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苏联诗人叶赛宁生前和死后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俄罗斯诗歌传统的抒情诗人，而在苏联本土，叶赛宁的诗歌地位却并非无可争议：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他背的是“颓废诗人”的恶名。这种恶名的根据主要来源有二：一是他的自杀，二是他为“无赖汉”唱赞歌。他的许多诗作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对无赖汉、妓女、低级酒馆的美化、迷恋、欣赏和崇拜。然而只要我们时刻记住，这类诗篇同样是诗人内心的袒露，并非客观的描写或暗示、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便可从中看出叶赛宁的忧郁和对解脱的寻求。
叶赛宁自杀之后，苏联文艺界立即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批判运动，文艺界纷纷指责他的“悲观和颓废”情绪。从此，所谓“叶赛宁情调”便成为悲观、颓废情绪的同义词了。然而，就实质来说，所谓“叶赛宁情调”，其实就是指他的忧伤情绪，就是指他诗歌那“淡淡的哀愁”基调。这忧伤的情绪，这“淡淡的哀愁”既包含着诗人的个性特点和气质，也体现着诗人的创作风格，其忧伤情绪的产生是既有主观因素又有社会根源的。
叶赛宁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谁战胜谁”的空前残酷的国内战争、前所未闻的饥荒、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那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破旧立新、天翻地覆的混乱时代。直到20年代初期，人们还有的欢呼、斗志昂扬，有的惊恐、迷惘、手足无措。那时，苏联诗坛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文学团体和美学流派，其中包括“左”倾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主义者。各种流派的诗人、作家、画家、导演都在俱乐部、咖啡厅、剧院里争论不休，可说各个角落都在就艺术创作问题进行论战。一时间，豪言壮语已成为一种风尚，什么样的艺术形式的试验和探索都有。而在叶赛宁的全部抒情诗中，读者却见不到此种高调的影子，也看不到标新立异的艺术形式探索。叶赛宁与众人不同。
根据莫斯科第一大学的精神病院所整理的病历来看，叶赛宁之死并非由于悲观厌世，他“从1925年11月起，就患有因酒精中毒引起的谵妄症和迷幻症”。而此前他酗酒闹事是出了名的，且多次“记录在案”，还常常在警察局的冷板凳上过夜。这可能是叶赛宁自寻短见、离开人世的主观原因。客观上呢？根据当代诗人斯·库尼亚耶夫所提供的最新材料我们知道，叶赛宁周围的诗人，先后几乎全部被清洗，而在这些人的肉体被消灭之前，精神上就已遭到了摧残。其中，叶赛宁的挚友阿列克赛·加宁，早在1925年就被无情地镇压；其他诗人，如尼·克柳耶夫、谢·克雷契科夫、彼·奥列申、瓦·纳谢得钦、帕·瓦西里耶夫、伊·彼利勃鲁德内依等，都在30年代惨死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叶赛宁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精神上已感受到无形的压力和苦闷。
十月革命前，来自农村的叶赛宁被贵族诗歌称为“农民诗人”，其中既有对他给死气沉沉的诗坛所带来的大自然的清新气息的赞赏，也含有对这位俄罗斯农村土生土长的诗人的“土气”的鄙夷。然而，叶赛宁的气质，他的聪明才智和自尊，使他偏要“大闹诗坛”，显示一下“农村诗人”的高明：不仅以诗使城市人惊叹，还要以“风度和派头”给城市带来非同小可的震惊。这就是为什么他时而一身农民打扮，出入贵族沙龙，时而又西装革履，进出低级酒馆，酗酒闹事、一醉方休。
