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抒写大自然的风景诗中，许多诗人都基于深刻的现实感受与观察，对生活做出了艺术概括。在风景作为形式、心灵作为内容的许多作品中，读者不仅看到抒情主人公对大自然的柔情、挚爱和眷恋，而且还能发现其精神上的追求与探索，找到它们与叶赛宁风景抒情诗的共性。诗人尼·多里佐说，叶赛宁不仅进入了俄罗斯文学，而且进入了俄罗斯风景，构成了俄罗斯风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同河边的垂柳，如同草原上的庄稼，如同俄罗斯美人儿白桦。近年来，青年诗人们常常效法叶赛宁，把自己的感情融会在大自然的景色里，从切身的感受和生活体验出发，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风景抒情诗。它们有的热情奔放，有的缠绵悱恻，大多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明显具有叶赛宁风景抒情诗的风格与格调。
4故乡、祖国、时代形象的嬗变
从20年代以来，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苏联诗歌领域里，就对故乡挚爱的深度来说，恐怕迄今还没有人能够与叶赛宁相比。叶赛宁把对故乡的挚爱、眷恋上升为对祖国的爱，对美好时代的憧憬。他曾明确说过，对祖国的爱构成了他全部诗歌创作的基调。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在后来者的诗歌作品中，故乡、祖国的形象，与叶赛宁的诗相比，却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又很难加以比较和判断高低。不过两者的继承关系以及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还是十分明显的。
叶赛宁以故乡为题材的诗，抒发的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和沉静的爱。诗人没有苦心孤诣地在艺术形式上标新立异，而是以其对故乡、土地、人民与祖国的挚爱感情去充实作品的内容。起初，“公路”、“电线杆”对农民的“侵入”曾引起他的反感。后来，在理性方面他赞成“铁蹄钢马”（火车），但在感情上却真心爱着“红鬃马驹”，同情它徒劳无望的“追赶”。作为一个诗人，他把整个赤子之心和全部的爱都交给了故乡与祖国。他爱的是宁静的农村，而不是繁华的城市；他眷恋的是祖国，而不是异邦，尽管祖国还很贫穷落后。组诗《波斯抒情》就是叶赛宁以眷恋故乡、热爱祖国为背景的优秀爱情抒情诗，它使当代苏联诗人在艺术上得到不少启示，把爱情题材的抒情诗推向了更高的境界和更深的层次。例如，拉苏尔·加姆扎托夫巧妙地用时针和分针的相聚相分比喻男女爱情的忠贞：相聚意味着一个里程的终点，相分乃前进道路上的起点；始终在同一条轨道上，周而复始，不断前进。这类把热情和冷静、欢娱和忧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有象征又富于隐喻，既有抽象感又有运动美的诗篇，是颇具哲理和耐人寻味的。青年诗人们还具体地从叶赛宁那里借鉴了“故乡乃不朽之象征”这一诗歌形象。阿·日古林、弗·崔宾笔下都有许多这类优秀作品。
在亚·普罗科菲耶夫的诗歌创作中，故乡与祖国乃是基本主题。诗人早在30年代就以歌颂故乡拉多加湖畔的美好风光而闻名，50和60年代又以突出俄罗斯的雄伟、庄严和永葆青春活力的象征形象而受到人们的称赞与敬佩。<sup></sup>普罗科菲耶夫在新的时代背景上充实和丰富了叶赛宁式的故乡与祖国形象。
对祖国的爱和对时代的沉思，曾使叶赛宁深入地思考革命、领袖和党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是较早地采用“大地的船长”和“舵手”这样的形象比喻的诗人之一，在他的笔下，革命领袖列宁未被神化，他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而是革命这艘“航船”的“船长”，全体党员则是“水手”。正是这样一艘历史航船在“舵手”列宁的指引下驶向了人类从未发现过的“新大陆”——共产主义。诗人在这首具有总体象征意义的诗作里，思索的是祖国、前途、人生和命运，诗的形象、意境和氛围都紧密地和时代精神相融合。诗人站在时代的峰峦上，俯瞰人类历史的发展，结果，眼前呈现出一个既形象而又具有概括意义的宏伟意象：历史的航船。诗的旋律开阔舒展，表现了颇有时空幅度的革命内容。
思念故乡与思念母亲的统一，母亲形象与祖国形象的一致，也是叶赛宁的诗歌特点之一。《母亲的来信》（1924）表达了一个普通农妇对远方游子的绵长思念，对游子困厄命运的担忧。《茫茫的原野，淡淡的月光……》（1925）一诗则表达了一个由衷盼望祖国繁荣富强的赤子之心愿。
任凭风雪交加，雷雨不停，
我也要谛听那马达的轰鸣，
如今我怎么也不希望
听那老牛破车的吱呀歌声。在叶赛宁这首诗的画面中，沁透在阴郁色调中的悲哀和忧伤，正体现出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思考。长诗《安娜·斯涅金娜》（1925），则通过主人公内心活动的展示，表现了规模宏大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又具有史诗性质，体现出时代的戏剧性矛盾和个人生活的主要冲突，把历史的进程与个人生活的进程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在这首长诗中，叶赛宁叙述了不可思议的、但却是伟大的时代的真实。
