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的时候，华族的朋友告诉我们，他们都供祀一位叫“大伯公”的神。我问他们是佛教还是道教的神，回答不出来。到达诗巫的当天下午，我们就拜谒了此地的“永安亭”，祀的还是“大伯公”。进庙一看，原来也是“乡亲”，是福建人非常热爱的慈祥的老伯伯一一福德正神。小时候在家中，父母亲也敬这神，家中也设着“福德正神”的神位，不过到了海外，称呼更亲切、也更富人情味了。
孙春富先生告诉我们，永安亭的“大伯公”是1897年从厦门渡海过来的。次年建庙，历经海浪、火灾和日机轰炸而无恙，至今已满百年，而百年香火不断。这位土地神一如在国内那样尽责，在海外福佑自己的亲人，使他们岁岁安康，子孙绵延。
在诗巫，我们随处一走，满耳都是乡音。这里的银行、企业和商行，都是福州人在经营。可以说，是福州人开发了这片过去蛮荒的土地，是他们和本地的土著一起创造了这里的文明和财富。他们在这里繁育发展，已经是几代人了。而他们依然说的是家乡的话，吃的是家乡的饭菜。
在诗巫，有地道的福州茶馆。福州的干拌面，“鼎边糊”，光饼已成为当地人的日常小吃。令人吃惊的正是这些。出洋谋生的人，不仅把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贡献给了这里的土地，创造了这里的繁盛和富庶，而且整个地把生活方式和习俗都搬了过来，连同原先的土地守护神。也许更让人吃惊的还在于，这些按照家乡的风习说话做事吃饭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到过闽江入海口的家乡，至少从他们的父母亲起都出生在距离故土很远很远的靠近赤道的这片常绿的大地之上。然而，他们却让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非常真实而具体的故乡。
我在遥远的拉让江畔找回了我童年的梦。乡音、乡情、甚至我童年时节喜爱的家乡的食品一一“光饼”是戚继光将士们的干粮，“征军饼”也是纪念这位民族英维的，如今，这位将军还屹立在厦门鼓浪屿的日光岩下，日夜隔海眺望着那一片魂依梦绕的土地。这一切，我都在婆罗州北端的异国他乡相遇了。
在诗巫短短数日，我每日都沐浴着故乡的亲情。诗巫的主人们都是我的文学的朋友，却又都是家乡的亲人，我们共同拥有了遥远土地的怀念和记忆：从这里往北望，是曾母暗沙，是南沙群岛，再往北便是南海和东海，在东海边上的闽江入海口，那一片葱绿的土地，还是我和我的沙捞越的朋友们共同的家乡。
而此刻，我还在赤道边上，这里天气炎热，但却有潮润的海风和豪爽的热带雨，这里所有的叶片都绿光闪闪，这里的花开着不可名状的繁华。在这里，由于亲人般的团聚而使我无端地有了惆怅，我要寻找我童年时节离去的舅舅，（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叫他永康舅）那灾难的年月，他大约是十八九岁的年龄，在福州他生活不下去，他去了南洋，为了投靠亲友，他也许到过这里，也许今天还在这里，也许他已不在，但他们后代也许竟在这里和我们的朋友们一样在沙捞越、在诗巫，建设着新的生活，和我们的达雅人、马来人的朋友们……
8.拉让江畔的约会
拉让江的名字我听说过，当我来到它的身边，具体一些说，当我站在诗巫永安亭畔的拉让江岸，我方才惊叹它的壮阔浩大。这是夏季六月，江水是暗红色的，黏稠而浑重，从这里可以望见对岸，但却极为空茫，那情景就像是从中国湖北的江陵遥望对岸的公安那般，这么说，沙捞越的拉让江有中国的长江那么宽了，事实上拉让江不及长江的大、长江的长，但拉让江畔的景色的确是相当动人的。
