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这本著作还致力于对这些潜在联系作具体的论证，有了论点和材料的说明，它的结论就显得充实而可信。再以上述的乡土小说为例，作者在指明乡土小说与问题小说的内在联系之后，就着手论证它们之间的消长递变的演进过程。首先是对于作为乡土小说前身的现实主义创作状态.的分析。作者认为在“问题小说”阶段，作家为了达到一种目标，在那些作品中“甚至主观地虚构一个故事来表现某个问题”。他甚至追溯这倾向的病根在于它还保留了某些“为人生”作品的“幼稚”和“蒙昧”，“程度不同的还保留有晚清时代把小说当作工具的艺术痕迹”。这些带有“为人生”倾向的作家，因不满当时的狭小生活而转向广大社会，他们的写作兴趣“也便自然地趋向于熟悉的生活题材”，从而顺利地由此进入“乡土”。作者在论述了此种转移之后得出结论说：“现代乡土小说的兴起和发展，遂成为中国早期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这就把问题引向了纵深。
我们见到过一些给作家排座次以及拼盘式地割裂历史联系的文学史。那些著作的突出之处，就是肢解历史而让人在原应是完整的历史空间推出一堆互不关联的“杂碎”。我们希望不论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法描写历史，都应当向读者传导出历史的复杂存在及其关系来。王才路的这本专着很大程度地表现了这样的特点。这当然取决于作者所拥有的较为扎实全面的历史知识，也由于作者拥有把握和总结文学知识的积累，至关重要的还在于作者有一种开阔宏大的学术视野。
这本著作涉及到以往文学史有意地遗忘或忽视的文学淹派和文学现象，作者在这方面的工传体现了对研究领域的拓展。东北作家群的描述是其中一项，七月派小说也是其中一项。更引人注意的是后期浪漫派那一章。这一章所叙述的内容，在以往此类著作中几乎是一片空白。这近于是拓荒的工作。它对无名氏、徐讦作品的评介，展开了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一片神奇而陌生的艺术天空。但这章关于后期浪漫派的叙述，其内容应再广泛些，除无名氏、徐讦之外似乎还应有更多的涉及。这类例子在关于社会剖析小说那一章中也有所表现。涉及的作家仅限于熟知的那几位，而未为人知的则较少发掘。
王才路为人诚恳笃实，做学问也勤奋扎实，而旦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在北大访学做我的访问学者，学习、研究成绩斐然。此外，还协助我做了很多工作。这次出版的这本著作，更是他学术研究中的新成果。年轻学者的这种创造热情及实绩令人感奋。我寄希望于他的，是在不断的进取中，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11.从新文学到文学新对期——评吴正南《新时期小说论稿》
中国新文学史的后半变得越来越长了。入们习惯于把这一阶段叫做“当代文学”，把前此的那一阶段叫做“现代文学”。按理说“当代”是“现代”的小弟弟，而现在，小弟却超过了兄长，他已活过了四十三岁，而兄长永远是“三十岁”。“当代”越来越长而“现代”永远不动，这是学科建设中的困惑，也使“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产生焦虑，有待于我们以求实的工作去解决这一难题。
“当代文学”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最近十数年在创作、理论、批评、以至文学史建设上均取得巨大的成就，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从全景的角度看，从质量到数量，这位“小弟弟”已经长得比他的大哥哥更要壮实也更有力量了，这也许也是不容否认的。
我曾经说过，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新”是值得我们骄傲的，第一个是“新文学革命”，另一个则是“新时期文学”。新文学革命是开天辟地的工作，新时期文学则是校正歧误，继往开来的工作。在第一个“新”的奋斗中，我们的“五四”前驱，以全新的构想，空前的胆略，从文学的内涵到文学的运载工具，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革，最后以新的战胜旧的而宣告一种文学新时代的诞生。这一业绩已经彪炳史册为后人所景仰。现在面对的第二个“新”，大体上有两个功绩，一是持续了五四的传统，改变了极端行为造成的历史断裂；另一点则是拓展并且深化了中国新文学的智慧空间，而且由此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学的奇观。巨星虽未出现，大师也许需要等待，但总体的评价却是后者对于前者的超越。
吴正南新著《新时期小说论稿》以它的建设性和丰富性加入了我在前面所述的大成绩之中。在中国社会由蒙昧向着现代开放的转型期中，文学新时期的辉煌，正是由这些闪烁在浩瀚天宇的星光构成的。吴正南这部著作把这时期异常多彩的小说创作放置在丰富而开阔的文学背景中考察，它对历史线索的梳理和归纳体现了他对当代小说总体把握的能力。这一时期小说由于它多元格局的生成和瞬息万变的态势，使研究者深感概括的困难。本书作者采取纵横交织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此书的六个部分（轨迹与特征；从再现到反思；人道主义和人性问题；“现代派”种种；“文化寻根”及其他；观念·叙述·文体）的叙述中，既有对新时期小说发展、演化的描述，又有对重点现象的评析。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并把它放置于二十世纪文学流变的大背景中，显示出宏大的格局。