十月革命后，叶赛宁政治上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所创作的一系列革命题材的优秀诗作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在国外期间的言行。1922年，叶赛宁在回答柏林一家报社的记者问时强调说，他热爱俄罗斯，而且，除了苏维埃他不承认任何政权。叶赛宁在国外，在柏林或在巴黎，都曾滥饮烈酒，但任何时候他都能保持政治上头脑清醒，坚决回击白俄侨民或西方资产阶级文人的挑衅，“不能容忍任何对苏维埃国家的污蔑。”
在诗歌创作方面，30年代初期，叶赛宁基本上属于意象派。意象派《宣言》正式发表（1919年1月）的时候，叶赛宁同留里克·伊甫涅夫、阿纳托里·马里延戈夫、瓦季姆·舍尔舍涅维奇一起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这些诗人表面上看来个个都是花花公子模样，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仅1920—1921年间就出版了三十余种诗集。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场所——“飞马站”，在那里聚会，朗诵诗歌，探讨技艺。叶赛宁一度是意象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并以意象派诗人而自豪。1923年，叶赛宁曾打算在巴黎出版诗集《小酒馆式的莫斯科》，尽管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叶赛宁当时就连书的封面乃至收入哪些作品也都考虑好了，甚至打算在封面上注明自己是一位“意象派诗人”。
意象派诗人活动场所“飞马站”的存在时间是1919年至1924年底。内有舞台、乐队，墙壁装饰是由意象派画家雅库洛夫设计的；意象派诗人们的诗句则作为标语挂着。“飞马站”里艺术气氛很浓，仿佛是意象派诗人创造的“极乐”世界的幻境，同时，又是现实中一个花天酒地、放荡不羁的地方。这在叶赛宁身上留下了相当深刻的烙印。本来，意象主义者的艺术主张、美学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益于诗歌形式的探索和发展的，无可非议，但意象派诗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政治立场却是与当时的苏维埃现实格格不入的。以叶赛宁和马里延戈夫为首的意象主义者，常常聚集在他们所拥有的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进入的“飞马站”夜总会里，大发政治议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地攻击一切。也许，这正是叶赛宁及其周围的诗人和艺术家当时不能见容于社会的直接原因。然而，叶赛宁即使在完全属于意象派时期，也不曾为意象主义所束缚，而始终忠于自己的感情，忠于自己的艺术信条，创作出一系列感情真挚、艺术风格独特的抒情诗。1923年下半年，《小酒馆式的莫斯科》一书的中心组诗《无赖汉之恋》出现了，实际上这是对当时莫斯科塔伊罗夫小剧院的女演员阿芙古斯塔·米克拉舍夫斯卡娅的献诗。叶赛宁狂热地迷恋着这位美人儿，但对方知道此时的叶赛宁刚从国外归来，而且跟妻子伊莎朵拉·邓肯感情不和，关系趋于破裂，因而对诗人的追求起初反应冷淡，这使叶赛宁十分痛苦。组诗《无赖汉之恋》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创作的，其中渗透着细腻的感情，又有对个人命运的沉思，艺术上颇具概括意义，可以看作是诗人感情上乃至创作上从“小酒馆阶段”向精神上得以“康复”的阶段过渡。
叶赛宁是通过自己的朋友马里延戈夫的妻子安娜·鲍里索夫娜·尼克里季娜与米克拉舍夫斯卡娅相识的。那是1923年夏末秋初，在马里延戈夫的客厅里他们相遇……此后，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相约相见，在莫斯科漫游，也去郊区的树林里久久地漫步。金色的秋天已经来临，这对恋人此时仿佛进入幻奇的童话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对叶赛宁来说，这有如初恋。米克拉舍夫斯卡娅后来回忆道：“叶赛宁悄声对我说：‘跟您在一起，我简直像个中学生。’并且微微一笑。”他们还常常在意象派诗人的“飞马站”约会。
