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诗人以虚实对应的意象抒发对人生短暂的感喟和对大自然永恒的赞美。既有虚写“金秋的衰色笼罩着我”的心境意象，又有实写“枫树的黄色败叶凄然飘落”这种枯荣轮换的意象。有时，诗人刻意使抒写对象的梦幻意象与客观现实的描述意象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以增强诗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例如《寒冬在歌咏……》（1920）这首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首先是一组描述意象：严酷的冰天雪地，刺骨的寒风，惨淡愁云，“小麻雀像孤苦伶仃的孩子”在暴风雪咆哮呼号中瑟缩着，偎依在冰冻的窗前，“又累又饿，打起瞌睡”。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将“小麻雀”的梦幻意象渲染了出来：它们“梦见了春天的娇美”，而“在明丽的阳光的笑靥里春天是一位美人”。再如《母牛》（1915）这首诗，一开始也是一组描述意象：
老态龙钟，牙齿已经脱落，
双角上旋着一圈圈岁月的印记。
在年复一年翻耕的田野上，
粗暴的主人曾抽打它的背脊。诗人通过这些精心概括和选取的场景写出了母牛岁岁月月受奴役的坚忍和悲哀，传达了自己的同情和愤懑：就是这样一头母牛现在却被拉往屠宰场。此时，“悲哀、伤心、绝望”的母牛，“梦见一片苍白的丛林，还有一片草儿菁菁的牧场。”这灵光似的梦幻意象仿佛使母牛进入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界。也正是这种意象的对比，更加突出了诗的悲剧性和象征性。同样，在《梦幻》（1918）和《这条街我是熟悉的》（1923）等诗中，梦幻意象与描述意象的对比都十分强烈、鲜明，是体现叶赛宁发展意象主义艺术手段的典型诗篇。这种超越情节、意在言外的诗，注重的是氛围的创造，以其引起读者与诗人同一种感受和情绪，造成某种意境。由此我们想到，诗人所运用的梦幻意象虽属“虚写”，但寓意十分深沉，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形象地说，叶赛宁抒情诗中的意象乃是“一串串珍珠般的形象”，珍珠与珍珠之间既各有惊人之处，又有内在联系；对意象派诗人来说，抒情诗中的意象则不过是一串“断了线的形象”而已。
叶赛宁以其独特的抒情风格对苏联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以新颖的比喻、形象的暗示和象征开拓了诗歌意象的新空间，拓展了诗歌意境的表现范围，从而也丰富了意象主义的艺术手法。
3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
叶赛宁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既有1905年革命街垒战的明显标志，又有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痕迹；既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又有二月革命和专制统治的倒台，当然，还有伟大十月的“阿芙乐尔”的炮声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建设。这就注定了这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抒情诗人会经常思考一个重要问题：种种客观事件会把人们引向何处？热爱祖国、仇恨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的战争，使得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倾向于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从而使他走上反映伟大十月革命真理的道路。
叶赛宁的诗继承了普希金的朴素简洁传统，抵制了形式主义的影响。当未来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大肆叫嚷“打倒普希金！”、“把托尔斯泰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打倒语法、连同它的变格变位，连同它的句号和逗号！”的时候，叶赛宁却能够冷静思考，把自己看作是“苏维埃方面最鲜明突出的同路人”，而且作为苏维埃俄罗斯与现实主义、人民性的强有力的中间环节出现，将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在《约旦河的鸽子》（1918）一诗中，叶赛宁甚至描写了俄罗斯在革命烈火中的“洗礼”。也正是在这里他虔诚地说：
祖国是我的母亲，
我是布尔什维克。
然而，叶赛宁的思想认识和创作发展毕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十月革命初期的诗歌中，叶赛宁满怀喜悦的心情，真挚、热情地歌颂给农民带来了土地和自由的革命。不过，更深刻地、有意识地去理解这一历史性和社会性变革在人民生活中的全部意义，尤其是在与为伟大十月革命理想而斗争的俄罗斯农村相联系的人民生活中的意义，显然，是不可能马上做到的。外国武装干涉、反革命、围困、饥饿、寒冷，一齐袭向年轻的共和国。战争和国民经济的崩溃导致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农民对城市的抱怨情绪日益增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叶赛宁表现出同情农村的“农民倾向”。然而，革命毕竟使叶赛宁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诗人。《伊诺尼亚》（即《乐土》，1918）一诗的主题很能说明问题：实实在在的人间的农民天堂取代了虚无缥缈的天上的基督天堂。用宗教象征和宗教词汇唱出新的、革命的内容，是叶赛宁创作思想上的一次大的飞跃。