吴正南学术视野开阔，他的论述以大陆文学为主而兼及港、台文学；以新时期小说为主而兼及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以纯文学小说为主而兼及通俗小说和纪实小说。这种大幅度的涵盖，说明作者的学术功底和宏观把握繁复的文学现象的能力。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在于它的深度，即在前人他人的成果之上有新的发现，有更深刻的开掘。本书对此亦多所着力。如第三部分从对于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于个性和个人价值的探求、对人的生命意识的表现诸方面，对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人道主义、人性问题作了全面的考察，十分清楚地勾画了新时期小说这方面的发展变化。作者的观点是辩证的。他驳斥了视人道主义、人性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僵化观点，同时也强调了人性的具体性、社会性而不抽象化。其中对个体价值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的探讨，对“食”、“色”、“恶”、“死亡”等主题的探讨，展现了本书作者的活泼的思考和深邃的论证。如对“现代派”小说发展轨迹的探寻，对民族文化小说的评析，对小说观念的拓展、小说叙事变化与小说文体实验的归纳等，也都颇具真知。吴正南这些方面的论述较之同类作品，以其新颖深入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12.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
在以往的叙述中，中国新文学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社会各种情状的说明史。人们坚定地运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观念来评估这一阶段的文学价值。这是数十年来一直在批评中起决定作用的理论视点对文学研究产生的愤性影响。这不失为新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它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却并非只能如此的思路，文学研究期待着来自多个侧面的观念与实践。
中国新文学的创始者一代，大抵是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者。他们承载了中国深重的苦难，并且充当了中国在新世纪曙色初透之时创造光明的角色。他们把这一切的思索、追求和憧憬都倾注在文学创造之中，这就造成中国新文学的浓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启蒙主义的色彩。中国新文学无疑是这一代人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充满忧患而又充满激情的心灵投射和烛照的精神创造物。
本书作者选取了一个新的理论角度，他从现代作家一这些以文学为“手段”的知识者，显然是知识者之中对于所处时代的脉动感应最为灵敏的那部分人——的心理结构模式，以及由这些模式决定而采取的诸种抒情形式切入新文学的历史。这也许会带给这一研究领域某种新的气息，或者说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这自主的理论构想的背后，巍然屹立着为时代的风暴所唤醒的文学精神。把文学的创造者放置在一个大时代的宏阔而纵深的背景中，从时代赋予他们的精神烙印入手，揭示文学的新鲜品格及其局限，这也许会从一个人们陌生的角度给予文学研究以新的启示。若能如此，这本书将李富并更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效用是不应怀疑的。
对韩毓海此刻进行的思考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位置及其超乎实际可能性的社会承诺，提出严肃的质疑无疑是有力量的。他描写了他们心理结构中的对立和分裂，由此引申开去，他分析了他们中的代表者的若干经典性的文学抒情形式。作者对中国知识者的生存状态的描述有其独到之处，即他们受现代社会的启示，自觉充当了中国古老文明的批判者甚至叛逆者的角色，但他们实际上也无法进入现代西方文明。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社会危机所造成的知识者特殊心态与他们所使用的学说和方法之间的位差，造成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界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而他们矢志不移的坚韧却令人嗟叹——这些作者每每透露出的不无感伤的激情大抵源于此。
学术的发展总是体现为后人对于前入的挑战。一个见解的提出只要能透出事物另一面的光亮，它不必希求他人的认同便具有某种意义，价值和功效。尽管那些论点可能是未见“全面”和“圆熟”，所谓的学术民主精神，理所当然地包括平等、容忍和竞争。当然，这一切应以是否具有科学性为前提。本书在中国进步知识者中对于五四传统精神的理解和态度的分析方面持有一种尖锐的见解，这种意见的新颖也许会促使我们从异向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在学术上众口一词并非正常，不时有异质的加入并习惯于承受这冲加入方能进入思维的健全状态。
