铺盖面和涵容性却相当广泛，它涉及了新时期文学中的若干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文学命题。如《历史转折与文学革命》，此文力图给人以新时期文学复兴的宏观印象，它拎出主要线索因而凸显了历史转折与社会开放前景下的文学革命的生发过程及其实绩。对“文体自觉”的较为全面的缕述，抓住了新时期文学的阶段性意义的重要方面，而这是同类著作多半忽略的地方。《作为人格精抻的“归来”作家群》，把“归来”的文学创作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考察屈原精神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变异，栺出了“归来”一代作家在创作思想上的误区，这无疑是对极左年代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人格扭曲的一种透视和检讨。此文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有很强的创造性开掘。
毕光明的文学研究在傲观研究方面也着力甚多。近年文论，大而无当的空泛议论过多，许多论家很少面对具体作品作深入细致的研读，浮华之风渐盛。毕光明此书对北岛、顾城、王蒙、张贤亮以及“寻裉三家”阿城、李杭育、郑万隆等的研究，都是青年学者良好学风的展示。他所选择的都是在新时期文学中代表某种倾向的作家。论述中因人而异，注意发掘作家创作中带有贯穿性的独特方面，展示仅仅由他的这种独特性给当代文学发展提供的例证及贡献。
“批评的批评”在这本书中的位置也很突出，可见作者对文学批评的关注。书中涉及当代学术界的几位学皖批评家，努力找出他们的评论研究的个性以及在新时期文学建设中的建树。从他的论述中可以见到他这方面的评论很多长处是由于作者与这些批评家的直接接触，他所拥有的直观的经验是同类批评者所难以做到的。
此书当然不会完美，它也保存了它的不足与缺憾，例如作者关注的纯文学理想与历史批判的激倩就抅成一种矛盾。他一再寻我文学与非文学的疆界，试图维护文学的艺术创造的独立合法性，但他肯定于作家的独造和成功的，往往又取决于这些作家对于社会的介入的强度。一方面追求超越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贴近。这大约是“有幸”经历沧桑的老三届一七七、七八级青年学人的通“病”。作者自己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本书里未能以专论写进他认为很重要的几位新时斯作家，这的确在体例上使专着的完满性受到了影响。
最近十余年，毕光明几度来京进修访学，他先后两次来北大中文系。他的勤学敏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之后他重返燕园，在我主持的“批评家周末”中他是相当活跃的一位。每个题目他总是认真阅读准备，言论新锐而不浮泛。这番《文学复兴十年》书成，翻阅一过，很为他的进步庆贺。
9.世纪之交的精神历险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是一场悲壮的精神历险。它与新诗同时诞生，却承受了来自多方的攻讦与诘难——甚至包括新诗人中的一部分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始终是在抗争中默默生长，抗争几乎是现代主义诗潮的宿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所遭受的最为著名的指责是：晦涩和逃避社会责任。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是如此。其实，排除现代诗在实验过程中的局部歧误之外，这种指责大多来自美学懒惰与思维简陋——他们总是希望一目了然地在诗里找到某种思想的稀释说明。与这种不加思考的愤性指责相反，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总是敏锐地感受时代的步履，并在时代的行进中作出艺术的反晌。在新文学的生成期，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风云激宕中，在五十年代以还台湾社会的急剧转型中，甚至在一场以“文化”命名的浩劫中，现代诗都是时代忠实的儿女，勇敢地置身于风暴的旋涡，记录了独立心灵对社会巨变的反响与沉思。这些现代诗人有时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如四十年代上海诗人群和七十年代大陆的现代诗探索者对文化统治的挑战。那时，一首诗都可能是死亡的证据。然而，他们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诗人。他们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事件白描式地摆放在诗歌里，而是进行了艺术转换，使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使重大的时代事件幻化为变成诗敢的细节，他们追求的不是历史事件的机械再现，而是诗人对历史事件作出的独立思考，如四十年代西南联大诗人群和八十年代新诗潮运动的那些“挑战者”。
与现代主义诗潮的坎坷历程相似，长期以来，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研究也处于一种抑制或闭锁状态。这种状况直到八十年代新诗潮运动兴起，才逐渐为评论界所重视。不过，由于偏见，许多优秀诗人和杰出作品至今还被流放在文学史之外。现代主义诗潮硏究也大多限于局部，而整体研究不足，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张同道的《探险的风旗一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大约是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史论性著作。本书对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诗潮在各个阶段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梳理。从胡适的最初“尝试”开始，历经二十年代象征主义的引进，三十年代象征主义的成熟与意象派实验，四十年代后期象征主义即狭义现代主义的确立，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运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大陆朦胧诗运动，直至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历经发生、确立、再生发展、转换四个历史时期。这样时间跨度巨大、涵盖面很广、贯穿整个中国新诗史的关于现代主义诗潮的研究，是当代诗史研究的匮缺。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生成于中国现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这一“怪影”的笼罩对由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转变过程中的中国诗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出身于复杂的环境，由此呈现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品质。本书作者在《探险的风旗》中注意把这一诗歌潮流放置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加以描写，强调了中西诗观的矛盾和撞击。他提出中国现代诗的两种基本品质；汉文化内质与现代性。作为中国诗的现代形态，它与汉文化以及中国诗学传统的联系是必然的；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求，它与西方文化以及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联系也是必然的。两种文化的互异性造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兼容、综合以及矛盾而又丰富的品质。作者面对错综复杂的诗歌现象，作了清晰而不简单化的描绘，提出一些创造性论点，如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两个故乡”的论析，中国现代诗的“综合品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糅合、浪漫主义精神对现代主义的全面渗透，等等。
