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诗坛上，可以说，叶赛宁是普希金之后最受读者喜爱和崇拜的诗人之一。前苏联先后为他诞辰70、80、90周年举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诗人的家乡康斯坦丁诺沃村整个被俄罗斯联邦划为国家级“文学保护区”，而“保护区”的重点自然是“叶赛宁文学博物馆”。在现今的俄罗斯，叶赛宁的肖像被印在邮票上和中学、大学课本里，刻在浮雕和版画上，而他的作品，已被印成六卷本广泛发行了。至于叶赛宁的一生和诗人形象，在纪录影片《谢尔盖·叶赛宁》（苏联中央纪录影片制片厂，1965）、故事影片《歌唱吧，诗人……》（莫斯科电影制片厂，1971）、大型声乐交响诗《怀念叶赛宁》（格·斯维里多夫作曲，1971）和传记小说《谢尔盖·叶赛宁》（阿·安德列耶夫著，1973）等许多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再现。初步统计，以叶赛宁为题材创作的诗歌近700首；以叶赛宁生活片断为情节创作的散文作品有50余部；根据叶赛宁的诗歌作品谱成的抒情歌曲和其他音乐作品有500余首，叶赛宁的诗，不仅抒写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如批评家梅特钦科所说，乃是“别具特色的抒情日记”，同时也体现出伟大转折的时代，即暴风雨般的革命时代及这一时代所引起的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叶赛宁被视为“颓废诗人”的典型，他的作品被打入冷宫。直到50年代末诗人才被恢复名誉，其闪烁异彩的诗作使人们相信他是“真正苏维埃诗歌艺术的代表”（诗人阿谢耶夫语）。此后兴起的“叶赛宁热”一直持续到今天。诗人的各种选集尽管一版再版，但仍供不应求。有的叶赛宁诗集，如同普希金的作品，一印就是上百万册，而且当即销售一空。这种现象的本身也可以证明叶赛宁的诗歌地位，怪不得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说：“美利坚的强大在于电脑，俄罗斯的强大在于读者。”
叶赛宁的诗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苏联诗人，许多青年诗人从他的诗歌中汲取营养，受到启迪，从而形成了七八十年代颇具影响的“悄声细语”派诗风。这种诗风至今不衰，在俄罗斯诗坛上仍保持着旺盛的势头。
叶赛宁的诗歌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各种外文译本已有几十种流传于世界各国。前南斯拉夫出版了两套不同版本的叶赛宁诗歌全集。早在诗人生前，欧洲的一些国家就翻译介绍了叶赛宁的诗歌作品，例如英国和意大利，分别于1922、1923年首次翻译介绍了叶赛宁的诗。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翻译与介绍同时进行，我国则是先介绍诗人后翻译其作品。中国读者第一次听到叶赛宁的名字是通过愈之先生于1922年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的文章《俄国新文学的一斑》（《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册）。愈之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了叶赛宁的诗剧《普加乔夫》的革命现实意义。从时间上看，这与最早介绍叶赛宁的欧洲国家是同步的。日本于1923年翻译出版了叶赛宁诗选的单行本。有迹象表明，当年鲁迅先生就是依据日文译本了解叶赛宁的。此后，1927—1930年间，鲁迅先生曾在《革命文学》等文章和讲话中多次评介过叶赛宁。然而，鲁迅先生首先注重的是诗人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对仅仅是革命“同路人”的叶赛宁评价较低，指出他在革命现实面前的思想矛盾。联系到当时的革命现实，可想而知，鲁迅所推崇的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因而叶赛宁的“纯”抒情只会引起鲁迅先生的遗憾。解放后，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界的影响，叶赛宁在我国某些人的眼里，乃是“脱离革命”的诗人。直到80年代初还有人在文章中把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对立起来，称其为“反革命”诗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和悲剧！叶赛宁所处的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急剧转折的时代。伟大的俄罗斯人民通过革命进军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这个时代是严峻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远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诗人都能在这一革命航船上站稳脚跟。但从历史的“远距离”来看，叶赛宁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应当说，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也深受西方诗歌其中包括俄罗斯诗歌的影响。从审美趣味来看，我国广大读者是喜爱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诗歌珍品的。而如果让一位诗歌爱好者列举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外国诗人的名字时，那么，即使是在今天，他所举出的三个当中恐怕至少会有一位是俄罗斯诗人。俄罗斯诗歌如此深入我国读者之心，是与本世纪以来我国几代人在翻译介绍方面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继愈之先生介绍叶赛宁之后，我国革命诗人蒋光慈于1928年翻译了叶赛宁的诗《新的露西》，同时还撰写了连载文章《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其中包括与译诗一起发表的叶赛宁专论（《创造月刊》第1卷第8册）。此文在阐述“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的背景上，全面评价了叶赛宁的诗歌创作，对中国读者深入了解叶赛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蒋光慈还把《新的露西》一诗的译文收入自己的诗集《乡情集》，于1930年由北新书局出版。李一氓先生则翻译了叶赛宁的“变形”一诗，收在郭沫若编译的《新俄诗选》里，于192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新俄诗选》的附录中，李一氓和郭沫若先生写道：“在青年诗人中，他（叶赛宁）是最有天才的一个。”30年代，戴望舒先生曾翻译过叶赛宁的组诗《母牛》、《启程》、《安息祈祷》、《最后的弥撒》、《如果你饥饿》，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新诗》杂志1937年第4期上。40年代，戈宝权先生曾翻译过叶赛宁的组诗《已经是夜晚啦》、《细雪》、《喂，你，我亲爱的俄罗斯》、《我又重新在这儿，在亲爱的家庭里》、《明天早一点唤醒我吧》、《我离开了亲爱的家园》、《在窗子上面是月亮》、《你听见吗——飞过了一辆雪橇》、《天蓝色的短衫》、《风雪在狂烈地飞旋》），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杂志1947年第8—9期上。同期《苏联文艺》杂志还刊载了叶赛宁的《自传》（葆荃译）和斯·曼宁撰写的文章《叶赛宁的悲剧》（施蛰存译）。50年代后半期，孙玮先生翻译过叶赛宁的《大地的船长》和《关于二十六个人的故事》，发表在《译文》杂志1957年11期上。这就是中国早期翻译和介绍叶赛宁诗歌作品的四个阶段性的过程。此后便是20年的“空白”。