与“美妇人”米克拉舍夫斯卡娅的热恋，激起了诗人灵感的火花，而在燃起的情感烈火中诞生了这组爱情抒情诗杰作——《无赖汉之恋》。如果说诗人过去所写的爱情诗是以浪漫主义爱情为创作宗旨，那么这一组诗便是旨在通过对抒情主人公内心冲突的揭示，歌颂纯洁崇高的爱情了。在一月有余的时间里，“美妇人”仿佛成为诗人的诗神。成为他的灵感的伴侣和情感海洋的指路明星。此时，米克拉舍夫斯卡娅的美，已使叶赛宁神魂颠倒。而在米克拉舍夫斯卡娅眼里，叶赛宁正是罕见的美男子：他的眼睛呈浅蓝色，像蔚蓝的天空和湖水一样美；他的头发柔软，自然的发鬈金光闪闪；他的嘴唇灵活多变，富有表情……
叶赛宁有过多次爱情经历。他与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的恋爱以及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的结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他与莫斯科小剧院的女演员米克拉舍夫斯卡娅之间的这段浪漫小史，知道的就不多了。《无赖汉之恋》乃是叶赛宁为这位“美妇人”所创作的组诗总称。这一组诗体现出心灵对美和爱的向往，渗透着心与心之间如火如荼的互盼之情和情感火焰的跳跃。一位画家曾说伊莎朵拉·邓肯和叶赛宁当年的恋爱“像十二级台风，来势凶猛。”是的，那是正负电极的碰撞和熔合，爆发出耀眼的闪光！而叶赛宁与米克拉舍夫斯卡娅之间的恋爱却稍不同，因为他们双方都各有婚姻束缚：叶赛宁与邓肯的婚约未解除，而米克拉舍夫斯卡娅已有丈夫和一个男孩。用东方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关系属于“婚外恋”。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感情的双重性：炽热而又压抑。
叶赛宁曾出游德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归来时便与妻子邓肯分居两地，而且没有自己固定的住处。他时而住在女友别尼斯拉夫斯卡娅那里，时而住在意象派诗人马里延戈夫家里。就是在马里延戈夫家里他结识了女演员米克拉舍夫斯卡娅，不久便双双堕入情网。
说也奇怪，古今中外天才诗人的命运和生活道路总是大起大落、坎坷不平，仿佛缺此而不能成其天才诗人似的。在朋友圈子里，人人都认为那是叶赛宁的“秋恋”。的确，叶赛宁的组诗《无赖汉之恋》处处流露出“秋”的凉意和“秋”的痕迹。叶赛宁的创作道路和个人命运都是很复杂的。这也是当时文化界议论的中心话题，是如何评价叶赛宁的论争焦点所在。作为一位少妇，米克拉舍夫斯卡娅颇具姿色，在当时莫斯科小剧院的女演员中也许是最“迷人”的。岂知那是一个徒有其表，心灵空虚的女人。在当时的莫斯科小剧院里，她表演才能十分平庸，除了姿色似乎别无长处。但她极其好奇和追求虚荣。她本不知早已轰动诗坛的叶赛宁为何许人物，可是自从在女友家里与叶赛宁相识之后，便千方百计探询诗人的一切，包括诗人刚从国外归来以及与妻子邓肯感情上的破裂和满怀的苦闷。并以其天性的诱惑之魅力向诗人展开了进攻，而对方的弱点恰恰在于容易被女性的姿色俘获，从而束手就擒。这位好奇心极易得到满足的女演员，倒有一副清醒的头脑，她意识到叶赛宁那豁达大度的气质和挥金如土的派头，远不是自己心目中理想伴侣的形象。在一个多月的“形影不离”和“如胶似漆”的狂热恋爱之后，她便想以“冷漠”来逐渐平息沸腾感情的波澜，悄然地离他而去。在与诗人相恋的这段时间里，米克拉舍夫斯卡娅常常感到愧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常常面对着安然入睡的儿子而惆怅。这种时刻她便暗下决心离开诗人。然而，每当她看到其他女子接近叶赛宁时，便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嫉妒，于是又不顾一切地投入诗人的怀抱，哪怕明知是“飞蛾扑火”也心甘情愿。可是，待到激情冷却之后，这“美妇人”就又恢复了理智，眼前浮现的仍是孩子和丈夫……