如同当年叶赛宁那样，对故乡、对祖国的爱，仿佛促使当代苏联诗人去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雅·斯麦利亚科夫在获国家奖金的诗集《俄罗斯的一天》（1966）的开头，便以《历史》这一纲领性的诗篇宣称：
我就像一个穿短袄的孩子，
亲爱的露西，紧紧地抓住你，
仿佛紧紧抓住祖母的裙裾，
匆匆地跑着，常常跌倒在地。
时代在飞速前进，大地上的一切都日新月异。中小城市的许多古老建筑物也相继被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所代替，不少破旧不堪的古迹被拆除殆尽。而这就导致了一些抒情诗人的感伤，产生出缅怀往昔辉煌文化的战况，追念倒下的“柱头雕石”一类的“怀旧”诗。有的批评家认为这反映了某些诗人的“复古”情绪和“美化”历史陈迹的倾向。与此同时，诗歌中也出现了不少“城乡对立”的诗篇，如奥·德米特里耶夫的《从座座大城市》（1973）：
噪音踏着铁脚，
从座座大城市
走向田野和花园的深处，
在馥郁的草垛里休息。
都市的群魔
沿着不锈钢天线跑过，
密林深处的鸟儿
缄默，惊愕。
噪音搅扰了人们的睡梦，
有人对刽子手怒气冲冲：
“我——一个有耳朵的人，
我要安宁，安宁！”
……
此外，在70年代以来的苏联诗歌中凡是涉及到农村题材，大多数作品都渗透着作者怀念故乡的“思乡”情绪，仿佛童年、农村、大自然时刻都在呼唤着诗人们“返回故乡”，去造访久违的故土，去做当年叶赛宁式的、反映新与旧的思想矛盾的“故乡行”。这些诗人当中包括彼列德列耶夫、科罗塔耶夫、普里麦罗夫、崔宾、戈沃罗夫、库尼亚耶夫……鲁勃佐夫的《我宁静的故乡》可谓典型的叶赛宁式的抒情诗：在舒缓、平静的描述中渗透着锐利的内心激动和刺痛。诗人来到在战争与饥饿年代死去的母亲安息的地方，周围的一切，包括小河、柳树、田野、山冈、陌生的农人，都在他内心里直接与母亲的形象联系了起来，甚至融为一体：母亲成为大地，大地成为母亲。“游子”归来跪倒在大地母亲面前……而当他再离去的时候，那雾茫茫的小河就在他背后不停地奔流：小河有情，恋着亲人，终生为侣，故乡的“农舍”，甚至“乌云”以及即将来临的“雷鸣”都会永远跟他联系在一起，在他内心燃起“火热的深情”。鲁勃佐夫的大部分诗篇，仿佛都是关于故乡和祖国母亲的叙事诗。当代的许多苏联诗人都抒写了自己对祖国的爱，抒写了自己在祖国面前所负有的责任感，而这种赤子之情正是产生自诗人们“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农村。在对故乡与祖国感情上的一致、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对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例如，叶夫图申科的长诗《妈妈与中子弹》（1982）和《禁忌》（1985）就仿佛是从太空的高度俯瞰祖国、人类的命运，从宇宙的角度观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代。这些诗人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展现出当代社会心灵的律动。
5人道主义精神的深化
无论诗歌研究者，无论读者，都十分看重叶赛宁的《你不爱我也不怜悯我……》（1925）这首诗：
你不爱我也不怜悯我，
莫非我不够英俊
你的手搭在我的肩上，
情欲使你茫然失神。
年轻多情的姑娘，对你
我既不鲁莽也不温存。
请告诉我，你喜欢过多少人？
记得多少人的手臂？多少人的嘴唇？
我知道，那些已成为过眼云烟，
他们没有触及过你的火焰，
你坐过许多人的膝头，
如今竟在我的身边。
你尽管眯起眼睛，
去思念那一位情人，
须知我也沉浸在回忆里，
对你的爱并不算深。
不要把我们的关系视为命运，
它只不过是感情的冲动，
似我们这种萍水相逢，
微微一笑就各奔前程。
诚然，你将走自己的路，
消磨没有欢乐的时辰，
只是不要挑逗天真无邪的童男，
只是不要撩拨他们的春心。
当你同别人在小巷里逗留，
倾吐着甜蜜的话语，
也许我也会在那儿漫步，
重又与你街头相遇。
你会偎依着别人的肩头，
脸儿微微地倾在一旁，
你会小声对我说：“晚上好！”
我回答说：“晚上好，姑娘。”
什么也引不起心的不安，
什么也唤不醒心的激动，
爱情不可能去了又来，
灰烬不会再烈火熊熊。
（1925）
诗如其人。叶赛宁的抒情诗素有清新自然、飘逸潇洒的特色，在这首抒情诗中，读者也能体会到他那特有的风格。乍看起来，此诗不过是写诗人的一段浪漫小史，流露出逢场作戏乃至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其实不然。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对青年男女，诗人采用的是互为衬托、相辅相成的艺术手法。通篇虽然只写男主人公的“问话”、“猜测”、“规劝”、“想象”和“沉思”，对女主人公正面不着一笔，但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和心态都跃然纸上。其中女主人公的“醉”更加衬托出男主人公的“醒”。