韩毓海的专业是当代文学，他把思考的某些重心放在“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之上，对此我想并没有什么不好。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当代文学的成熟和丰富所使然。在五六十年代，它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很不重要的附属，直至七十年代末方才以独立学科的形态出现在科研教学领域。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它虽然因长期的扭曲而呈现了对新文学传统精神的某些变异，但它毕属于五四新文学的谱系。新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素质都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尽管在它的歧变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消匿，我们的目标在于促进中国文学在现时代的发展，为此我们便需要在历史的对比中得知我们所处的位置：这便是前进与追寻；在这个过程中，增多和发展了什么，而削弱或消失了什么。
将当代文学从现代文学中分立出来，是当代文学的日益自立和完整性的必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进步，但我们却日益感到某种匮乏，且日益希望把它还归至新文学的整体性中予以观照。本书并未论及当代文学现象，但对于中国新文学独特视点的切入，开创了理论的新界面，它在新文学发展的诸多层面的展开，有不少精彩的论点，这些实绩的取得无疑为这一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尽管即使在理论建构中它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
在当今的新文学硏究中，现代部分与当代部分的隔离现象仍然存在。从事现代研究的往往划地为牢，不很理会五十年代以后直至九十年代新文学的发展。从事当代部分研究的，一般也不甚顾及历史的来路，从而寻出今日发展的昨日依据。因而把五四运动迄今的七十余年，甚至把戊戌变法迄今的近百年的文学历史放置在中国两个世纪之交的巨大背景上来省察，哪怕只是粗略地勾画出这一历史阶段文学发展的大体轮廓，以至于写出这样一部具有宏大整体感的中国新文学的百年史便成为我们的殷切期待。
本书作者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暗含了我们的这种期待。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上溯至上个世纪末的社会、文学背景中去，作为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准备工作的考察，再把它从五十年代一直延伸到这一个世纪末，作为对于那个伟大开端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未来展示的追踪，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新文学从孕育、诞生、发展乃至其间的变迁的整体史论框架的调整和强调；撇开这本著作的学术建树不谈，单就提供的这种视野、这种范式以及这冲可能性便是十分鼓舞人的。
本书作者治学有一种可贵的激情投入的精神，他笔下所叙往往带有强烈的历史共震？这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文学史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百年提供给中国知识者的是无边的苦难以及由此引发的深重的优患感，作为这段历史的叙述者，冷漠则近于残酷。当然治学毕竟是治学，面对事实，一种冷静和科学的态度不是不必要的。我以为作者基本上对此处理恰当，在他机敏、智慧的叙述后面，有一种不无悲裒情调的沉思，而对历史的倒退和弯曲，他更有一种愤激，这种愤激，有时又化为一种凝重的批判精神。
在北京大学中文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中，韩毓海大约是最年轻的一位。中国的青春是值得羡慕的，有时这甚至包括过早地承受危难与挫折。我曾说过，我不崇拜青年，但我崇拜青春的热火。长沟流月，寂然无声，但流向远方的水希望有不竭的后续。这也可以算做我个人对他的期待。
13.文艺传播学的建设
当今的世界，识飞速增长，信息量不断扩大，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渗透和融合也在迅猛潋烈地进行着。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方面趋向整体化，出现了知识系统的高度综合；一方面又在各门学科内部，更求精微细密，产生多元深化的分支。文艺宁这门以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和饿进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综合和分化更显得迅速而活跃。
文艺学硏究向来有两条主要路途：一条是在既有的材料基础上“皓首穷经”，探本求源，阐述创作的理论和批评运作的方法等；另一条路途是借鉴、吸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寻求观察、描述文艺活动和规律的新视点，注意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重在探索和创新。这本《文艺传播学》的研究途径属于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