此刻我就这样站在拉让江边，陪同我们有沙捞越的诗人孙春富，永安亭的庙祝陈德昌等各位马来西亚的朋友。陈德昌先生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庙祝，在此之前，他是此地一所小学的校长，他除了会讲福州话，还讲一口非常标准的英语，他接待全世界来此观光的友人，用的是英语。过去的小学校长如今当上了肩守这座百年庙宇的庙祝，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为信仰献身的精神。
我们一踏上诗巫的土地，当地的友人几乎是不由分说地就把我们引到了这座永安亭。这永安亭，其实是座庙宇。祀的是中国福建的福德正神，这神是从厦门跨海而来，这里如今成了当地华族聚会和举行庆典的地方。来自福州的华族乡人，每年的春节和中秋等传统节日，在这里都有充满乡情和亲情的聚会。
这是一座中国式的寺庙，飞檐雕栋，朱红的梁柱加上彩绘，完全是中国传统的风格。由此登楼，凭栏远眺，但见江水浩淼，无语缓缓而流。这永安亭显然是当地华族居民的骄傲，这里彪炳着他们的信仰，也维系着和母国文化的深远绵长，还有就是他们的奋斗和开拓的历史和现实的见证。陪同我的孙眷富先生，就是这永安亭的理事长，他把许多的精力都无私地献给了永安亭。
看永安亭，其实就是看拉让江。亭屹立于江畔，江流倾注，一泻无余。这拉让江很有名，那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在这里有过一次诗的聚会：“我们纷纷年轻。”诗人槐华在这个会上写过一首深情的诗：《拉让江畔的约会》。并由诗人亲自谱曲，这首歌受到王洛宾先生的激赏，在中国也有广泛的传唱，从乌鲁木齐到北京，从北京到杭州。歌词姣好，旋律动人：“我们约会的地方，美丽的拉让江畔，彩云飘过达邦树顶，沙贝琴纵情歌唱。”
我现在就站立在拉让江畔。梦一般的河流从卡普阿斯山脉那边流过来，东西横贯沙捞越，经诗巫北行百余公里注入南中国海。热带的河流大体都有这份温柔和静谧。别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看到的中国西双版纳的澜沦江，也是这样的缓缓地但却是气势宏大地流着。江流是那么平缓、绸缎般无声地铺向天际。从这岸望那岸，所有的岸边都是原始森林的生机勃发的葱茂。偶而有一二只白鹭横空飞过，从这岸飞往到那岸。
拉让江非常平静。这里没有拍岸的惊涛，没有飞溅的浪花，甚至平静得听不见水的流动的声响。热带的河流妩媚如鲜丽的马来女性，长衣长裙，色彩奇艳，赤足无声。拉让江好像总在沉思，让人怀疑这女子夜寐未醒。而薄雾，遮天盖地铺展而来，如轻纱，泛着柔柔的白、淡淡的绿，似是热带女性惺忪的睡眼。不论是清晨、不论是黄昏，拉让江总让人感动。如今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热闹了，人们向往安谧和宁睁，从内心疏离和拒绝烦杂，而拉让江这样文静的沉思，这样毫不造作的慵懒，却是处于尘世的喧嚣之中一种意想不到的赠与。
我们在诗巫有个报告会。这里的会议组织者在我们到来之前发出了请柬和海报，上面赫然几个大字：“有缘千里来相会”！的确，能到马来西亚是个缘分，能到沙捞越，特别是诗巫，就更是缘分，因为中国来到这里的人并不多。在这里，我们会见了诗巫的诗歌界朋友，大家在“诗人的创造”的题目下举行了饶有诗意的“拉让江夜话”。
这个诗的晚会在诗巫中华总商会二楼举行。诗巫各界热爱诗歌的朋友都到了，有酷爱中国旧体诗的老人，也有中学生。显然，是共同的文化关怀把他们吸引到这个会场。诗巫的朋友不仅了解当代的诗人艾青和北岛，也了解邦场旷日持久的朦胧诗论战。他们关心当代诗的发展，也关心古典诗的命运，一位诗歌前辈为古典诗的传播和继承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我们不觉得这是在国外，我们总觉得置身于国内某个城市的某个座谈会中。这里不仅没有语言的隔阂，也没有认知的距离，更像是亲密朋友的平常的聚会。座谈会结束了，夜也深了，我们走出会场，来到了街头。诗巫的朋友余兴未尽，便邀我们在街头的小摊上小坐、热咖啡、各种冷饮，令人感动的是，还有“福州面”，这是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爱吃的。