以叶赛宁为代表的来自农村的诗人，其美学特点之一是不脱离现实主义，同时继承和发扬民间口头文学传统与古典文学传统，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虚无主义。叶赛宁直言不讳地指出，对文化“古老根基”进行辱骂的人自己却创造不出什么新东西，所以他们才叫嚷“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踩烂艺术的花朵……”<sup></sup>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诗人，叶赛宁是从人民生活的深处攀登到诗歌高峰的。梁赞的田野，农民们年复一年早起晚归不停耕作的土地，是叶赛宁度过童年的地方。家乡那优美、迷人的迷歇拉森林，美丽的奥卡河，遍地野花的平原都是叶赛宁抒情诗思的源泉。不过，“忧郁”似乎是他抒情的基调，他早期的诗就是如此。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他把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人性的极大灾难：横尸遍野，城市和农村在燃烧，道德根基在动摇，
就连亲密的朋友
也把我当长靴筒磨刀。
（1915）
叶赛宁诗歌的戏剧冲突首先是由于诗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所造成的，那是客观现实的一个方面。他创作的戏剧冲突是现实生活本身的深刻反映。叶赛宁的许多抒情诗，就实质来说，都是关于自己与历史、自己与时代的对话，真所谓既有“冷静头脑的记录”，又有“苦涩心灵的倾诉”（普希金诗句）。他所思考的常常是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生与死，革命与农民，俄罗斯历史，个人与全民的命运。就“吐露心曲”的坦诚程度来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能超过叶赛宁”（叶夫图申科语）。而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反映，叶赛宁同样是极其坦率地承认：
脸贴近脸
面容难辨，
大事远距离才看得见。
这是符合生活经验的真理。当时的“大事”就是“平静的海面已经沸腾”，而“航船面临着覆没的危险”。可是：
在宽阔的甲板上，
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跌倒，
没有呕吐也没有发出怨言？
这历史的象征意象使读者看到了人们抱怨、颓唐和沮丧的情绪。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抒情主人公说道：
当时，我本人就处在
这粗野的喧嚣声中，
尽管对职责十分清楚，
还是下到了大船的底舱，
为的是不看人们的呕吐。
（《致一位女子的信》，1924）
“这底舱便是俄罗斯的酒馆。”主人公仿佛抛开了世间的一切烦恼，狂饮一杯杯苦酒，“在纵酒烂醉中自我摧残”。
在20年代苏联困难时期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这一时代背景下，叶赛宁创作了一些反映颓唐情绪的诗篇。用诗人崔宾的话说，这些诗体现出叶赛宁的“诗意心灵”与“散文生活”的尖锐矛盾，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把叶赛宁称为“俄罗斯诗歌中最后一个伟大浪漫主义者”。叶赛宁敏锐地感觉到个人与社会的根本冲突：“我现在很是忧伤，历史正经历着一个扼杀活人个性的痛苦年代，正在进行着远非我所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对世世代代备受压迫的农民满怀同情使叶赛宁迷住了眼睛。要知道，叶赛宁经历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而又充满了艰难险阻的时代，他像许多人一样，也曾“晕过船”啊！
遵循生活的真理——这是叶赛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实质的创作原则。而反映生活的真理，在叶赛宁看来，就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金丝雀只重复别人的声音，
是个可笑而又可怜的小铃铛。
世界需要风格独特的诗章，
哪怕唱得跟蛙鸣一样。
（《做一个诗人……》，1925）
同样，叶赛宁的创作立场和美学观点反映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在他生前的最后两年，也曾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把文学创作之笔当作革命斗争的武器：
理想的时代必将到来！
我们并非枉然地
守住了我们的武器：
有的人拿起战斗的笔。
（《给母亲的回信》，1924）
这种立场和观点是他从国外归来之后产生的。当时，叶赛宁面前出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变“老牛破车”式的俄罗斯为“钢铁般坚强”的祖国，他的创作也因此而具有了新的美学激情。如果说叶赛宁曾经有过这样的思想：
我把整个心灵都献给十月和五月，
唯独把心爱的诗琴留给自己。
那么在《苏维埃俄罗斯》（1924）——一诗中却以这样的诗行结尾：
我将以诗人的整个身心
去赞美和歌唱
这六分之一的大地——
它的简称就叫“露西”。
叶赛宁的诗大多是写抒情主人公“我”的情怀，其炽烈激情属于浪漫主义诗人所固有的。然而诗人又时刻不忘客观世界，不忘“生活”，从而使诗中感情与内容相融，主客观统一，抒情与叙事浑然一体。这里所说的“生活”，即客观现实，而艺术则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二是主观意识的体现。也就是说，艺术（我们这里具体说的是诗歌）乃主客观的统一，有机的结合，亦即主观内心经历与客观真理、逻辑的相容和升华。这一切，在叶赛宁笔下，都是通过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实质的诗歌意象体现出来的，就是说，诗人笔下的意象，是诗化了的现实本身，而并非直接描写的现实。