诗人往往是“怪人”，他只承认自己那诗人的感情，不理睬理智的逻辑，正如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当年所说：“他们的要求与需要不是寻常人的要求与需要；他们评价的标准也不是寻常的标准。他们到人间来一样的要爱、要安慰、要认识、要了解。但不幸他们的组织有时是太复杂太深奥太曲折了，这浅薄的人生不能担保他们的满足。只有生物性生活的人们，比方说，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相当的异性配对，他们就可以平安的过去，再不来抱怨什么，惆怅什么……一个诗人或艺术家快活的时候简直是发疯，也许当着人前就搂住了你亲吻，也不知是为些什么。他发愁的时候一张脸绷得老长，成天可以不开口，整晚可以不睡，像是跟谁不共天日的过不去，也不知是又为些什么。”是的，这种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特性，也许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诗人的气质”，就是诗人所固有的独特激情！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诗人的这种独特的激情，世人才有可能读到由激情升华出来的诗歌。英国诗人拜伦曾说：“正如波浪撞成了飞沫，激情变成了诗歌。”
《无赖汉之恋》的这一题名有如法国现代派诗人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本身就表明是一种大胆的艺术构思，其效果不能不使人为之惊叹。《无赖汉之恋》记录了诗人恋爱史上的一段插曲，那复杂的、微妙的情感活动和心态谱写成一曲曲哀伤和幽怨的恋歌。不管读者处在哪种年龄层次和文化层次，似乎都会受到诗歌基调的感染，陷入无限惆怅、感喟和叹息之中。诗人爱情生活中的这段插曲，情感的波澜跌宕起伏，有始有终，宛如一部中篇小说。而从记录心灵历程的角度来说，勃洛克是对的，他曾明确指出：爱情抒情诗可看作是诗人的“诗体日记”。组诗《无赖汉之恋》正是叶赛宁爱情生活中的一段“心灵历程”的记录，它对了解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组诗在艺术表现上极富特色：有正面描写又间以烘托，有叙事又有抒情，每一首都感情真挚而又鲜明，既表现了诗人的审美理想，又体现了诗人对人生的见解。情感纯真自然，清新质朴，是心曲和柔情的结晶，是信仰的曲折表达。而在叙事与抒情的融合中，又渗透着理性的深思。也许，正是在这情感极其凝聚而又复杂的组诗《无赖汉之恋》里，诗人才注入了自己的心灵和憧憬。
抒情组诗，《无赖汉之恋》本拟在1923年12月刊出，后因故未能发表，1924年收入列宁格勒出版的《小酒馆式的莫斯科》诗集里。这一组诗共有7首，就实质来说，它们足以为一部反映叶赛宁“秋恋”的纪实小说提供充分的素材。的确，在诗人的一生中，那一月有余的浪漫生活，也许是使他铭记在心的“美妙的一瞬”，也许是他内心常常泛起痛苦感受的“一瞬”，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组诗《无赖汉之恋》中的每一首都留有诗人心灵的印痕。
叶赛宁的真正爱情抒情诗，总是以其崇高的思想、纯洁的感情而使读者的心弦为之震颤和共鸣，其中总是饱含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无限柔情，令人惆怅和叹息。组诗《无赖汉之恋》的开篇《淡蓝色的火焰已经升腾》便是如此。诗的前两节是抒情主人公对离开故乡、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的概括：惹是生非、逞能好强、贪杯恋色、放浪形骸。诗人很不满于自己的沉沦，对昔日放荡生涯的概括，集中抒发了醒悟之后的慨叹和感伤。而这都是因为有了真正的爱，有了对“美妇人”的一片痴情和浪子回头的决心：
如今我不喜欢灯红酒绿了，
不想虚度人生，无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