当我们在街头小摊上欢聚的时候，诗巫的议员孙春德先生也来了，他已经连续三天拜访了这里他选区内的所有“长屋”的达雅人祝贺丰收节。疲劳并没有减去他的兴致，他坐了下来，和我们聊天，和我们一道用筷子挑“福州面”。这样夏天的夜晚，这样平静的拉让江畔，这样的州议员和诗人们以及外国的来客们一起在小摊上饮咖啡、聊天。这份安谧，这份平静，这份融洽，没有防范，也没有惊吓，周围是软软的热带风，远处是缓缓的热带水……我们真的被这和平和友爱的氛围感动了！
9.“长屋”的节日
那音乐真是迷人，旋律简单而富于变化，节奏热烈但又迂徐婉转，仿佛是来自热带雨林的急雨迅雷，一阵密集的击打之后，丛林留下了闪闪发光的水珠，宁静地映照着横跨水面的雨后的彩虹。
我们乘坐两艘汽艇沿拉让江而上，我们要在一天之内向二十七座“长屋”的达雅族居民祝贺他们的丰收节。这是1997年6月2日清晨，当地达雅入的节日狂欢已进入第二天，沙捞越诗巫市都东区立委孙春德医生向他选区的达雅族选民进行贺节活动也进入第二天。
热情友好的诗巫朋友为了让我们有机会看看拉让江密林中的热带风情，安排我们随同进行节日的访问。沙捞越位于婆罗洲北部，来自中国福建的华族移民和当地土著达雅人，已经和穆友爱地聚居在这片富饶而又美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几个世纪。当地的达雅人每逢华族春节总要手捧礼物盛装前来贺节，来自礼仪之邦的华族也知回报，每年的六月最初几天，是他们向达雅人祝贺丰收节的欢乐的曰子。
汽艇划破拉让江稠浓而又静谧的江面，惊起了一行白鹭，它们如一道白色的电闪掠过北加里曼丹碧蓝的晴空。汽艇在热带丛林的浓荫下疾驶，它把急涌的江流推向了堆积着落叶的港汊的岸边。我们要拜访的第一座“长屋”到了，迎接我们的便是本文开始时描写的那动人的乐音。
“长屋”是达雅人居住的“村落”。说“村落”其实是不确切的，它就是长长的一排屋子。喜欢群居的达雅人，按照自己的选择就挨家挨户地居住在这座没有限制的长长的“屋子”里。这是我们习惯中指称的“村落”，其实就是达雅人社群的一种形式。“长屋”少的由四五家组成，多的就我当天看到的，有由六十八户组成的一座。住在长屋里的成员不一定都有血缘关系，他们更注意邻里的乡情。长屋有屋长，屋长是由全体长屋居民民主选举的。六月初的这几天，孙春德医生和当地华族的朋友们，就这样沿着拉让江的河道，也沿着北加里曼丹的丛林小径，一座长屋一座长屋地向他们的达雅朋友祝贺节日。我们真是幸运，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这里，参加了向我们素不相识的异国他邦朋友祝贺节日的行列。
长屋迎宾的乐曲是由纯粹打击乐器组成的乐队奏出的。这些乐手们在长屋大门的一角席地而坐，各种打击乐器在他们手中，那些乐器有的如铓锣、有的如铙钹、有的如钟磬。但它们各有自己的民族称呼，这支打击乐队中的庞然大物往往就是一只洋铁桶。各种乐器体现出音阶，那些音阶组成了优美的旋律。首先是迎宾曲。客人们刚刚登岸，迎宾曲便奏起来了。
乐手都是长屋里的居民，坐在乐队中间击打类如我们叫做排锣的那种多声阶的乐器的，往往就是这支“乐队”的指挥或“第一小提琴手”。令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有一支乐队的“首席”乐手是一位身穿艳丽简裙的八十多岁的老婆婆，另有一支乐队的“指挥”则是一位怀抱婴儿的非常美丽的少妇。她们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进入了被自己的演奏所“迷醉”的状态，他们似在沉思，她们似在自我倾听。