中国现代诗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洋化”和背离传统的责难。作者明确提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歉是中国新诗的一支，并且是中国古典诗创造性的延伸。书里用大量篇幅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拥有相似的生成语境：西方现代诗源于工业对人的异化、上帝的死亡和人的主体精神沦丧；而中国现代诗源于国家、民族危机所招致的文化幻灭，同样是一种与传统的决裂态度。但是，二者所经历的精神路程又迥然不同：西方现代诗以信仰幻灭——悲观——无法确定的救赎为主线；中国现代诗则以现实文化危机——愤怒——充满希望的重建呈示了一条精神还乡之路。这是中西现代主义诗潮的本质区别，也正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独特美学品质之所在。
文学史发展已经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孤立的封闭状态获得发展。尤其在资讯发达、交往密切的今日世界，封闭就意味着死亡。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常常是在国际语境里展开的，每一个文学思潮几乎都跨越国界而成为世界性潮流。现代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国际文学渐流。它与各国的民族传统融合成了富于诸种民族特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产生了一批世界文学大师。东方国家里也不乏这样的先例，如印度的泰戈尔和曰本的川端康成等。其他艺术样式的引进也蔚为壮观，如在电影、绘画、戏剧、音乐等相当广阔的艺术领域中。为什么独独在中国新诗里的引进和渗透就被视为异端？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宽容是艺术发展的空气，也是艺术探索的土壤。
正如作者在书的名字里所隐喻的，探险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也是所有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正是这种探险凝聚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基本品质。他们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每一步推进都是一次新的历险，而他们的作品已经熔铸为一座泡经风浪考验的美学纪念碑，在那上面记录了无数独立的个体生命所作的心灵探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图志。作为现代艺术的基本品质，只要中国现代诗还发展，这种探险就势必进行下去。
诗歌研究不仅需要大量资料、辛勤工作和理论基础，最重要的是感受诗歌的心灵。我们在本书里看到的不只是富有创见的理论分折，更有激情饱满的美学感受和一些灵感飞扬的诗学阐析。也许，这和作者在新诗潮运动中曾经狂热写诗的经历有关，也是作者对中国现代诗的热爱与期待的具体显现。
如果说探险是一切艺术发展的基本品质，那么，这探险同时隐喻了新的创造与不可避免的缺憾。对于张同道的第一本现代诗著作，也是如此。书里对五十年代以前部分的论述较为详尽，相比之下，对五十年代以后部分的论述则显得简略。关于现代诗与其他诗歌潮流的关系也语焉不详。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有价值的学术探险。我期待他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新的诗学探索、并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创造新的高度。
10.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历史描述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方面的著作也日见增多。但从流派归纳的角度进行文体史总结的尚不多见。王才路这本《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因而值得祝贺！
这本专着从五四初期的人生派开卷，以解放区小说流派结束，前后十几章。每章写一流派，在对小说史诸流派的论述中，暗示出小说史的发展和递变。每章除正题外，又辅以概括性很强的副题。如普罗小说的题目下面辅以“革命与文学栢激荡的时代旋风”；浪漫抒情小说下面辅以“诉说‘自我’的情绪世界”；京派小说则辅以“潜心于清澈空灵的文学园地”等等，不仅纲目明晰，而旦每章的特定内涵也得到提示，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建立体系的意图，而且显示出作者对事象进行独立概括的能力。
从章节的安排看，叙述的进行井然有序，而且注意吸收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因而有别于新时期以前那种拘谨而陈旧的叙述方式，具有相当的新鲜感。如对京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等，均使人读后感到有新知识的获益。其中如对东北作家群的论述，涉及肖军、肖红、舒群、白朗、罗烽、端木蕻良、骆宾基、马加，以及其他著作很少提到的梁山丁、金啸、姜椿芳、李辉英等。作者在论述中评价了东北这一群作家的地域特色和时代风貌，从题材的开掘到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这些，都一定程度地体现出作者的开创性。作者并没有忽略四十年代初期中国解放区那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并以专章加以论述。那一批作家的创作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直接影响，展现了现实主义和革命文学传统在当时阶段的新形态，而且对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论述的恳切中发露出新鲜的见解。
以流派划分的系列来写现代小说史，作家群落以及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共同点是突出了，但也易于造成历史线索的模糊乃至中断或零散的现象。因而，在以艺术流派为纲领的著作中如何维护并突出史的线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王才路的这本著作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了较为妥善的处理，例如他在流派论述中兼顾了那一流派出现的时序便是，但重要的还在于他的论述注意到了诸种流派之同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的延续性。这样，出现在这本著作中的各个艺术流派和作家群就不再是互不关联的零散论述，也不是一种随意的拼接，而是呈现出它的整体性。以第二章乡土小说为例，作者认为现代乡土小说的出现并不是某一社团自觉提倡的结果，而“主要是早期以问题小说为突出代表的现实主义内在发展要求及其所提供的艺术趋势所使然。”这样的论析，就把乡土小说与问题小说，以及把它们和现实主义传统联系了起来。于是，原先看来互不相关的艺术流派之间就有了一根潜在并相互串接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