此诗既有抒情主人公自我解嘲的苦涩情调，又渗透着他对身不由己的风流女子的怜悯、同情和难言的感喟。抒情主人公面对沉湎于放纵生活的女郎，并不试图扮演拯救其人的正人君子角色，而是旨在拯救其灵魂，发出足以触动其心灵深处的规劝：
只是不要挑逗天真无邪的童男，
只是不要撩拨他们的春心。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身处任何境况之中其心亦善！
不难看出，此诗的最后一节是抒情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流露出极度低沉的思想情绪：即使怀抱着一个“萍水相逢”而又自愿委身的美女，也排遣不了心头的郁闷。诗人写出这首诗之后，没有几个月便在列宁格勒的一家旅馆里留下一首血写的绝命诗而寻了短见。
从诗歌技巧来说，这首诗无疑达到了凝炼集中、玲珑剔透的艺术高度。诗人用“爱情不可能去了又来，灰烬不会再烈火熊熊”这样强烈对照而又比喻贴切的奇警诗句收煞，既引人注目，又发人深思。
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会无形中贯穿着歌颂真善美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叶赛宁的诗歌作品里，几乎处处都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芒。在《母牛》、《狗之歌》、《寒冬在歌咏》等诗里，诗人通过意象中的浪漫奇迹，寄托了自己对抒写对象的无限同情和惆怅，传达出崇高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在叶赛宁笔下，自然界的一切都富有生命和人性，不论花朵还是夜空，都成为抒情主人公的交谈者。在他的诗中朝霞变成了小猫；心爱姑娘的手臂变成了天鹅；明月变成了马驹；露水晶莹的花草树木也都说起了话，而诗人的声音同它们的声音融会在一起，和谐共鸣。维·鲍科夫写道：“叶赛宁是俄罗斯无比湛蓝的天空之下的一棵嫩绿的小草，它既纤弱又坚强……叶赛宁是伟大的爱，这爱能够创造出人间的一切奇迹。”叶赛宁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诗，能够启迪人的思想，焕发人的真善美的情感。而这样的诗永远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任何时代都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当代苏联诗人继承和发扬了叶赛宁诗歌的这一传统，使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不少诗人都尖锐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为尊重人、关心人、同情人而呼吁，为他人分忧，为他人感受痛苦。在这些诗人看来，“没有所谓别人的痛苦”（吉洪诺夫），“没有所谓不幸的爱情”（德鲁尼娜），“这个星球上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分心”、“幸福的人为他分忧”（维诺库罗夫），“哪怕是用话语去减轻人们的痛苦！”（库列绍夫），“用自己的胸膛保护他人——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性的使命”（塔季扬尼契娃），“别人建的房屋，我不住；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的幸福，我不要。”（成吉兹·阿吉佐夫）等等。诗人阿里姆·凯肖科夫在《小溪》一诗中表达了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为他人分忧的良好愿望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尚作为：
我不是狂风与暴雨的主宰，
在幸福与灾难面前我无能为力，
唯独在他人痛苦泪水的源头，
我能够用自己的水将它们洗去。
从广义上说，这种细微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按照叶赛宁诗歌的抒情基调发展开来的。如果说在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这种痛苦的感受变为一种行动，即改造旧的、创造新的，为实现未来的幸福而斗争的话，那么在叶赛宁及其当代的继承人那里，这种为别人分忧的痛苦感受，则贯穿着一种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人道主义。对人的爱，对自己人民的痛苦与不幸的深切同情，对人、人性和未来的信念，乃是俄罗斯民主主义诗歌人道主义精神的真谛。而当代的一些有世界性影响的苏联诗人已通过继承和发扬叶赛宁诗歌的人道主义倾向，从最崇高的意义上来理解人道主义，把关注全人类的命运和未来视为己任了。大自战争与和平、生态的平衡，小自鸟儿的悲鸣、小草的枯荣，都会引起他们对整个地球和时代的忧虑与不安，如对避免热核战争灾难的人道与理智的赞颂，便体现出更高层次的人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