迎宾的仪式不单是这一番欢快热烈的敲打乐。有盛装少女的迎宾酒，第一杯是洒向大地敬神的，第二杯、第三杯都要倾杯而饮。进屋门时隆重一些的要举行杀猪仪式，是由来访的贵宾执行的，有的则举行类似歃血为盟那样的仪式。达雅人的神是不具形的，他们的宗教可能是多神的，近于巫。这让我想起了他们聚居的SIBU的汉译：“诗巫”。尽管我知道，这是音译，但到底诗和巫两个汉字给我们提供了特别丰富的想象。
我看到一位九旬老人在打击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他舞得那样投入和尽情，他们都在自娱，他们完全杜绝表演。我们在一天的贺节活动中，遇到几个长屋要代议员立委和华族贵宾给长屋居民们比赛获奖者发奖的仪式，他们是唱歜比赛第一名。跳舞比赛第一名和饮酒比赛第一名。获奖者不分男女，更没有年龄的差别，有的把跳舞第一名给了老人。可爱的民族，他们是欢乐的，他们更是平等而自由的。
10.香港的启示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香港的特殊性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文化沙漠”的指称在大陆流行甚广，不难发现这是浮表和定见引出的粗疏一一假定说这并非偏见的话。香港这一地区和中国现代文学交往甚深。三四十年代先后多批文化人聚集于此，从事于进步的文化开拓，并以此为窗口，从异域引进诸多的新观念。
那一代人的努力，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新文学的视野，并丰富和充实了新文学的内涵。这是香港的给予和贡献。动荡的四十年代，香港又以它的特殊环境保证并支持了内地的作家。不少的中国文学精英都受到香港的恩惠，其效果则是直接或间接地积极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由于久远的阻隔，人们对香港文化的疑虑甚多。这原也不难理解，因为香港的社会制度大异于大陆，它之具有另一社会形态派生的文化现象是自然而正常的。香港纯文学的发展受到这一复杂环境的挤压，原也无可怀疑。
在一个商品化的都市中，非商品化的文学能够自立和自强。其间的艰难不是置身其内的人也许很难有真切的感受。于艰难困苦之中求生存和发展，而且在全面商品化氛围中保持自身的价值也实非易事。处身于香港之外来观察香港文学，人们往往用自身所习惯来评判自身所不习惯，极易脱离香港的实存情状对它作出不切实的要求。其间最易引出的误解，即是潜意识中的按照自己认可的模式要求香港文学，例如要求它具有社会功利的唯一目的，要求它如自己所熟悉的文学那样的“纯净”以及意识形态化，等等。
但香港的的确确站在八面来风的南海之中，它属于开放的世界。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它的世界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的地位已经存在了近百年，而且还将如此存在下去。这事实决定了香港特殊的文化状态：属于国际性社会的一切都有正当的理由在这里生存，它具有当今多元世界的多元文化认知属性。
在这里面要求单纯甚至“纯净”是不现实的。在总的群体消费文化（其主要形式是报纸专栏及连载小说）系统之中，而能始终保持一种与高级文学同向的严肃追求，它的存在本身，便是奋力争取造出的奇迹。考虑到香港文学这一特殊生存环境，不能不引发人们对它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