叶赛宁的诗虽然多半以农村为题材，但他并非属于纯粹的“农民诗人”，因为农村题材并不是他的惟一题材，况且对叶赛宁来说，农村也不无弊端。叶赛宁不论抒写旧俄罗斯还是苏维埃俄罗斯，他都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诚然，20年代的叶赛宁曾担心城市的发展将破坏农村和大自然的美，个别诗里流露出反都市主义情绪（如《神秘的世界，我的古老的世界……》1922），但是应当指出，“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这种现实的矛盾之感，当时并不只是出现在叶赛宁的诗里，而且在其他不同流派诗人的作品里，甚至在个别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的作品里也屡见不鲜。如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盖拉西莫夫、基利洛夫等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的作品里就常常流露出对失去了的农村的美的留恋和叹息。叶赛宁在国外旅行期间曾赞美过城市的工业发展，看到了“铁和电气”，但与此同时他又鞭挞大工业带来的空气污染和“每个人鼻孔里的一吨半污垢”。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叶赛宁亦看到了大自然风光将遭到破坏的未来。因此他在诗中歌颂农村美景，抒发了对大自然美的向往和留恋，便不是不可理解的。真正的诗人同时也是预言家，他站得高、看得远。今天随着工业的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大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这一实际情况恰恰证明了叶赛宁当年的预见性。
十月革命后，叶赛宁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轨迹，基本上是沿着这样一条美学思想观点的变化而发展的：从建立“农民天堂”这种乌托邦式的朴素思想到共产主义信仰的确立。后者体现在描写俄罗斯农村革命斗争现实的长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里。长诗以农村革命斗争和抒情主人公富有浪漫色彩的恋爱两条线索相交织为结构特点，既集中凸现了农村的生活真实，又深掘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正因为如此，叶赛宁才把《安娜·斯涅金娜》叫做抒情史诗。这部作品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俄罗斯农村的“十月革命”。赤贫如洗的农民自发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冲进地主的庄园，把地主扫地出门——这就是长诗《安娜·斯涅金娜》故事情节的原始素材，反映了当时俄罗斯农村的革命现实。反之，他的长诗及其诗歌美学就是伟大转折时期革命现实的产物。诗中突出了有关列宁及其革命思想和宏伟事业的本质问题：
“请你说说
列宁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回答说：
“他就是你们。”
这里表明了革命领袖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真正联系，这一诗歌思想会使我们立即联想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行：
党和列宁
是一对
双生兄弟。
在历史母亲的眼中
哪一个
更为贵重？
我们说
“列宁”
指的就是
党，
我们说
“党”
指的就是列宁。
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抒情，构成了长诗《安娜·斯涅金娜》的现实主义精神。1916年叶赛宁曾被征入伍，而二月革命以后他便逃离了前线。这段历史，诗人在《安娜·斯涅金娜》中是如此抒写的：
战争螫伤了我的心灵，
一心为了他人的利益，
我对准同类的躯体开枪，
用胸膛冲向自己的兄弟。
我明白了自己当了玩偶，
商人和显贵在后方享受，
我便毅然辞别了大炮，
决定只用诗歌去战斗。
我把步枪丢在了一边……
这无疑是诗人政治上的正确选择。而情感领域里，抒情主人公与地主小姐安娜·斯涅金娜的恋爱，在革命斗争异常激烈的年代是注定成为悲剧式的：爱情无法跨越阶级的鸿沟。然而，爱情有时是无法解释的，对坠入情网的青年男女来说，这种感情往往是“割不断，理还乱”的。安娜被阶级斗争的热浪冲到了大洋彼岸。但在异国土地上生活了七年，她依然抑制不住对心上人的恋情。而且，这情感还渐渐变得更为纯洁、崇高：
我常常到码头上去，
在一艘艘轮船中间寻觅
和注视那颇有威力的
苏维埃红旗，可内心
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恐惧。
我的路已清晰可见……
您还像过去那么可爱，
如同祖国，如同春天……这是女主人公对恋人和祖国的爱的升华！这种苦恋本身就蕴含着现实主义悲剧的艺术美。
综观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可以明显看出诗人在艺术上的追求与探索。然而，他首先是一个注重思想内容、社会目的明确的现实主义诗人。即使在仿佛信手拈来的素材里，我们也能看出叶赛宁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叶赛宁曾在诗中写道：“我歌唱客人，歌唱你，也歌唱火炉、庭院、公鸡……”，“我要用诗歌的语言，赞美那平坦的垄田……”农村、大自然、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叶赛宁抒情诗的创作素材。叶赛宁的诗歌创作，他描画的“第二自然”、“第二现实”，有时甚至超越了“写实主义”巨匠的成就。然而，与写实主义艺术家不同的是，叶赛宁的作品里又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炽烈激情。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叶赛宁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基础和独特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不过，任何伟大的诗人都是凡人而不是神。任何以情感真实为创作原则的诗人的笔下，都可能出现好诗和坏诗，叶赛宁自然也不例外。读者不应以无限的敬意去把自己所喜爱的诗人尊崇为神，也勿需拿坏诗去否定自己所不喜欢的诗人。重要的是，时间是最公正的艺术鉴赏家，它总是让最珍贵的诗歌作品世世代代流传下去，让坏诗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